陈立夫，名祖燕，字立夫，以字行，浙江吴兴人，1900年8月21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廿七日)生。陈家原为吴兴世族，后家道中落，改经商。父亲陈其业，字勤士，清末府学廪生，授业乡里，后任国民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商联会常务理事等职。陈其美(英士)、陈其采(蔼士)为其二叔、三叔;陈果夫(名祖焘)为其兄长。

陈立夫幼年受父亲启蒙，七岁入塾，读小学、《幼学琼林》及“四书”、“五经”，天资聪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1914年到上海考入路矿学堂中学部，有志于工矿开采;1917年以第一名毕业后，考取北洋大学采矿科，负笈北上，刻苦攻读，学业优秀。1923年赴美留学，入匹茨堡大学，一年即以论文《如何使中国工业化》获采矿学硕士学位。他先后在烟煤层厚薄不同的三个矿区实习，再去斯克拉顿做矿工。他读了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在旧金山加入了国民党。

1925年底陈立夫自美回国，应山东中兴煤矿公司之聘，拟赴鲁出任采矿工程师;但被蒋介石电召至广州，要他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在广州的东山公馆处理机要。陈立夫对于与二叔陈其美以昆仲相称的蒋介石难以违抗，乃勉强留粤。其时蒋介石处理廖案和东征奏捷后，已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但他与汪精卫、苏联顾问及中共人士之间的龃龉日增。1926年3月中旬，蒋介石猜疑苏联顾问的某些举措，打算用以退为进的办法，出国去苏考察，要陈立夫同行。在赴长堤码头的途中，陈说：“校长，我们为什么要走?我们有军权在手，可以干啊!”蒋采纳此议，返回东山公馆，决意“干了!”^[1]陈立即与蒋精心策划“中山舰事件”，排挤了汪精卫，打击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为后来蒋介石独揽党政军大权打开了通道。

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骨干，其聪敏机灵深获蒋之赞许。1926年7月蒋任北伐军总司令，陈被任命为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未及半年又升任秘书处代处长。他不仅精心处理总司令部内外事宜，还组织机要科人员潜心研究敌方密电码而破译成功，同时自编密码，使他人无法破译，被蒋夸奖为“等于十万大军”^[2]。在蒋介石授意下，陈立夫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代部长的陈果夫把党务调查科改变成为一个专事研究和对付共产党活动的特务机构，以陈立夫为主任，为蒋介石“清党”反共效力。后将该科交其表弟徐恩曾掌管，但仍负主管之责。1935年5月，他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统辖国民党系统和军队系统的特务活动，权势更大。

蒋介石攫取国民党军政大权后，面临各个派系的争斗和倾轧，虽有黄埔系在手，但在国民党内和政界还缺乏一支听命于己的力量，以至于1927年8月在桂系和汪精卫的逼迫下被迫下野。他懊丧之余，授意陈果夫、陈立夫把原先在广州建立的“浙江革命同志会”扩大改组为“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联络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党政机构的亲信部属，逐渐形成以二陈为首的CC系^[3]。后来他们还秘密组织起了“青天白日团”和“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以“永远拥护蒋介石为领袖”的信徒为成员，成了CC系的实体组织。他们在“党员登记”和“整理”中央党部及地方各级党部中，大量派出和重用CC系的亲信力量，逐步控制了国民党的党务大权，使得蒋介石能够在1929年3月一手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并操纵中央执、监委员的选举。

1929年，二十九岁的陈立夫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旋又任中政会委员兼秘书长。在这个“以党治国”的最高决策机构中，陈为蒋襄赞党国军政大计，还经常“列席”中政会下设之军政、内政、财政、经济、教育、外交等专门委员会的会议，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承上启下，权势显赫。他与担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的陈果夫共同直接控制党务，因此国民党内外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陈立夫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后，于1932年起继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着力于国民党组织的扩展，自称在1930年6月至1945年4月的15年间，“协助扩大征求党员至五百余万人”^[4];同时进一步发展CC系势力，加强对全国党务系统和教育、文化系统的控制，并向政府机关和警务、司法界扩张。在1935年11月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CC系控制中央执监委员的选举达到巅峰，陈立夫的选票比蒋介石还多了四票;陈为此十分窘迫，仓皇之中在统计票数的黑板上擦去了一个正字，以比蒋少一票过场。“权重震主”，后经多人向蒋说项转寰，陈虽被选为中常委，但没有再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和秘书长的要职。

陈立夫在为蒋介石重用于中央党部担任要职近十年间，仍向往用其所学，在经济建设方面一展才华，曾于1928年兼任全国建设委员会常委及秘书长，谋划良多;以后终因党务繁重，无力兼顾而辞去经济委员会职务。但他认为自己“既无机会开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5]，先于1928年在南京发起创办《京报》，一年半后又创办《时事日报》，后又与陈果夫创办一份《政治评论》月刊，以倡导“一个主义、一个组织、一个领袖”为宗旨。1930年，他又联络友好开办正中书局“为本党宣传主义”，任董事长达20年。他对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古籍也兴致甚浓，研读《易经》后提出“唯生论”，谓宇宙内一切生命的生存条件有四：物质、精神、时间、空间，“生”是宇宙的本体，“生生不已”又是“生生不灭”^[6]，人类之求共生共存共进化是历史的根本原动力。他自称“唯生论”超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上，先后写出《唯生论》和《生之原理》两书出版。

陈立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我国的侵略深为忧虑，认为中日之战不可幸免，于1935年间几次向蒋介石建言：应与中共接触，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致利用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扩展。1935年12月，陈奉蒋之命，化名李融清秘密赴苏谈判，先至马赛再抵柏林;但随后蒋又认为时机未到，命陈自德回国。1936年3月，陈在南京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Dmitri Vasilievitch Bogomoloff)秘密谈判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事，得到苏方“决不帮助中共”^[7]的保证，即与蒋介石商议“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8]。他秉承蒋的意旨，交给当时担任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负责打通与中共的关系。5月，他向曾口授了与中共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四)共方可以选择一个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9]。陈布置曾养甫在同中共北平市委和中共长江局代表分别接触的同时，还与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潘汉年建立了联系。经过几个月的磋商，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秘密会见潘汉年，对于中共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代表蒋介石答复说：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回国再按才录用。后来陈与潘又进行两次谈判，答应红军人数由3000改为30000，但坚持一种收编招降的立场和态度。西安事变爆发后，陈于次日要求潘汉年致电共产国际斯大林，促请中共协助释蒋。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直接主持与中共周恩来进行谈判，陈立夫参与幕后谋划。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立夫表示了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对中外记者说：“民心之向背，才是决定胜负之重要因素”;“我们鉴于士气民意之旺盛，全国上下一心一德，才有此坚决之信心，抗战到底，不到胜利不止。”^[10]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负责民众动员和组训;并兼军事工程团团长。

1938年1月起，陈立夫任教育部长达七年之久，主持战时教育事业的维持和发展。他担任部长后，每天上班在先，下班在后，兢兢业业，勤勉处事。他主持拟订《战时教育纲要》及实施要点，作为该部各司工作的大纲，各负其责。当时大量青年学生投奔抗日根据地，为了与中共争夺青年，他组织教育部人员将愿意从军抗日的流亡师生送至军校或军训班，将年幼及愿继续上学者安置入学并供给生活费。他推动各大学在后方单独或联合复校，使大学生可以各回原校;在后方城镇建立一批国立中学及教师服务团，设立贷金制用于衣食住读，以保证十余万师生能继续学业，俾使教育事业不因战争而中辍。为推动教育事业纳入正规，陈邀请教育专家拟订了全国统一的大学课程标准，并创议实行全国分区举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以改变过去各大专学校课程设置不一、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接着，他又组织专家学者对中学课程的教学课目、时数和课程标准作了统一修订和规定。他还推动建立国民教育制度，在各地增设国民中学及中心国民学校，于1944年公布了《国民学校法》。

1944年11月，陈立夫再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负责筹备已有十年未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凭借根基深厚的CC系，陈力图控制选举，但是遭到三青团系、黄埔系等诸多派系的攻击和抵制，闹得不可开交，后在蒋介石的干预下，大会才开了下来。陈在这次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常委。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确定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集合各党派人士共商国是。陈立夫不以为然，认为：“凡一会议多数通过，而参与者不服从多数而拒绝执行之，此种会议有何意义?”^[11]后经蒋说服，才勉强作为国民党八代表之一参加政协会议。他认为国共两党难以合作，认为美国派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来调停国共之间的矛盾也是徒劳无益的。

其时，蒋经国主持的三青团，在蒋介石的默许下，有制约、监督甚至改造、替代国民党之势，在1946年9月于庐山举行的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出现了“三青团独立组党”的呼声。陈立夫闻讯后，星夜兼程赶上庐山，向蒋介石进谏力加阻止。1947年2月，陈被蒋任命为中央组织党团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受命调整党团双方的关系。但在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过程中，党团两方激烈争斗，加剧了对立之势。蒋介石于无奈之中决定实行党团合并，结果名曰统一实则内部争斗更加激烈，陈立夫与蒋经国的矛盾日深。

嗣后，陈立夫重任中政会秘书长，又兼经济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虽全力以赴，但无补于蒋介石发动内战造成的困顿之局。1948年5月任立法院副院长，年末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但对濒于崩溃的国民党统治更无回天之术。

陈立夫于1949年追随蒋介石撤往台湾后，支持蒋介石整顿党务、政务，重新出山主政。但蒋在“改造”国民党时，倚重陈诚、蒋经国等人，而把陈立夫排斥在“改造委员会”之外。陈于1950年8月离开台湾，旋去美国，在新泽西州林湖城定居，与友人合办了一个养鸡场;经营之余，潜心研读中国古籍，编成《四书道贯》在美国出版。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协助该校建立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直到1969年4月，在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再三劝说下，偕眷属回台湾定居，一再表示希望平平静静度过余年。他挂名“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等头衔，但表示自己“已不懂政治”^[12]。他读书自娱，一时热衷于中医药，对推动文化学术的发展也表现得颇为热心。研读古籍之余，又撰著出版《孟子之政治思想》、《人理学》、《国父道德言论类辑》、《儒家研究言论集》、《孟子之道德伦理思想》、《中国文化概论》等。晚年还撰著出版了回顾自己一生的《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成败之鉴》。

晚年的陈立夫虽然不再过问政治，但蒋介石还是给他“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虚衔，蒋经国及国民党的一些人也尊他为元老。两岸关系缓和以后，他对于海峡两岸文化、学术和民间来往的交流活动，表现得十分热心。他为早年与自己政见迥异的张西曼的家属题字云：“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忍小异而争大同则无争，无争则家和而事兴矣。”^[13]表达他捐弃前嫌、期盼“和平统一”的愿望。2002年2月8日，陈立夫病逝于台北。

[1]陈立夫:《北伐前余曾协助蒋公作了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决定》,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3期,第31页。
[2]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九十忆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
[3]陈立夫和陈果夫坚决否认有CC系,说这是“弄假成真不胫而走之称谓”。其实CC是一个有实体、有活动的庞大派系,为国民党内外所公认。参见柴夫编:《CC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4]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九十忆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
[5]陈立夫:《一个用非所学的采矿工程师的自述》,《传记文学》第26卷第6期,第7页。
[6]陈立夫:《唯生论》,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29页。
[7]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第45页。
[8]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第300页。
[9]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5页。谌当时任铁道部劳工科长,受曾养甫派遣,直接联系中共代表,并曾秘密去陕北,参与国共双方的谈判活动。
[10]《吴鼎昌回忆录》,台湾1969年版,第226—227页。
[11]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九十忆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
[12]孙彻:《蒋陈世家》,台湾群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页。
[13]《张西曼纪念文集》插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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