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今属厦门市)。父亲陈如松为南洋新加坡侨商。1882年陈嘉庚就学于家乡南轩私塾。1890年秋去新加坡随父习商。1892年经管其父所开设的顺安米号，任经理。1893年回到家乡完婚，次年在家从师补习。1895年再去新加坡主持顺安店务，其间营业有所发展，除营米业外，还兼营黄梨(即菠萝)罐头和房产业。1900年冬，为了母葬回集美，曾留厦门营建房屋。1903年7月再去新加坡时，顺安号等厂店因管理不善发生巨大亏损，不得不清理收束。

1904年春，陈嘉庚自立门户，先后在新加坡开设新利川和日新黄梨罐头厂、福山黄梨园和谦益米店。1905年秋增设日春黄梨罐头厂。1906年得知种植橡胶树可获厚利，就买了18万粒橡胶种子种在福山园，开始橡胶种植业。同年冬，与人合办恒美熟米厂，1908年改为独资经营。1911年在泰国设谦泰黄厂。次年秋回到集美创办海产罐头蚝厂失败，即与人在厦门伙设大同罐头厂。1913年秋，陈嘉庚复去新加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看到橡胶业和航运业利润丰厚，于1915年秋，一面将部分黄梨厂改作橡胶厂，一面租轮和购轮经营航运业，同时兼营白铁买卖，总计在大战时期的四五年内，获纯利达四百五十余万元之多^[1]。1919年到1922年间，陈嘉庚在南洋又增设橡胶厂十余处，并大规模地经营房地产业，在国内大城市则设立分店。1924年他扩充树胶制造厂，制造各种车胎、胶鞋、医生用具及各种日用品;又于马来亚及荷属印度各埠自设分店十余处。此外，还在国内厦门开办百货公司、酱油厂及同安、同溪、溪安等公路公司。从1922年到1925年间，陈氏的企业发展到顶峰。他把橡胶厂扩建到爪哇等地，有橡胶园和黄梨园一万五千英亩，各种工厂三十余所，国内外分店百余家，职工二万余人，拥有资产一千二百余万元，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资本家。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1931年橡胶价格一再下跌，由每担叻币二百多元猛跌至每担七八元。在这种情况之下，加以日货激烈竞争，陈嘉庚公司受到重大打击。1929年—1931年卖出橡胶园一万一千英亩，公司负债日多。银行团乘机以债权人资格派代表加入陈嘉庚公司，1931年8月他将陈嘉庚公司改组成有限股份公司。此时陈嘉庚的资产仅剩二百余万元充作股本。其后，又因英、美、日等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国内货币与新加坡货币之汇率，由1∶1顿成1.5∶1，致使国内数十家分店无法继续营业，1934年1月即相继收歇。此时，新加坡总公司的营业仍继续亏损，业务上则受到银行董事的无理干涉。对此，他宁愿歇业也不愿再受银行团的欺压，乃于2月21日宣告结束了陈嘉庚总公司。

陈嘉庚在经营工商企业的同时，还热心于教育文化事业。致力教育的动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旧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在眉睫，吾人若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余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2]。从1913年起，在集美、厦门、闽南、新加坡，先后创办和赞助了许多学校。

在集美，他创办的初级学校有：男女小学和幼儿园;中等学校有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和农林学校;高等学校有国学专门和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另外还有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医院、农林试验场和教育推广部等。

在厦门，于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闽南，他通过集美学校的教育推广部，从1924到1932年，倡办和补助了两所中学和七十多所小学。

在新加坡，先后创办了道南小学、南洋华侨中学、南洋师范及水产航海等校。

陈嘉庚把他个人的收入用于办学的约有一千万元之多，而自己一生却是生活朴素、自奉甚薄，即使在他的企业陷入困境时，也不愿停办学校。其后，企业失败闭歇，才迫不得已于1937年把厦大移交给当时的政府接办，但仍多方筹措经费维持集美各校。抗战胜利后，他筹款修复校舍。解放后，仍然继续关心集美和厦大的教学和建设。

陈嘉庚一向热爱祖国，曾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进步而不断奋斗。1910年春，目睹清政府腐败，毅然剪掉发辫，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新加坡闽侨举为福建保安会会长，募款支持闽省革命党人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24年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他在新加坡创办了《南洋商报》，唤起华侨投入反日运动。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时，他被新加坡华侨举为“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募款赈济受难同胞，积极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在新加坡华侨大会发出的通电中表示，“任何人应抱牺牲之决心，以与暴日抗”^[3]，激励华侨投入抗日爱国运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陈嘉庚于8月15日发动华侨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以进行持久和多量的筹款，支持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被举为该会主席。次年10月，南洋各地华侨爱国团体在新加坡举行“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又被举为主席。华侨总会在陈嘉庚领导下进行筹款，宣传抵制日货及动员华侨司机和机器工人回国服务，极大地推动了广大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1938年10月，当汪精卫发表卖国投降言论时，他紧急发电质问，痛斥汪精卫卖国求荣，是秦桧，并以参政员名义致电重庆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提出在“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卖国贼”的严正主张，他的这一提案获得参政会通过，表达出广大华侨反对投降、要求抗战到底的民族革命精神。1939年春，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他再次声讨汪的卖国行径，要求通缉汪精卫“以正国法”^[4]。

1940年是陈嘉庚政治上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此以前，他曾寄希望于那个标榜继承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南京蒋介石政府。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时，陈嘉庚曾为《南洋商报》手订规则，其中有“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的条文，并把它张贴在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办公处，以示拥护^[5]。其后，在国内发生的地方势力多次反蒋斗争中，他以“外侮日迫，万万不可内讧”^[6]为理由，劝阻他们不要反蒋。对于中国共产党，因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信疑参半而“难辨其黑白”。1940年3月，他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归国视察。此行先到重庆，经过亲身的观察，“见蒋介石狡诈独裁”，国民党统治集团“贪污专横，残民以逞”^[7]，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种种事实，开始认识到蒋介石的真面目。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拉他入国民党，予以拒绝。他鉴于“蒋介石处心积虑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国共摩擦似有剑拔弩张之势，故决意亲到延安考察中共情况”^[8]。5月，陈嘉庚不顾国民党的阻挠到达延安。在延安，他亲眼看到那里的军政人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民众辛苦合作，同仇敌忾”^[9]，又了解到八路军在敌后奋战的结果，“使敌人在华北势力，仅占交通线及若干大城市而已”^[10]。于是他开始认识到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公忠爱国”者，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才是真正“生聚教训，发愤图强”的场所，从而产生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思想^[11]。这次延安之行，使他转忧为喜，“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他“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12]。7月返回重庆，他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讲演“西北之观感”，如实讲述陕甘宁边区人民积极抗日，兴利除弊，实现民主化等种种事实，揭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这时国民党当局对陈嘉庚的言行极为不满，对他施展恐吓手段。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马，声称“陈嘉庚受了共产党的包围”。陈嘉庚对国民党的造谣恐吓全不理会，表示仍要说实话，“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13]。在他前往云、贵、桂、湘、闽等省视察时，蒋介石曾派国民党中央常委王泉笙以陪伴视察为名进行监视;当这个花招被识破遭到拒绝后，又命何应钦通令西南各省军政官员对陈暗中监视;并电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活动新加坡当局禁阻陈嘉庚回新加坡。之后还派其海外部长吴铁城去南洋破坏陈嘉庚的威信。陈嘉庚回新加坡后，和蒋介石的党徒高凌百、王泉笙、吴铁城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领导“南侨总会”团结广大华侨坚持民主和抗战、反对投降和独裁，积极推动南洋华侨抗日爱国运动前进。

1941年4月，为了反对国民党福建省当局的祸闽罪行^[14]，他领导福建华侨组织了“闽侨总会”，多次致电重庆参政会及蒋介石吁请改善闽政，撤惩祸闽魁首。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负责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总会”，发动新加坡华侨积极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时，他在爱国华侨的掩护下躲过了日军的搜捕，避居印度尼西亚爪哇泗水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在此期间，他写了《南侨回忆录》一书。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陈嘉庚听到蒋介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不得收缴敌军枪械的消息，无比气愤。9月，蒋介石采取政治欺骗手腕举行重庆谈判，他识破蒋介石的花招，认为革命人民与反动派“断无合作成功之可能”，争取民主只能靠流血斗争^[15]。

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国的援助下发动了全面内战。9月，陈嘉庚致电美总统及参众两院，要求美国迅速改变对华政策，停止援助贪污独裁的蒋政权，勿助长中国内战，撤退全部驻华美军。警告“如不停止援蒋”，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16]。并揭露“蒋政府独裁腐败，任用小人，致民生惨苦，……无改善希望”;而赞扬“延安政治实行民主化，已获多数民众拥护”，“任何外来金钱武器，不能消灭”^[17]。对此，国民党则利用其在南洋各地控制的报刊、商会和会馆向陈嘉庚进行百般攻击。为了斗争的需要，他领导“南侨总会”创刊了《南侨日报》。在广大华侨支持下，与国民党的诬蔑展开了论战。从1946到1949年，陈嘉庚在《南侨日报》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在各地作报告、讲演，揭露美蒋的种种罪行，支持祖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他谴责蒋介石“一党专政，一夫独裁”，“媚外卖国，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犹有过之”，声明“不承认蒋政府之各项卖国条约和伪总统伪宪法”^[18]。他号召南洋华侨投入国内的和平民主运动，反对独裁专制卖国殃民的蒋政府，联合各党各派开展民主运动制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19]。1947年5月，他领导新加坡华侨组成“星州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积极支持祖国的民主运动。同时，还领导南洋华侨向英、荷殖民当局展开了反帝反殖斗争。

1949年6月，陈嘉庚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邀请到了北京，9月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大会，被选为常委。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他返新加坡刊行所著《新中国观感集》一书，向广大华侨宣扬祖国的新面貌，促进华侨热爱新中国。1953年1月，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到1961年，曾任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陈嘉庚在团结海外华侨与关怀家乡经济文化建设方面，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他临终时还殷切关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盼望“尽早解放台湾”。

[1]当时新加坡币值与国币汇率为1∶1,币值相等。
[2]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编辑委员会编:《陈嘉庚先生纪念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1961年版,第13页。
[3]郑良:《陈嘉庚》,香港新潮出版社1952年版,第35页。
[4]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编辑委员会编:《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1页。
[5]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册),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第26页。
[6]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册),第41—42页。
[7]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册),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弁言”第3页;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1949年再版,第13页。
[8]《陈嘉庚言论集》,第31、36页。
[9]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册),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弁言”第3页;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1949年再版,第13页。
[10]《陈嘉庚言论集》,“自序”。
[11]《陈嘉庚言论集》,第13页;陈嘉庚:《新中国观感集》“弁言”,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总会1950年版。
[12]《陈嘉庚言论集》,“自序”。
[13]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册),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第191页。
[14]时国民党福建当局以战时统制为名,施行种种苛政,并利用特权组织贸易公司、公沽局、旅运社等机构,残酷压榨福建人民。
[15]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南侨正论集》“弁言”,1947年印本。
[16]《陈嘉庚言论集》“自序”,第103页。
[17]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南侨正论集》“弁言”。
[18]《陈嘉庚言论集》,第99页。
[19]《南侨正论集》,第16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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