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章字重远,广东省高要县砚洲人。1881年(清光绪七年)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陈锦泉,是清朝的候补巡检[1]。
陈焕章幼年在当地书院读书。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他投入康的门下受业。康有为曾主张仿照基督教的形式建立孔教,并用孔子“诞辰”纪年;陈十分赞成这个主张。1899年陈焕章在家乡设立“昌教会”,于陈氏家祠供起孔子牌位,“合一族之男女老少悉入会中”[2]。
1904年他到北京应特科考试,中了进士。1907年被选派赴美国留学,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科。这时,陈焕章同在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有所联系。他为了对抗孙中山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扩大旅美华侨中的保皇势力,在纽约创办“昌教会”并筹款建立孔教义学,自任校董。此后,他以当时美国社会上流行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等理论来附会中国的孔孟学说,用英文撰写了一本《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全书数十万言,分36卷,“就理财以谈孔教”,企图“使天下之人,知孔教之切实可行,殆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也”[3]。哥伦比亚大学于1911年初授陈焕章以博士学位,并将此书编入该校法政丛书之内,在世界各地广为推销。
辛亥革命前夕,陈焕章回国,寓居上海。不久,武昌起义爆发。经过这场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虽然政权很快被袁世凯篡夺去了,但在革命的过程中,清朝统治阶级提倡的尊孔读经遭受了一次打击,再也推行不下去了。陈焕章对于这种状况很不满意。他受康有为的密信指示,提出创立全国孔教会的主张,并四处奔走,寻求支持。美国人李佳白立刻予以帮助,把在上海经营多年的文化侵略机构“尚贤堂”给他作为一个基地。1912年7月陈焕章写了《论孔教是一宗教》、《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等文章,作为建立孔教会的纲领,在“尚贤堂”集会进行讲演,制造舆论,说什么“孔教之为宗教也,数千年于兹矣”[4]。“孔教者中国之灵魂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统中国之历史,亦不过孔教之历史而已”[5]。提倡在全国各地“遍立孔教会”。“凡入会者,皆为入教”,“特设教旗……为黑白赤三色”,“以孔子纪年”,“讲经”,“发愤传教”[6]等等。
接着,陈焕章纠合了群集在上海的沈曾植、梁鼎芬,姚丙然,麦孟华等发起组织全国孔教总会。1912年10月在上海山东会馆开成立大会,不久在上海设立干事会和总会事务所,由陈焕章当主任干事,总揽会务。孔教会的组织很快得到了袁世凯政府的立案批准,各地也先后成立了支会和分会。1913年2月起发行了《孔教会杂志》,又由他当总编辑。
1913年夏,陈焕章到了北京。8月,他联合梁启超等人向参、众两院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曾得到北洋政府副总统黎元洪和以张勋为首的一些军阀的通电支持,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引起其他宗教团体的不满,结果该案遭到否决。与此同时,陈焕章与孔丘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相勾结,于1913年秋“大成节”(孔丘的生日),在山东曲阜阙里召开孔教会第一次全国大会,举行大规模的祀孔典礼。决定“每年大成节,开全国大会于阙里”,并正式确定将孔教总会从上海迁往北京,又在曲阜设立孔教总会事务所。同年冬,陈焕章被袁世凯聘为总统顾问。他与袁的外籍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日本人有贺长雄等一度来往密切,共同利用孔教鼓吹帝制。
1913年11月,康有为从日本回国,被陈焕章等推为孔教总会长,军阀张勋也被推为曲阜孔教总会“名誉会长”。康等早有扶植清废帝复辟的企图,他们把争定孔教为国教作为孔教会活动的中心目标,妄图以此敲开复辟之门。1915年袁世凯在称帝前夕,对孔教会头目们有所疑忌。陈焕章赶快“韬光养晦”,关起门来,写他的《孔教经世法》[7]。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北洋政府总统,国会重新召开。陈焕章等又于1916年9月再次向国会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的意见书,说什么“中国若果不亡,则孔教必为国教;孔教若不为国教,则中国必亡!”[8]同时还联合国会议员组织国教维持会,由于人民的反对,再次失败。
1917年夏,张勋与康有为等一起导演的复辟丑剧中,孔教会的头目们也被加官晋爵,封为“大臣”或“尚书”。陈焕章一面对这次复辟阴谋暗地支持,另方面却没有轻露马脚,以备见风使舵。复辟失败后,康有为逃走,陈焕章投靠了重新当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被推为孔教总会长的继承人。当年12月他改《北京时报》为《经世报》,作为孔教会机关报,自任总编辑。1918年,在皖系军阀的操纵下,北京召开了御用的“安福国会”,陈焕章当上了“安福国会”的议员。
1919年我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随后,马列主义在我国迅速传播,新文化运动更深入发展。陈焕章等对此极端敌视,5月29日,他向国会提出一个“尊孔法案”,大叫如不尊孔读经,则“俄国过激派之祸,将遍于中国矣”[9]。1920年他又抛出《孔教会教规》,说:“孔教不明,则祸机四伏”,“惟孔教然后足以保社会之秩序,身家之平安。”[10]为了争夺青年,他四处奔走,募款修建北京孔教大学,叫喊“今欲应时势之需要,则不得不速开孔教大学,以正人心,息邪说,拒诐行,放淫辞而承孔圣”[11]。这一着得到了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赏识,除拨地捐款外,还聘陈焕章为总统府顾问,又授予文虎勋章。20年代初期,陈焕章还加入了“政学会”,担任该会的财政、交际股委员。
1922年夏,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陈焕章为迎合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急忙抛出《非联省》一文,叫嚷“今夫各省之当服从中央,此法理之公也”[12]。次年1月他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获得了“大绶宝光嘉禾”勋章。1923年9月,北京孔教大学(校址在北京西城甘石桥)正式开学,陈焕章任校长。他标榜“以昌明孔教,培养通儒”[13]为该校宗旨。他禁止学生谈论爱国,不准阅读一切新文化报刊,对学生思想禁锢极严。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北洋政府的总统,陈焕章仍被聘为顾问。当年12月,陈在《请曹大总统祀天书》中说:“大总统躬膺天眷,新正大位,不知者以为议员选之,焕章则以为天选之。”[14]
此后,陈焕章依旧以北京孔教总会和孔教大学为基地,鼓吹尊孔读经。1928年山东曲阜发生了反孔府事件,他与孔德成通信密商对策,并联合一些人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保持孔德成的“衍圣公”封号和孔府的封建特权呼吁[15]。但是,由于陈焕章与孔教会在政治上早已声名狼藉,北洋军阀垮台之后,未能博得国民政府的欢心,陈焕章不得不居留香港。1931年,他开始从事修订《宣统高要县志》。1933年12月病死于香港。
[1]马呈图等纂修:《宣统高要县志》,肇庆和发自动机印务局1938年本。
[2]《经世报》,第1卷第1号。
[3]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之旨趣》,见陈焕章讲《孔教论》附录,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4]陈焕章:《论孔教是一宗教》(1912年),见《孔教论》,第1页。
[5]《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1912年),见《孔教论》,第31页。
[6]《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1912年),见《孔教论》,第59—62页。
[7]陈焕章:《孔救经世法序》,《经世报》,1917年12月25日。
[8]《经世报》第2卷第3号。
[9]《宗圣学报》第2卷第10册(1920年2月)。
[10]柯璜等编:《孔教十年大事》第2卷,1923年山西宗圣会版,第102页。
[11]陈焕章等:《筹建孔教总会堂以办孔教大学启》,《经世报》,第2卷第1号。
[12]《经世报》,第1卷第6号。
[13]《孔教大学校章程》,《经世报》,第2卷第6号。
[14]《经世报》,第2卷第7号。
[15]《孔府档案》卷号0008437,及1929年《陈焕章致孔德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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