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浙江上虞县人，1892年3月5日(清光绪十八年二月初七)生。父亲陈松年，在本县百官镇开小杂货店为生。陈鹤琴六岁丧父后，家境困顿，帮助母亲张氏替人洗衣补助生活。七岁起入塾六载，攻读四书五经。他自幼深受母亲的教诲和传统美德的熏陶，虽然境遇贫困，但他性格开朗，凡事乐观，意志坚强。1906年得姐夫陆锦川资助，至杭州入蕙兰中学，勤奋学习，成绩优异。1911年春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年秋，转考北京清华学堂高等科，被录取。

陈鹤琴负笈北上，进入清华学堂。他得知清华学堂的经费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自己得到如此优厚的学习条件，实是千百万人民脂膏的栽培，萌发了救国爱民的思想。他与几名同学创办青年会，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先后开办了校役补习夜校和城府村义务小学，兼任两校校长。在义务教学的实践中，他逐渐树立起热爱儿童与热爱教育的观念。

1914年，陈鹤琴清华学堂毕业，考取庚款留美，8月与陶行知等同船出洋。他原选择学医，在旅途中反复思考，想到自己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我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而“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乃确定了学习教育和献身教育事业的人生目标。他抵美入霍普金斯大学，除学本科及英、德、法几种外文外，还选学政治学、市政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假期还先后到康奈尔大学、阿默斯特大学的暑期学校兼读心理学、园艺学等自己喜爱的课程，打下了广泛的知识基础，获得了重视实验研究的方法和精神。1917年夏，陈在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心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对启发式教育和黑人教育的自立精神深感受益。翌年获教育硕士学位，又转入心理系攻读博士学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远在大洋彼岸的陈鹤琴，为爱国青年奋起救国的精神和“民主”、“科学”的口号所激励。他接受了回国任教之聘约，中断了博士研究论文，于当年8月回国。他先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任教授;1923年又任东南大学教务主任。他大力倡导有生气、有活力的校风，介绍美国教育思想有关学生自治的学说及其实施效果，鼓励学生广泛开展课外活动。

陈鹤琴热爱儿童，他在南京执教期间，即开始了儿童心理和家庭教育的实验与研究。1920年初，他与俞雅琴结婚，年底得子一鸣。他就以一鸣为研究对象，对一个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进行跟踪观察和文字、摄影记录，前后达808天。他以此为实验的基础，经过归纳与系统的研究，写出《儿童心理之研究》一书，计二十四章，作为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的一种，分上下两卷于1925年出版。同年，陈的另一本专著《家庭教育》，作为“东南大学教育科丛书”出版。陶行知在《新教育评论》发表《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一文，认为《家庭教育》“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著中最有价值之著作”。该书融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基础理论与知识于一体，以生动具体的事例和深入浅出的道理，提出家庭教育的理论和101条教导原则，受到广泛欢迎。先后再版十余次，直到20世纪80、90年代还多次重版，开我国近现代幼儿家庭教育科学研究之先河。

陈鹤琴于1923年在自己寓所办起南京鼓楼幼稚园，自任园长;翌年又在宅旁购地扩建新园舍。他对幼稚园的课程、教学方法、设备、玩具、教具等进行实验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及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幼稚教育。1925年该园被定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为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此后陈鹤琴继续进行儿童教育的科学实验与研究，撰写了大量论文。他还撰著《好朋友丛书》14册，主编《少年儿童图画诗歌》12册，与丁柱中共同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又与陈选善共同主编《小学自然故事》40册、《中国历史故事》40册。他对少年儿童的教学测验进行了实验研究，编制了中小学各科实验，与廖世承合编《智力测验法》和《测验概要》两书，推进了我国的教育测验。

为推动全国教育界开展幼儿教育的科学研究，陈鹤琴于1927年与陶行知、张宗麟等发起组织中国幼稚教育研究会，创办《幼稚教育》月刊(后改名《儿童教育》)任主编。翌年他与张宗麟合编《幼稚教育丛刊》出版。他还受国民政府大学院之聘，负责拟订《全国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1929年7月他创办中华儿童教育社，任主席。至抗战爆发时，各地成立了六十余个分社，社员逾四千人，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教育学术团体。

陈鹤琴积极支持陶行知等教育界先进人士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倡导新教育活动。他试验和推广陶行知提倡的“辅导考试自学法”和“连环教学法”，教贫民识字，还动员自己的母亲进行试验。1927年，他支持陶行知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并任该校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兼指导员;还与陶等合力创办樱花村幼稚园，开辟了乡村幼稚教育的实验基地。1931年他在上海协助陶创办“自然学园”;1934年支持陶创办“劳工幼儿园”。

陈鹤琴于1927年6月出任南京市教育局学校教育课长，着力整顿中小学，创办幼稚教育，推行新教育，提倡实验和研究风气，编写和研究教材、教具等。翌年夏，在国人收回教育权的声浪中，陈赴上海主持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工作，为中国青少年办学。他在任华人教育处处长11年间，先后创办8所小学(附设幼稚园)、1所女子中学，并开办4所职工学校。他竭力维护国家尊严，经过斗争赢得在工部局学校升中国国旗的权利，并使华童公学得以增设中国籍的校长和副校长，而不再只限外国人;还争取到给145所私立中小学以经费补助。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猖狂入侵上海，百万难民涌入租界。陈鹤琴以对难民和难童的一片爱心，投入难民收容所的教育工作，为慈联会难民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和上海国际救济会难民教育股主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开展难民中的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他发起成立儿童保育会，设儿童保育院收容流浪儿童，创办10所报童学校和2个报贩成人班，组织文化知识学习。他还在难民中推广汉字拉丁化，编写拉丁化新文字的《民众课本》2册和新文字与汉字对照的通俗读物15册，以3.5万难民作试教对象，实验新文字教学两个月脱盲。

身居上海租界孤岛的陈鹤琴，心系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他参加了共产党人秘密领导的爱国民主人士组织——“星五聚餐会”和“民社”，定期集会讨论抗日形势，商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包括募集药品物资支援新四军，营救被捕的爱国人士等。陈的爱国行动为日伪统治者所不容，被列入暗杀名单。1939年10月，陈离沪去宁波暂避。

1940年初，陈鹤琴潜往抗战后方江西，在泰和县文江村的大岭山上创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及附属小学、幼稚园、婴儿园，以“荒山辟乐园”的创业精神率领师生披荆斩棘，边劳动边教学。他组织师生潜心进行建设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理论研究，并根据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提出了“活教育”的主张，认为要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来进行教育;还于1941年创办了《活教育》月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鹤琴返回上海，先任上海市教育局督导处主任督学，负责接管外国人开办的三十余所中小学，并于1945年12月创办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后改名市立女子师范)。他还到南京重建遭战火毁坏的鼓楼幼稚园，仍兼园长。为解决难童教养问题，他于1947年创立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任理事长;同时又创办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兼任院长，对聋哑儿童、伤残儿童、问题儿童进行综合性研究和教育。他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加紧反动统治极为不满，在坚持办教育的同时，支持并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他提倡民主办学，主持尊师运动，担任上海市教师福利促进会和市中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顾问及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理事长。陶行知逝世后，他被推选为育才学校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支持教师和学生的进步活动，保护和营救遭迫害的进步师生，受到反动当局的恐吓和威胁，于上海解放前夕两次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上海6所大学的校长作保才获释。

1949年9月，陈鹤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后继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他先被聘为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1952年后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常务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79年被推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和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他大力推动新中国的幼儿教育和师范教育事业，致力于教育科学的研究，1981年在《家庭教育》一书重版序言中说，“儿童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我虽然年已九旬，但热爱儿童、热爱教育事业之心十分炽烈”。

陈鹤琴一生教育论著甚丰，超过400万字，编有《陈鹤琴教育文集》(二卷)和《陈鹤琴全集》(六卷)出版。

陈鹤琴于1982年12月30日在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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