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名祖焘，字果夫，1926年起以字行。浙江吴兴人，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七)生。陈家原为吴兴世族，其祖父陈延祐经商;父亲陈其业，字勤士，为清末府学廪生，在乡里授业，后为国民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商联会常务理事;叔父陈其美(字英士)、陈其采(字蔼士)。
 陈果夫幼年从父亲及大姑识字，1899年入塾。1905年随叔父陈其采往长沙，入明德学堂就读。1907年初，陈其采调往南京任第九镇正参谋，陈果夫亦至南京，考入浙江旅宁公学预科。是年夏，浙江创办陆军小学堂，陈投考录取，遂习陆军。其时陈其美已留学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给他影响甚多，曾寄宣传品嘱其在校散发，传播革命思想。1910年陈果夫与同学共办油印小报《励言》，并组织“襄义社”以结合同志。嗣后，陈其美命其填具誓书，入同盟会。1911年夏，陈果夫在浙江陆军小学堂毕业后，继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在校成立同盟会分部，进行革命活动。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陈果夫与陆军第四中学同志前往武汉从军，先守卫汉阳兵工厂，旋调在军政分府军政科办事;嗣后东下上海，跟随陈其美在沪办事，与陈其美的结拜兄弟蒋介石以叔侄相称。1912年秋，拟赴法求学，因肺病咯血未果。次年3月去日本调治了3个月。二次革命起，他奉陈其美命在上海招集陆军学堂同学，组织“奋勇军”约二百人，任副司令长。7月18日晚，奋勇军奉派攻击龙华，旋进攻高昌庙制造局，占领西炮台。卒以海军被袁世凯收买，突从右侧发炮轰击奋勇军，加以后援不继，奋勇军退至闸北，被英租界当局缴械而散。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果夫想去德国留学，在上海学习德文近两年。1915年12月初，陈其美率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秘密进行军事反袁活动，陈果夫参与联络通讯、内部抄写等事宜。肇和舰举义未成，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退集渔阳里五号总机关部谋议再举，突遭法租界巡捕搜捕，陈果夫与之周旋，使其他人得以越屋逃逸。翌年5月，陈其美被袁党刺杀，陈果夫顿失依恃，返回吴兴。
 1918年5月，陈果夫经岳父介绍，至上海入晋安钱庄为助理信房，三个月后代理信房，月薪只有八元。他于次年春天“做了一笔洋钿生意”，十几天就赚了六百余两银子^[1];此后继续做证券买卖。这期间，他与蒋介石往还甚多。1920年秋，和蒋介石等人合伙从事棉花和证券的买卖。年底，陈又入股张静江、蒋介石等开办的“恒泰号”。翌年5月，复组织“鼎新号”，做棉纱与金银证券生意，佣金收入达二十余万元，直至1922年交易所风潮中垮台。以后陈又开一家纱号，继续从事期货买卖。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校长。应蒋之邀，陈果夫在上海代为军校采办学生的制服和用品。是年底，被委为黄埔军校招兵委员，在苏、浙、皖一带招募教导队新兵。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陈果夫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5月初陈自沪抵穗，参与蒋介石、张静江等人之谋议，于5月15日向国民党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二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党务整理案”，规定跨党者不得任中央党部各部长等，以排斥共产党人。6月1日，蒋介石兼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被派为组织部秘书;7月蒋介石率师北伐，陈即任代部长职。陈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组织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在广州协同张静江把持中央党部。蒋介石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2]。陈不仅从谭平山等人手中获得了主持中央党部的权力，还把在中央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大批撤换。接着，他把广州市党部和广东省党部控制在手，并派出亲信去赣、浙、沪、滇、黔等地，以及电令湘、鄂、皖、苏来人面授机宜，竭力控制这些地方党部的领导权。陈在广州开办“党政训练所”，自兼所长，加紧训练部属。
 陈果夫反对国共合作，于1927年初向蒋介石“建议召集中央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因为执行委员多数同情于共党”^[3]。这个主张被蒋介石等人采纳。4月2日，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紧急会议在上海举行，但到会的监委连同候补监委共只八人^[4]。吴稚晖提出了“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案”，陈果夫、张静江等人即予通过，并发出了“护党救国”通电，成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依据。蒋介石随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与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对峙。陈果夫到南京主持中央党部秘书处，并筹办中央党务学校。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会议上，蒋介石和陈果夫提出了一个“国民党党务整理计划案”，要对国民党员重新进行登记，登记后进行审查、训练，以清除国民党左派和其他反对派系。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仍由陈“代理”。陈即全力“整理党务”，下令各级党部一律停止活动重行“整理”，各省市的“临时执行委员会”改名为“党务改组委员会”，由中央派往各地的“党务指导委员”代行各地执行委员会职权，把各地党部控制在自己的亲信部属手中。此时，他的弟弟陈立夫已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等职。兄弟二人在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中，逐步控制了国民党党务大权，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派系。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其他派系对蒋介石指定或包办“选举”代表^[5]的做法以及操纵中央执监委员名额极为不满，有的大闹会场愤然退席，陈果夫竭力协助蒋介石控制选举;自己也获得了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会议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等多种职衔。旋又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部长，与陈立夫共同为蒋介石掌管国民党党务，遂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同时，陈果夫、陈立夫把原先在广州组织的“浙江革命同志会”，扩大改组为“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逐渐形成了以二陈为首的CC系。与此同时，他们把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扩大成为一个特务机构，并在各省市党部指定专人任“肃反委员”，从事破坏共产党组织、迫害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进步人士的活动。嗣后又秘密组织“青天白日团”和“国民党忠实同志会”，成为CC的实体组织，参加者必须宣誓永远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拥护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党务调查科后来扩大为调查处，以后又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特务分子遍及全国，长期为陈果夫、陈立夫所实际控制。
 陈果夫在国民党第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举为中央执行委员、第四届常务委员和第五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是国民党统治中枢的核心人物之一。他除继续主管国民党党务外，还分掌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兼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中政会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他曾拟订了一个《文化事业计划纲要》(又称《中国国民党之文化政策》)二十二条，宣称为“建设中华民族之新文化”，要“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之项目，以礼义廉耻为国民生活之规律”。他很注意利用广播和电影“宣传党义，普及教育”^[6]，认为这是十分重要而有效的宣传工具，于1928年和1932年创办了两个广播电台。他在1931年就主张国民党要办电影，说将来教育必须借重电影，才易普及而收效迅速。1933年6月，他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指导筹办“中央电影摄影场”和制片厂。他在主政江苏时督促拍摄“政治教育”影片多本，宣传他的保甲制和警政等。1936年春他命江苏教育厅装置一辆“巡回施教车”开到农村去，白天放广播，夜间放电影，进行政治宣传。他自己还编写过《移风易俗》等“教育电影”脚本。在蒋介石发动“重整国民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新生活运动”中，陈果夫担任促进总会指导员。他组织一批人编制《中华国民生活历》，对人民的生活起居都有他的设想。他还编了一本《通礼新编》，规定了各种通用礼节。
 陈果夫一直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蒋介石在1928年10月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时，陈为16名国民政府委员之一，并任监察院副院长，因蔡元培坚不就院长职，陈实主院事。1932年8月，陈出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蒋介石挂名委员长)，主持导淮工程。陈以上下游兼治之策，拟订疏导淮水入海入江的计划，派沿淮12个县片集大量农民从事导淮入海工程——中山河，多时达24万人，3年挖土方工程六千余万立方，河长一百六十余公里;同时兴建活动坝、船闸等。迨至抗战爆发，许多工程不得不半途而废，淮河淤塞溃溢之患仍未能解除。
 1933年10月起，陈果夫当了四年江苏省政府主席。他到镇江就任，大量任用CC系的人。他在全省普遍实施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强化统治。他把各县的“保卫团”与警察队合并为“保卫队”，由省保安处统一训练和指挥，自任省保安司令;还推行“壮丁训练”，先后集训60万人。他下令开办土地呈报，大规模清丈整理地籍，整顿田赋，征收地价税，以增加财政收入。他秉承蒋介石“提倡国民劳动服务”的旨意，开办一批职业学校和“女子生活学校”，还办了一所“医政学院”^[7]。在各大中学校，推行“军训制度”、“训导制度”以及“立志宣誓”、“始业教育”。1934年4月，他订了一个以四年为期禁绝鸦片的“禁烟大纲”，声言不以筹款为目的，不搞“寓禁于征”。后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不了了之。
 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竭力发展官僚资本，成立中央银行和攫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后，陈果夫也利用政治特权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8]，共同垄断全国金融。农民银行在各地遍设分支行，发行公债、货币和收存储蓄等，并以投资和债务关系，取得一批民营银行和厂矿的管理权。陈果夫逐渐成为大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之一。
 陈果夫热心倡导“合作运动”。早在20年代，他就以孙中山“民生主义”为号召，推行“合作运动”，说这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1928年2月他起草了一个“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案”，和蒋介石、李煜瀛、张静江联名提交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同年12月成立“中国合作社”，自任理事长。他派干部去各地办“合作社”，于1929至1931年间在苏、浙等省办起了信用(储蓄与放贷)、消费(贩售日用品)、运销、保险、生产(养蚕、养鱼、养猪等)等各种“合作社”三千个左右。1936年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增设合作学院，并开办中央合作人员训练班，专门培植人才。嗣后于1940年成立中国合作事业协会，任名誉会长;以后，又任中央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果夫始终是蒋介石的忠实部属。他认为“任何组织必须定于一尊”，提出了“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的口号。1936年9月，他发起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祝寿，发动各界“捐献”飞机。他在江苏到处“募集”，连小学生也“捐献”了一架。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共“募集”了一千二百余万元，命名五十余架。以后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又发起募建“中正堂”、“介寿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江苏省政府改组，陈果夫离任撤退，经汉口至长沙，翌年2月赴湘西芷江任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实际主持校务，训练学生“忠党爱国”、“服从领袖”、“反对共产”^[9]。政校学生毕业后由国民党中央分配到各机关，陈果夫要他们定期写材料或口头汇报，以“毕业生指导部”及“同学会”名义加以控制，自成一体。
 武汉失守、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陈果夫积极支持蒋介石制定和实行《异党活动限制规定》、《处理异党实施办法》等，并授意“中统”加紧特务活动，竭力阻挠和破坏国共合作。以后对于国共重庆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他皆持消极和反对态度，甚至担心蒋介石会履行政协决议，写信给蒋陈言：“共产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主张撕毁协议。
 1939年7月，陈果夫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为蒋介石掌理全国党、政、军、文各部门高级人事的调查、登记、考核、分配、监督大权。其间又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办公厅主任等要职。此时陈立夫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社会部长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在二陈控制下的“中统”更是笼罩整个国民党;在全国的民政、教育系统以及部分建设、交通、财政税收机关和银行(如交通银行和某些私人银行)以及救济、华侨、妇女团体也都有“中统”的触角。
 抗战期间，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官僚资本获得发展。农民银行和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共同成为国民党的金融统治机构，在抗战头四年的存款总额激增，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80%以上。陈果夫还兼任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们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开办大华企业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华西垦殖公司等多种企业，并利用农民银行向几十家私营企业投资，获取控制权。
 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果夫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这次大会提出要“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陈乃向大会提出要建立“党营生产事业”、自行筹措国民党经费、“巩固党的经济基础”，“以党养党”。11月，陈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以其主要精力用于“党营生产事业”方面，迅猛发展CC系官僚资本。他派出大批亲信骨干去各地，插手接收敌伪物资和企业，改为“党营”，陆续开办了太平兴业公司、华美贸易公司以及银行、工厂等达七八十家。他以中国农民银行为核心，控制了一批农业公司，垄断经营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他还把国民党的新闻、文化、电影、广播等机构一一企业化，收入全归为“党费”。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等职，是“CC”系官僚资本的首领人物。不过他虽然掌控亿万财富，却并不侵占贪污、聚敛私财。
 陈果夫自幼体弱，1911年参加武汉保卫战时，在蛇山推大炮因用力过猛，致使肺血管破裂，留下终生不愈的肺疾。他曾几次因病情严重，离职休养。在求医问药之余，他研习医药，撰有《医政漫谈》等。他重视中医中药，主张用中药治疗流行疾病。后期他患肋膜炎日重，曾三次手术，1948年7月卧床不起，肺与肋膜腔已相通。其时，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陈先渡海去台湾。翌年8月起，他因喉结核症发音嘶哑而不能言语。蒋介石于1950年7月在台湾“改造”国民党时，他被列名为“中央评议委员”。1951年8月25日病故。
 陈果夫一生写了各种体裁的文字共一百九十余万字，后被编成《陈果夫先生全集》十册在台湾出版。

[1]陈果夫:《商业场中》,《陈果夫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2]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3]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回忆录》。
[4]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16日选出中央监察委员十二名,候补监察委员八名,共二十名,他们是:吴敬恒(稚晖)、张人杰(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李煜瀛(石曾)、柳亚子、邵力子、高语罕、陈果夫、陈璧君、邓泽如、黄绍竑、李宗仁、江浩、郭春涛、李福林、潘云超、邓懋修、谢晋。出席1927年4月2日会议的是吴、张、蔡、古、李煜瀛、陈果夫、黄绍竑、李宗仁八人。
[5]国民党中央规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半数由各省市党部选举,半数由国民党中央指定;党员未办登记或未正式成立党部的省市,其代表亦由国民党中央指定。结果366名代表,由国民党中央指定的计289名,占80%;由省市党部“选举”的77名代表,许多也是由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操纵产生的。
[6]《统一本党理论扩大本党宣传案》(1935年11月16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6辑(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决议案汇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
[7]陈果夫:《苏政四年之回忆》,《小意思集》(增订本),正中书局1947年4月版,第12页。
[8]蒋介石为筹措“围剿”工农红军的经费,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设立农村金融救济处;1933年该处扩建为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
[9]陈果夫1938年9月15日在中央政治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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