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名辉德,江苏镇江人,1881年12月17日(清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里。1892年,陈光甫的父亲陈仲衡到汉口祥源报关行任职,他随父到该行学徒,工余跟随比利时人狄来学习英语。1898年应考汉口海关职员被录取,先到邮局工作,后调江汉关税务司。1902年到汉阳兵工厂当译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汉口日本正金银行买办景维行,和景的女儿结了婚。1904年,通过景维行的活动,陈作为湖北省代表团随员赴美国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会后得官费津贴在美国留学,1909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当年回国后即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任外事科主任。1911年到江苏省银行任督察,1914年离职,转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顾问。
1915年6月,陈光甫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所发展的时机,与信义洋行经理庄得之等人集资七万余元,又得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应允,由中国银行向该行存款相助,在沪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陈任总经理。
陈光甫经营上海银行的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1],面向社会中下层,以经营小额储蓄存款和小额工商贷款为主,一元即给开储,银元与银两并用。还以“礼券储蓄”、“教育储蓄”、“零存整取”等办法广泛开辟存款来源。为适应当时新兴工商业发展的形势,又倡办货物抵押贷款,并在业务手续上尽量方便顾客。在银行内部,他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作为行训。这样,上海银行的营业得到迅速发展,第二年资本即增达三十万元。1917年增办国外汇兑。1919年资本增至一百万元,1922年资本达二百五十万元。1923年创办旅行部,后扩充为“中国旅行社”,是我国自办旅行业之始。1925年,陈光甫受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邀请,出席善后会议;同时与国民党方面孔祥熙、宋子文等交往密切。
1926年6月,美国垄断企业——金属公司董事长霍却特在上海逗留时,曾向陈刺探南方革命阵营的动向。1927年初,霍却特写信给陈光甫,表示如果蒋介石建立政府,美国是会承认的。于是陈光甫与江浙资产阶级一起,决定以财力支持蒋介石。3月底,蒋由南昌到达上海,与虞洽卿筹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陈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通过他从上海的银行、钱庄两业中,为蒋垫借政变经费。“四一二”政变后,陈又为蒋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效力。从此,他得到蒋的赏识,曾畀予财政部次长等职。他顾虑与政界靠得太紧,会影响银行的信誉,辞未就。1928年,中央银行建立起,他担任该行理事。11月,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组时,他又分别担任这两行的常务董事和董事。
1929年2月,陈光甫赴英国与英资本家商谈合办企业,并顺道在欧洲一些国家考察金融、商业。6月,受国民政府委派,以资方代表身份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1930年他回国后,极力宣扬“劳资合作”。这年上海银行增资,他将新增资本股票的一半派给职员认购,“使行员皆成股东”[2]。
1931年前后,水旱灾荒遍于全国,陈光甫在上海银行设农村贷款部,与华洋义赈会、金陵大学合办农村贷款。1932年他就任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帮助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筹措反共内战经费,还顺从政府的意旨,将内债延本减息。这个时期,他先后担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银行公会主席、上海市临时参议员等职。他向官僚权贵靠拢,把上海银行的股票送给孔祥熙,让孔担任银行董事。同时,他还极力向国外活动,以“打通欧美各银行与本行发生直接往来”,视为上海银行“新生命的寄托”[3]。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略华北,逼迫国民政府恢复北宁路通车。蒋介石通过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陈光甫谋划,由中国旅行社出面,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承办通车事宜。
1936年3月,陈光甫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并被委派为中国币制代表团首席代表,到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定》。他以中国货币固定对美元的汇率为条件,换取美国收购中国白银,缓解了中国币制改革初期出现的危机。到1936年底止,上海银行的资本已达五百万元,较开办时增加六十多倍,公积金七百五十多万元,存款总额一亿五千余万元,分支行处达八十处左右[4]。这时,上海银行已由原来一家小银行发展为一个大型的商业银行,成为“南四行”之一。
“七七”事变后,陈光甫对内战停止、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感到鼓舞,号召行员的抗战精神。他将总行管理机构迁到香港,上海改称分行,同时把江浙等地一些行处撤销,在西南内地组设新的行处,在重庆设总经理驻渝办事处。1938年,陈光甫由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员。又由政府派遣到美国借债,签订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并为财政部在国内设复兴公司,在美国设世界贸易公司,由这两个公司负责购销桐油偿还债务。1939年10月陈又奉命以滇锡作抵押,签订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1940年4月,又以国内钨矿作抵押,签订2500万美元的钨矿借款。这几项缓解中国政府抗战初期财政困难的借款,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目。他为保全沦陷区的产业,将“上行”总经理一职改由杨介眉代理。
1940年6月,陈光甫由美回国。是年他与章乃器在四川合组上川实业公司。以后陈退出,另组上川工业公司。1941年8月,美、英各自从对华贷款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平衡外汇的基金,建立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陈任该会主席。上海银行被指定经营外汇特许银行,从中获得利益。陈又通过上海银行在汉口建立的大业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也获得了厚利。
1944年春,陈光甫遵照国民政府财政部令,将上海银行总行迁至重庆。这时,他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便派员去美国订购设备,希望在战后大办工业。同年10月,陈由国民政府派遣去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他在会上,要求各国对中国战后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投资。会后又与张嘉璈、李铭等亲自同美国资本家商谈合办企业。
抗战胜利后,由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美国两家投资公司合办的中国投资公司在纽约开业。该公司资本额500万美元,为中国工商企业在美国发行公司证券,吸引外资流入中国,并代美国资本家办理在华放款。原计划在上海设分公司,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不仅分公司未能成立,其纽约公司的业务也未能真正开展。1946年,陈又在美国纽约设立上海银行通讯处,加强与美国银行界的联系。此后他将大量外汇转移到美国,上海银行并代理美国一些银行在华的收付事务。他由于在经济上与美关系更加密切,上海银行最初宣扬的“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行训”,至此就一变而为“促进国际贸易”了。
1947年4月,张群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光甫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当了国府委员。为协助张群、张嘉璈(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管理财政,陈出任中央银行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输出推广会副主任委员、美金公债监理会委员等职,参与政府有关财经措施的策划。这一年,由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美资本家合办的国家保险公司在纽约注册成立。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陈光甫将上海银行的部分资金移往香港分行。1948年,他去曼谷筹设上海银行分行。天津解放后,他曾以“协助解放区经营进出口业务”为名,拨了10万美元给天津分行,借此试探人民政府的政策。1949年1月,代“总统”李宗仁邀请他与颜惠庆、章士钊等人为其私人代表赴北平和谈,陈以“不愿陷入政治漩涡”而没有接受。上海解放前夕,他借去曼谷参加联合国远东经济会议到了香港。
1951年,陈光甫将原上海银行香港分行改为上海商业银行,向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他必须取得台湾当局的证明,才能解冻存美资金,1954年去台湾,在台北市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管理处。1965年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营业,并在台北定居,1976年7月1日病逝。
[1]陈光甫:与济南分行经理吴祥霖的谈话(1920年12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年版,第34页。
[2]陈光甫:《第一区武汉同人欢迎总经理开会记录》(1931年1月18日),《海光》月刊第3卷第2期。
[3]陈光甫:《在管理会上致辞》(1933年1月28日),见《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137页。
[4]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上海193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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