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名辉德，江苏镇江人，1881年12月17日(清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里。1892年，陈光甫的父亲陈仲衡到汉口祥源报关行任职，他随父到该行学徒，工余跟随比利时人狄来学习英语。1898年应考汉口海关职员被录取，先到邮局工作，后调江汉关税务司。1902年到汉阳兵工厂当译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汉口日本正金银行买办景维行，和景的女儿结了婚。1904年，通过景维行的活动，陈作为湖北省代表团随员赴美国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会后得官费津贴在美国留学，1909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当年回国后即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任外事科主任。1911年到江苏省银行任督察，1914年离职，转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顾问。

1915年6月，陈光甫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所发展的时机，与信义洋行经理庄得之等人集资七万余元，又得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应允，由中国银行向该行存款相助，在沪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陈任总经理。

陈光甫经营上海银行的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1]，面向社会中下层，以经营小额储蓄存款和小额工商贷款为主，一元即给开储，银元与银两并用。还以“礼券储蓄”、“教育储蓄”、“零存整取”等办法广泛开辟存款来源。为适应当时新兴工商业发展的形势，又倡办货物抵押贷款，并在业务手续上尽量方便顾客。在银行内部，他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作为行训。这样，上海银行的营业得到迅速发展，第二年资本即增达三十万元。1917年增办国外汇兑。1919年资本增至一百万元，1922年资本达二百五十万元。1923年创办旅行部，后扩充为“中国旅行社”，是我国自办旅行业之始。1925年，陈光甫受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邀请，出席善后会议;同时与国民党方面孔祥熙、宋子文等交往密切。

1926年6月，美国垄断企业——金属公司董事长霍却特在上海逗留时，曾向陈刺探南方革命阵营的动向。1927年初，霍却特写信给陈光甫，表示如果蒋介石建立政府，美国是会承认的。于是陈光甫与江浙资产阶级一起，决定以财力支持蒋介石。3月底，蒋由南昌到达上海，与虞洽卿筹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陈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通过他从上海的银行、钱庄两业中，为蒋垫借政变经费。“四一二”政变后，陈又为蒋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效力。从此，他得到蒋的赏识，曾畀予财政部次长等职。他顾虑与政界靠得太紧，会影响银行的信誉，辞未就。1928年，中央银行建立起，他担任该行理事。11月，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组时，他又分别担任这两行的常务董事和董事。

1929年2月，陈光甫赴英国与英资本家商谈合办企业，并顺道在欧洲一些国家考察金融、商业。6月，受国民政府委派，以资方代表身份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1930年他回国后，极力宣扬“劳资合作”。这年上海银行增资，他将新增资本股票的一半派给职员认购，“使行员皆成股东”^[2]。

1931年前后，水旱灾荒遍于全国，陈光甫在上海银行设农村贷款部，与华洋义赈会、金陵大学合办农村贷款。1932年他就任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帮助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筹措反共内战经费，还顺从政府的意旨，将内债延本减息。这个时期，他先后担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银行公会主席、上海市临时参议员等职。他向官僚权贵靠拢，把上海银行的股票送给孔祥熙，让孔担任银行董事。同时，他还极力向国外活动，以“打通欧美各银行与本行发生直接往来”，视为上海银行“新生命的寄托”^[3]。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略华北，逼迫国民政府恢复北宁路通车。蒋介石通过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陈光甫谋划，由中国旅行社出面，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承办通车事宜。

1936年3月，陈光甫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并被委派为中国币制代表团首席代表，到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定》。他以中国货币固定对美元的汇率为条件，换取美国收购中国白银，缓解了中国币制改革初期出现的危机。到1936年底止，上海银行的资本已达五百万元，较开办时增加六十多倍，公积金七百五十多万元，存款总额一亿五千余万元，分支行处达八十处左右^[4]。这时，上海银行已由原来一家小银行发展为一个大型的商业银行，成为“南四行”之一。

“七七”事变后，陈光甫对内战停止、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感到鼓舞，号召行员的抗战精神。他将总行管理机构迁到香港，上海改称分行，同时把江浙等地一些行处撤销，在西南内地组设新的行处，在重庆设总经理驻渝办事处。1938年，陈光甫由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员。又由政府派遣到美国借债，签订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并为财政部在国内设复兴公司，在美国设世界贸易公司，由这两个公司负责购销桐油偿还债务。1939年10月陈又奉命以滇锡作抵押，签订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1940年4月，又以国内钨矿作抵押，签订2500万美元的钨矿借款。这几项缓解中国政府抗战初期财政困难的借款，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目。他为保全沦陷区的产业，将“上行”总经理一职改由杨介眉代理。

1940年6月，陈光甫由美回国。是年他与章乃器在四川合组上川实业公司。以后陈退出，另组上川工业公司。1941年8月，美、英各自从对华贷款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平衡外汇的基金，建立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陈任该会主席。上海银行被指定经营外汇特许银行，从中获得利益。陈又通过上海银行在汉口建立的大业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也获得了厚利。

1944年春，陈光甫遵照国民政府财政部令，将上海银行总行迁至重庆。这时，他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便派员去美国订购设备，希望在战后大办工业。同年10月，陈由国民政府派遣去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他在会上，要求各国对中国战后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投资。会后又与张嘉璈、李铭等亲自同美国资本家商谈合办企业。

抗战胜利后，由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美国两家投资公司合办的中国投资公司在纽约开业。该公司资本额500万美元，为中国工商企业在美国发行公司证券，吸引外资流入中国，并代美国资本家办理在华放款。原计划在上海设分公司，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不仅分公司未能成立，其纽约公司的业务也未能真正开展。1946年，陈又在美国纽约设立上海银行通讯处，加强与美国银行界的联系。此后他将大量外汇转移到美国，上海银行并代理美国一些银行在华的收付事务。他由于在经济上与美关系更加密切，上海银行最初宣扬的“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行训”，至此就一变而为“促进国际贸易”了。

1947年4月，张群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光甫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当了国府委员。为协助张群、张嘉璈(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管理财政，陈出任中央银行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输出推广会副主任委员、美金公债监理会委员等职，参与政府有关财经措施的策划。这一年，由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美资本家合办的国家保险公司在纽约注册成立。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陈光甫将上海银行的部分资金移往香港分行。1948年，他去曼谷筹设上海银行分行。天津解放后，他曾以“协助解放区经营进出口业务”为名，拨了10万美元给天津分行，借此试探人民政府的政策。1949年1月，代“总统”李宗仁邀请他与颜惠庆、章士钊等人为其私人代表赴北平和谈，陈以“不愿陷入政治漩涡”而没有接受。上海解放前夕，他借去曼谷参加联合国远东经济会议到了香港。

1951年，陈光甫将原上海银行香港分行改为上海商业银行，向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他必须取得台湾当局的证明，才能解冻存美资金，1954年去台湾，在台北市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管理处。1965年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营业，并在台北定居，1976年7月1日病逝。

[1]陈光甫:与济南分行经理吴祥霖的谈话(1920年12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年版,第34页。
[2]陈光甫:《第一区武汉同人欢迎总经理开会记录》(1931年1月18日),《海光》月刊第3卷第2期。
[3]陈光甫:《在管理会上致辞》(1933年1月28日),见《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137页。
[4]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上海1937年版。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24063.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