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原籍广东乳源，寄籍南海。生于1892年10月19日(清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从六岁起，即开始阅读《水浒传》、《封神榜》等旧小说，并涉猎《唐诗三百首》，到九岁时开始读四书;家中雇有拳师教习棍棒。幼年即“淘气不过”。
 陈父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1897年解职后住广州。陈致美早岁从军，曾结交会党，受会党的反清思想影响。1907年春陈致美在革命党人支持下，联络会党和旧部，筹划在广东乐昌举行反清起义。陈公博受其父影响也参与起义活动。起义遭到失败后，陈致美被判处永远监禁。陈公博逃回广州，不久又避居香港，在一家报馆做校对工作。1908年回广州，考入育才书社，学习英文，1911年毕业。
 1911年11月广东光复，陈致美出狱，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兼都督府军事顾问。陈公博靠了他父亲的名气，也成为乳源县的挂名议员。但陈致美认为陈公博的年龄小，阅历不够，让他辞去县议员，投入广州的北伐学生军。1912年2月学生军解散，陈致美又要他弃武习文。9月陈致美病死。陈公博回育才书社任教。两年后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还为香港的一家报馆写通讯。
 1917年陈公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在北大三年，自称“养心性，寡交游”^[1]，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也不积极参加。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对新旧思想采“兼容并包”的方针。在新旧思潮的激荡下，陈公博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都曾给他“一些思想上的影响”^[2]。在北大，他和谭平山、谭植棠等广东同学过从甚密。
 1920年陈公博北大毕业后回到广州，任法政专门学校教员，这时他已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并受陈独秀委托，在广州主办宣传员养成所，又和谭平山、谭植棠一起筹办《群报》，作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年底陈独秀到广州，找到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次年3月，他们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支部，陈公博负责宣传工作，还参与了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出席参加。在会议过程中发生法国巡捕搜查会场的情况，他遂带着自己新婚的妻子，不等大会开完就到杭州度蜜月去了。是年，汪精卫在广州任广东教育会会长，陈受到汪的赏识，任教育会评议员。
 1922年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上海中共党组织认为陈公博与陈炯明有勾结嫌疑，需要审查，陈大为不满，于是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先是准备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但他坚持己见，后来陈被开除党籍。是年11月陈公博去日本，翌年2月由日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经济。在这里，他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认为“马克思所说中等阶级消灭的理论绝对不确”，“马克思的辩证法不确”，“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也是片面的观察”^[3]，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1月，陈公博完成了题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
 1925年2月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回国，4月到革命高潮中的广州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教授，国民党领导人廖仲恺对他寄予期望，于是他加入了国民党。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任主席。由于汪、廖的信任，陈公博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工作。廖仲恺被刺身亡，他又继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陈公博主持总司令部政务局。10月北伐军进抵武汉，陈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又任外交部湖北交涉员兼江汉关监督。11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江西，蒋介石将总司令部设于南昌，把陈调去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在湖北和江西任职期间，他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十分不满。
 1926年12月，蒋介石企图迁都到他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把革命政府置于自己掌握之中。但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却在武汉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议迁都武汉。陈公博见蒋介石政治上处于劣势，他向蒋献计说：“共党虽然在武汉气势很盛，而军队毕竟附和者不多，若果总司令部能够迁汉，必然可以镇压下去，未来的祸害必然可以预先无形消弭。”^[4]1927年3月，他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全会，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4月上旬，汪精卫到了武汉，陈公博成为汪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反共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宁汉分裂。7月，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分共，宁汉合流。9月，宁、汉两派加上西山会议派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于分赃不均，汪精卫又回到武汉组织政治分会，与特委会对立，宁、汉再度分裂。陈公博作为汪的代表，南下广州与粤系军阀张发奎、黄琪翔结合，打起反对特委会的旗帜，电请汪回粤共商大计。11月，汪率领顾孟馀、王法勤等不满南京特委会的中央委员到广州，举行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通电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国民党内部的纠纷。这时广东在桂系控制之下，汪精卫、陈公博利用张、黄与桂系争夺广东地盘的矛盾，策动张、黄发动政变，赶走桂系，控制广州。陈公博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2月11日，共产党趁广州空虚之际发动起义，陈公博与张发奎、李福林等调动部队把起义镇压了下去。
 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借口广州起义对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激烈攻击，汪被迫于1927年12月出走法国，陈则于次年1月到上海。2月，蒋介石利用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机会，排除了汪精卫，拉拢胡汉民为他支撑政治门面。陈公博、顾孟馀等汪派人物不甘心失败，麇集上海，以拥汪为旗帜，从事反蒋活动。是年5月、6月，他们先后办起了两个刊物：一个是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另一个是顾孟馀主办的《前进》。《革命评论》以恢复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精神相标榜，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有所抨击。由于人民厌恶蒋介石反动独裁，《革命评论》在一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曾发生过一些影响。经《革命评论》鼓吹，各地有些刊物起而响应，形成了一股反蒋思想浪潮。1928年冬，反蒋派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奉汪精卫为领袖，陈公博为实际负责人。
 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开会前几天，陈公博和汪精卫(汪领衔，时在国外)等公开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圈定指派代表，抨击南京国民政府。各地改组派分子也随着进行抗议活动。蒋介石控制的三全大会五次会议旋即通过了警告汪精卫，停止顾孟馀党籍3年，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的决定，还以武力镇压各地改组派的抗议运动。此后，改组派便转而策动地方军阀进行军事反蒋。
 在陈公博等的策动下，张发奎于是年9月在湖北宜昌起兵通电拥汪讨蒋。是年年底，桂系李宗仁与张发奎在广西组织护党救国军。12月改组派又任命驻郑州的唐生智为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驻蚌埠的石友三为第五路军总司令，起兵反蒋。蒋介石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则击败唐生智于河南;接着收买石友三倒戈，改组派发动的这次军事倒蒋完全失败。
 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酝酿反蒋军事大联合。3月，陈公博、王法勤奉汪精卫之命赴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并和西山会议派头目邹鲁、谢持等捐弃前嫌，就党务问题进行反复协商。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式爆发。7月，在汪精卫主持下，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月9日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峙。但反蒋军事不利，9月18日，东北张学良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阎、冯军失败。扩大会议很快就散伙了。陈公博“心灰意冷”，于11月赴香港，“改组同志会”也无形解体。1931年1月汪精卫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陈公博复电赞成。接着陈由香港赴欧洲。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日，国民党各派被迫暂时妥协。陈公博回国后，国民党中央恢复了他的党籍，并在四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1月，各派成立了所谓“统一合作”政府，形成了蒋、合作局面，汪精卫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部长。
 1935年11月，汪精卫被刺受伤，出国就医;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极力排挤汪派势力，陈公博不得不辞职，旋赴欧洲游历。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陈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事委员会第五部部长。1938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后，陈又兼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
 1938年12月汪精卫已背叛祖国，率其党羽离开重庆逃到越南河内，陈亦尾随至河内并携汪投敌声明(即“艳电”)到香港公开发表。
 陈公博并不完全赞同汪精卫离开重庆和建立伪政权的做法，所以1939年他仍在香港“徘徊观望”了一个时期，并完成《苦笑录》一书。1940年1月，发生了高宗武、陶希圣携走日、汪密约在香港公布，并宣告与汪精卫叛国集团拆伙的事件，汪精卫处境狼狈。陈公博以其和汪精卫的深厚关系，决心追随汪精卫。不久，陈璧君亲自到香港邀他参加伪政权，他回答：“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跟汪先生走……我随后就到便是。”^[5]到上海后，他又对汪精卫表白：“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只有为你分忧分劳。”^[6]
 同年3月17日，汪精卫偕陈公博等到达南京。汪伪政权于3月30日正式粉墨登场，陈公博任伪立法院院长兼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政治训练部长。嗣后他又兼任伪上海市长、上海市保安司令。
 陈公博自参加伪政权后，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汉奸头目。1940年5月，为了争取日本尽快承认伪政权，汪精卫组织了“赴日答礼使节团”，派陈公博为专使，行前陈发表谈话说，当前对内是如何使全国“共同归趋于建国旗帜之下”，对外则“在于谋中日两国朝野深切之相互了解”，共同“建设东亚”。12月陈公博为日、汪《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订发表广播讲话，他向日本侵略者献媚说：“我们的态度，首先为中国打算，更为日本打算，最终还为东亚全盘打算。”^[7]1943年4月，汪精卫再派陈公博为访日特使，他到日本后，为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叫好，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8]。9月陈公博又陪同汪精卫秘密访日。10月，汪精卫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就医，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职务。同年11月汪死，陈公博就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成为继汪之后的第一号汉奸头目。他在就职时信誓旦旦地叫嚷：要奉行汪精卫“手定之政策”，“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局如何迫切”，“决不动摇”^[9]。当有人问到汪精卫已死，他代理死人行使职权，势必贻笑中外时，陈公博仍坚持己见。他私下对人说：“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表示的一种姿态。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是办理收场的，不是继续演出的。”^[10]为此，陈公博在就职讲话中提出了讨好蒋介石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11]的口号，作为逐步结束伪政权的方针。他要求重整党务，召开一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来结束伪政权，但未来得及日本就投降了。日本投降前夕，他调整军事部署，积极反共。除了和国民党军统进行联系外，又和国民党地方军事当局有过相当接触。所有这些，都是为他自己和汉奸们留下一条后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在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8月25日，陈公博乘混乱之机，偕其妻李励庄及林柏生、周隆庠等人，在日本顾问小川带领下，乘飞机逃到日本。经国民党政府交涉，10月13日陈公博等六人被引渡回国受审。
 陈公博在监狱中写了《八年来的回忆》一文，为汪精卫和他自己开脱罪行。他迎合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心理，想以一贯反共的自白获取蒋的谅解，说：“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翻脸的。”^[12]1946年4月12日，国民党政府将陈判处死刑。6月3日，陈公博在苏州被枪决。

[1]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地方行政出版社1945年上海版,甲196页。
[2]陈公博:《少年时代的回忆》,《寒风集》,甲13页。
[3]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地方行政出版社1945年上海版,甲231—232页。
[4]陈公博:《军中琐记》,《寒风集》,甲153页。
[5]陈伯衡:《我所知道的陈公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4辑,1961年版,第186页。
[6]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0年版,第46页。
[7]上海《中华日报》1940年12月4日。
[8]上海《中华日报》1943年4月8日。
[9]上海《中华日报》1944年11月21日。
[10]巫兰溪:《汪伪政府末日记》,见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
[11]巫兰溪:《汪伪政府末日记》,见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第335页。
[12]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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