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朵如，名选珍，浙江萧山县人，1888年10月16日(清光绪十四年九月十二日)生。父陈子祥，有祖遗田产三百余亩，并在萧山临浦镇开设乾余钱庄、乾泰米行、乾元电厂及义号什货店，这些厂店后来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毁。

陈朵如幼年就读于表兄钟宾文家，后又从李禹九学。1907年，与堂兄陈允如相偕东渡日本，先习日文一年，然后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银行等科。在东京，陈结识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学习银行学的李铭，志同道合，引为知交。

1912年9月，陈朵如奉父命辍学归国，旋进杭州“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任协理。翌年，陈朵如受聘于浙江甲种商业学校任教，教银行学、银行簿记、银行实践及商业算术等课程。1916年离开商校，任中国银行浙江兰溪支行行长。

1917年3月，陈朵如应浙江地方实业银行邀请，回杭州任该行总管理处总书记职，兼任上海分行副经理。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前身就是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为官商合办，其业务方向、经营方法以及组织制度、账务核算等，全是钱庄格式，十分落后，连年终年初送迎财神习俗亦未革除。官商董事有鉴于此，邀陈朵如来整顿改革，不久之后，该行面目一新。与此同时，陈提出一种“零存整付”的储蓄方法，客户每月存入1元，15年到期可支取本息504.66元。这一种每月节约1元的储蓄方法，一般人都易办到，因此受到各界人士欢迎。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创办这种存款方法，吸收了不少社会闲散资金，其他银行亦竞相仿效，“零存整付”风靡一时。

1923年3月，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股东由于增资意见不一，协议官商股分家各自营业：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原上海分行、汉口分行划归商股，海门分行、兰溪分行仍归官股。浙江实业银行以李铭为总经理，设总管理处于上海，另设杭州分行。陈朵如在拆股分家及建行过程中，为浙江实业银行悉心规划，颇多建树。在杭州建行初期，陈并以上海分行副经理身份暂兼杭州分行经理。1927年陈升任上海分行经理，1928年3月参加浙江实业银行董事会任常务董事。陈与李铭配合，相处无间。李着重于外面活动，陈着重在内部擘划，共同决策。1936年，浙江实业银行计划买进一笔地产，李颇属意于上海南京路德义大楼，陈不以为然，未成事实。后来李听取陈的主张，向西班牙天主教会买进了上海旧跑马厅对面大光明一带房地产，连同大光明、国泰、卡尔登三家电影院的营业权在内，因而使浙江实业银行的声誉大增。

陈朵如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章乃器在任浙江实业银行襄理期间，曾创办《新评论》杂志，鞭挞时政，鼓吹民主政治，后又参加救国会活动，奔走呼号，日以为常。陈朵如对章乃器的爱国热忱表示同情和赞许，一面在精神上给予支持，一面有意识地减轻他的工作，使他有充分时间进行社会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陈朵如对国民党政府不能抵御外来侵略，十分愤懑，眼看一些党国要人依然热衷于谋求个人发财致富，夺利争权，常自感叹：“国之不存，何来个人幸福!”翌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复侵略上海，十九路军奋勇抗击，陈大为感奋，连夜聚集家人赶制棉背心慰劳前线爱国将士。浙江实业银行往来客商中颇多日商，如东华纱厂、裕繁公司、山下株式会社、多田洋行等，都与他关系密切，收付频繁。1937年“七七”事变发展成为全国抗战以后，陈朵如即收缩银行业务，与日商疏远，以至停止往来。1941年3月，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铭出国，将行务托付于陈，陈紧缩业务，谨慎行事。11月陈在归家途中，汉奸特务突予绑架，除勒索巨款外，还图诱陈担任伪职。陈不为恶势力所屈服，匝月脱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势力侵入租界，陈更加紧缩业务，消极抵制。当时，汪伪储备银行行长戴蔼庐为了笼络商业银行，宴请部分商业银行经理，陈拒不赴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浙江实业银行业务逐渐恢复正常，翌年，将原来的总管理处制改为总行制，以上海分行为总行，设业务、储蓄、信托、国外汇兑四部及稽核、总务二处，各部、处设专人负责，李铭任董事长，陈朵如为总经理。陈以他一贯稳重踏实的作风扩展业务，开创了该行的全盛时期。1948年，浙江实业银行改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

陈朵如经营浙江实业银行，善于用人，每一职工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情况，他均了如指掌。对能力较强、工作勤奋的职工，陈及时鼓励，予以提升重用;对能力较差的职工，则妥善安排适当的工作，使其能够胜任，并鼓励上进。他认为必须使每一职工有安定的生活，才能安心工作。1937年冬至1941年冬的四年间，上海租界形同孤岛，很多职工生活困难，陈拨出专款，办理行员贷金及子女教育费贷金。随后通货膨胀，物价昂贵，职工生活更趋困难，他通过劳资协商，再次拨出资金让工会举办职工消费合作社，以减轻物价上涨对职工生活的威胁。

陈朵如早在抗战以前就参加徐锡骥(徐锡麟的胞弟)主持的聚餐会。他在聚餐会活动中，受到陈叔通、叶揆初的启发、影响和推动，曾在1945至1949年这段时期里，几次从浙江实业银行暗账中拨出款项，通过陈叔通捐献给中共地下组织作为活动经费。上海解放前夕，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决策人曾商议是否去港的问题，陈坚决主张留在上海，并且决意要把已开工兴建的大厦建筑工程加速进行。他说：“这也是我心上一件大事，一定要把它做好，房屋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私营银钱业由联营逐步走向合并，为金融业改造准备条件。陈朵如初时对此不无疑虑，但很快就认识到集中经营是必然趋势，并积极说服李铭。当时李旅居香港，对大陆情况十分隔阂。陈与李多次通信，讲明形势，晓以大义，劝李不可迟疑。1950年11月，陈又亲自去港见李进行劝说。回上海后陈决定浙江第一商业银行于1951年11月1日参加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12月4日，公私合营银行成立，陈朵如任副董事长、总管理处副总经理和董事会上海办事处主任。1957年2月，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在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陈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并交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暗账资金美金500万元。

陈朵如先后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等。陈平素生活不尚奢华，不讲排场。1948年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庆祝建行40周年时，董事会决议买一所花园住宅给他居住，陈坚辞不受。

1961年8月31日陈朵如患癌症在上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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