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字通夫，1892年4月30日(清光绪十八年四月初四)出生在浙江余杭县的一普通农民家中，父母都不识字。陈达七岁时，在村里私塾就读，十四岁进余杭县立高级小学，学习勤奋，三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杭州府立中学(后来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

1911年，陈达在杭州考取清华学校公费留美预备班。次年赴北京，在该班学习四年，1916年毕业后，由该校公费保送到美国留学。先在立德学院学习二年，获得学士学位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系。鉴于我国人口众多而国家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他抱着谋求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愿望，选择了该系的人口和劳工问题专业。1919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该校研究院深造。其间他发表了有独特见解的论文多篇，引起美国学术界的注意，并得到好评。1923年，该校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此时曾有人以优越的待遇请他在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是他本着“人口救国”、学以致用的初衷，决定回国。

1923年秋陈达回国后，任教于母校清华学校，讲授《社会学原理》。他宣传国人应节制生育，降低人口出生率，以摆脱贫困的现状。他调查了清华园内校工的生活状况，在校刊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为文科的研究方法作出了良好的先例。1925年美国学者发起筹组“太平洋学会”，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召开成立大会，陈达以个人会员的身份出席，会后赴福建、广东调查劳工问题。1928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陈达就任该校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聘了著名学者潘光旦等人到系任教，以加强该系的师资力量。1929年春，再次到闽粤等地搜集劳工问题资料，著《中国劳工问题》一书出版。同年冬，被邀往夏威夷大学讲学，回国途经日本、朝鲜，曾考察当地劳工状况。1931年5至8月，陈达在上海、无锡调查工人的生活概况，并研究工厂法。次年他与友好数人在北平组织妇婴保健会，成立节育指导所，在报刊上创办“人口副刊”，加强了节制生育和提倡晚婚的宣传。在此期间，国民政府任命陈达为内政部户政司司长，陈达视事数月，以官场人事关系复杂悄然离去，仍回清华执教。

1934年冬，陈达去爪哇、邦加岛、马来亚、新加坡、暹罗、柬埔寨等地，从事南洋华侨问题的研究达半年。1935年夏，他趁休假一年之机，先至苏联、后又去西欧诸国考察，特别注意调查了德、意等国的劳工状况，以及苏联的国营工厂和集体农庄的工农劳动情况。他在参观苏联教育委员会所属的中研院后，曾在纪念簿上题词：“关于苏联的教育工作，留给我极深刻的印象，苏联的教育家无疑的要陶冶(年青一代的)新人格，应付新生活。”^[1]其后又去印度，调查加尔各答地区的农民状况。经过这一年的考察，他发表了多种调查报告和有关专论。

陈达在人口和劳工问题上认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学说是不移的定律。他以之运用于我国，提出了生存竞争和成绩竞争的理论，认为只有取得生存竞争的胜利，才能进一步求得成绩竞争的胜利;反之，如果能够取得成绩竞争的胜利，一般讲，也就更容易求得生存竞争的胜利。针对我国人口众多、贫困落后的状况，他认为要达到国富民强，必须对人口的增长加以控制：“生存竞争与人口数量有密切关系，因人口有大量的增加，或增加率太快时，对于人民的谋生，当然要发生恶劣的影响。”^[2]对于劳工的就业问题，他也认为如此，因此“人口的数量务求减少”^[3]。他主张实行“对等的更替”，即一对夫妇生育子女不超过二个。同时他还主张不断提高人口的质量，人口品质愈提高，社会的经济、文化也就能愈加发展。他这时的人口、劳工理论，还远没有认识到与社会制度、国家性质的关系，因此他的“人口救国论”在当时也和“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一样，是无法实现的。

1937年抗战爆发后，11月陈达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组的临时大学继续任教社会学。1938年初，又随校绕道广州、香港，经海防迁到云南。三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蒙自上课，陈达除任教社会学外，又兼任清华大学所属的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直至抗战胜利。该所设在离昆明20公里的呈贡县城内的文庙里，陈达携眷住在该庙的后院。该所从1939年初成立后，曾在呈贡县先后举办人口普查试验、人事登记、农业普查(逐户调查耕地面积、灌溉方式、作物种类，然后再选样调查使用肥料、农具及收获物市价等)、户籍及人事登记调查等多项学术性的调查研究工作。每次调查，从拟订调查计划、与各方联系洽谈、训练调查员、巡视、检查工作，直到统计、总结等，陈达都亲自参加。当时交通不便，有些地区尚须骑马代步，有时他一天要骑行八个多小时;同时每周还需上课一二天，因此备极辛劳，曾因劳累过度，在工作途中昏倒两次^[4]。1942年10月至1943年7月，作为学术研究，国情普查研究所又与国民政府内政部、云南省政府合作，进行云南环湖市县户籍的调查工作，动员了工作人员达千余人，调查对象涉及一市三县的60万居民。

抗战胜利后，陈达进行大规模的工人生活现状的调查。1946年，他在上海选择沪南、闸北等五个区，先普查了一千五百多家工厂、十四万多工人;然后进一步深入调查了纺织、面粉、卷烟等40种工业的240家工厂。调查的项目包括工人实际收入、计件和计时工资、工人生活史等十二个方面。

陈达治学谨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坚持实际调查的科学态度。他对所有调查资料，都要经过审核、复查、订正等步骤，然后再分类统计、列表。他为了弄清旧中国自然灾害对人口的影响，查阅了十几种古书典籍和近代资料，包括《图书集成》、《通志》、《通典》以及海关报告、华洋义赈会会刊、各种报刊杂志等，从而取得了从公元前二百多年到抗战前共计二千多年来水、旱灾的发生次数，并得出比例数越往后越严重的规律性资料。在学术研究上他主张专一。他自从留美时选定社会学中的人口和劳工问题作为自己的专业后，半个多世纪锲而不舍，几乎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于此。他曾说：“我觉得一个人不容易通，我的办法是一条路，要走一条路才有成绩和贡献。”^[5]1947年初，他应邀往美国参加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百周年校庆，事后至芝加哥大学讲学。他在国际学术界中具有一定声誉，先后担任国际人口学会副会长、太平洋学会东南亚负责人、中国分会研究干事等职。

陈达长期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纯学术研究，是“清高”的工作，可以不问政治，因此常常自称：“我真是一个道地的无党无派者。”但是1946年7月15日，昆明发生了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使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闻一多是他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在昆明的住所仅是一墙之隔。那天下午，两人同时出门，3小时后陈达回家不久，闻一多已被暗杀，陈达悲愤填膺。从此他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不论在平时或课堂里讲到国内现状时，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国民党是不行!”1947年2月，他参加了清华、北大13位名教授联合签名的抗议国民党当局侵犯人权的宣言^[6]。1948年6月，他又参加了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联名抗议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对开封平民滥施轰炸残杀师生的暴行^[7]。1948年底，他拒绝了国民党当局用飞机接他南下的企图，坚持留在清华园，迎接北平的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达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社会学的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为指导，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好的一部分应加吸收，不好的部分要加以批判”^[8]。1952年他改任中央财经学院劳动经济专修科教授，一年后转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专修科教授。次年又改任中央劳动部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兼副校长，并被任命为中央劳动部保护司副司长，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刊《教学与研究》及其他杂志上发表了《上海工人的生活费(1929—1948年)》、《上海的劳资争议与罢工(1937—1947)》、《如何进行专题调查与研究》等多篇调查报告和专论，提出在大专院校恢复社会学系科的建议，并多次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主张，后者与马寅初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的主张不谋而合。1957年5月，他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再度论述推行节育和晚婚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并附列了“二十个国家最近出生率”、“日本出生率的下降”、“云南呈贡结婚年龄”等国内外各种统计表十八张以资说明^[9]。1957年以后，陈达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继续从事人口和劳工问题研究，孜孜不倦地埋头整理资料和撰写著作，完成了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史》、《解放区的工人生活状况》等多种著作。1975年1月26日，他在家沐浴时突然病逝。

陈达一生培植了许多社会学人才，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研究成果。已发表的著作有Chinese Migr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Washington D.C.1923)，《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New York 1940)，《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6)，《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新建设》1957年第5期)。其他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约三十余篇用中、英文发表，散见国内外有关刊物上。

[1]陈达:《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39页。
[2]陈达:《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02页。
[3]陈达:《人口问题》,第430—431页。
[4]陈达:《浪迹十年》,第301页。
[5]全慰天:《记陈达教授》,《观察》杂志第2卷第8期(1947年4月19日),第19—20页。
[6]《观察》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3月8日)。
[7]北平《新民报》1948年6月29日。
[8]《关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座谈记录摘要中所记陈达的发言,《新建设》1957年第7期,第40页。
[9]陈达:《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新建设》1957年第5期,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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