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字辞修,号石叟,1898年1月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生,浙江青田县人。父陈希文,清末诸生,任青田县立高等小学校长。陈诚九岁入小学,1912年赴丽水入省立第十一中学,后转读第十一师范。1918年入杭州体育专门学校。毕业后,由其父执、众议院议员杜持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第八期炮科生。
陈诚于保定军校卒业后,被分发在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六团当见习官,驻绍兴,旋补为排长。1922年,陈到上海投考粤军,随同邓演达南下,入粤军第一师,在邓的第三团任连长。1924年5月黄埔军官学校创立,邓演达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陈诚被派为上尉特别官佐(候差);旋任第二期炮兵区队长,第三、四期炮兵队长。1925年两次东征,陈诚随黄埔军校教导团参战,任炮兵营连长,在淡水之战、棉湖之战与攻惠州城诸役中,均立战功。战后,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陈诚初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随军前进;旋任预备第一师第三团团长。11月预一师改番号为第二十一师,陈团编为第六十三团,在师长严重(立三)率领下,由韶关经赣州、南昌、上饶入浙至常山、衢州。1927年1月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军卢香亭部发生遭遇战;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后,又与孟昭月部苦战数日,后夜袭孙军司令部,迫使孙军后撤。2月15日,第二十一师克复新登,继入杭州,陈诚被擢升为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嗣后攻平望,薄苏州,下松江。
正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不满蒋介石所为,挂冠而去,陈诚继任师长。嗣后,陈先后在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军务署长、军政厅副厅长,翌年初任总司令部警卫司令。4月出征奉张时任第一集团军炮兵集团指挥,与蒋介石关系日趋密切。
1928年9月,陈诚率两个警卫团与曹万顺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一师,曹任师长,陈副,兼代第三十一旅旅长;翌年7月,升充师长。陈诚将第十一师重要人员全部调换,代以清一色的“黄埔生”,成为蒋介石的一支嫡系部队。1929年蒋先后与李宗仁、唐生智交战,陈效命甚力。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陈诚被蒋派任讨逆军第二军副军长,率十一师沿陇海路西进,守归德附近阵地。时阎锡山军沿津浦线南下,入济南,占泰安,徐州吃紧。陈诚奉命东调,率十一师以日行一百二十华里之速度昼夜趱行,赶到兖州,协同第十九路军解曲阜之围,继又抢先攻入济南城。8月,不足三十三岁的陈诚被蒋介石擢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十一师师长。嗣后,陈诚又奉调转赴平汉线,自济南抵周家口,率部向中牟推进,直趋郑州,蒋介石奖给十八军三十万元。
陈诚效仿邓演达严格治军,以“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为宗旨,注重军规;对蒋介石则唯命是从,每战皆敢打敢拼,坚定、苦干,日益取得蒋的宠信。宋美龄将自己的干女儿谭祥(谭延闿之三女)许陈。1932年元旦,陈与谭在上海结婚。从此,陈诚与蒋介石结成“翁婿”关系,更成为蒋之心腹。
在蒋介石1931年8月发动对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中,陈诚被派为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率第十四、十一师作为主力,长驱直入,先后侵占黎川、广昌、雩都(今于都)等革命根据地,然后转向西北直奔赣江,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未果,劳师辗转,疲于奔命。在第四次“围剿”中,陈诚任“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军”中路军总指挥,率十二个师用“分进合击”战术向广昌进攻。他自恃兵多将广,指挥第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深入宜黄东南的东黄陂地区,被红军大兵团伏击,两师师长李明和陈时骥均被生擒。接着,第十一师和第九师在草台岗、东陂地区又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陈诚于丧师之后回到南昌,羞愧交加,不敢见蒋。但蒋介石未予责备,反为其补充兵械,仍加重用。1933年7月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时,蒋命陈任教育长,负责训练“围剿”将领。在第五次“围剿”时,陈又被任为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兼第五纵队总指挥。他奉行蒋介石的新战术,提出一套“封锁围进、配合迫进、稳步稳进、乘虚突进”[1]的战法,向红军江西中央根据地步步逼近。他利用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指挥下采用阵地战的错误,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于9月27日占黎川,为蒋介石打赢了第一仗;次年4月又以优势兵力攻占广昌;接着分兵六路向兴国、古龙岗、石城步步推进,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到重大损失。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诚所部先后进占石城、宁都、长汀、瑞金。他历年在江西收集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大量文件资料,时与红军“之行动措施相质证,以验其说之是否可行,其法之是否有当,其言行表里之是否一致”[2],并于1935年6月编印了六册《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作为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参考资料。他在国民党军官中,算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是“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3]。
此后,陈诚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1935年春蒋在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陈兼任处长;6月蒋又下令全国骑兵、炮兵、工兵均归陈督导整理;7月蒋开办峨嵋军官训练班,又命陈实际负责。1936年3月,陈奉派去山西协助阎锡山防御红军渡越黄河,被任命为“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6月又在太原任“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此时,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宣称抗日反蒋。陈诚被蒋介石临时召回,以武昌行营参谋长名义,急调所部三个师进占衡阳,防御两广。不久,两广事件平息。陈诚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州分校主任,旋兼任广州行营参谋长,为蒋介石控制两广局势。
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扣捕蒋介石的同时,扣押了蒋之部属,陈诚亦在其中。后来事变在各方努力下获得和平解决,但是蒋介石扣留了张学良,还组织五个集团军进逼陕、甘,陈诚被派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经洛阳出潼关,屯兵渭南,奉行“剿抚并举”方针,震慑和分化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国,“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全国军民奋起抗日。陈诚奉命到上海视察后,主张在上海利用碉堡和水网地障,牵制住日军主力对华北的攻势。蒋介石采纳陈诚意见,组织淞沪会战,亲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派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调集大量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打大规模的消耗战。在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激励下,参战军队英勇抗战,给日本侵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只是陈在指挥上偏重于单纯防御,“固守阵地打死仗”[4]。日本“上海派遣军”登陆金山卫后,我国军队被迫全线撤退,淞沪遂告陷落。但淞沪战役牵制和消耗了日本侵略军的主力部队,使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宣告破产,“转变了敌‘沿平汉线南下’之原定计划”[5]。陈诚在淞沪战场上的指挥被视为“战术战斗之败北,而得政略战略之成功”[6]。
1938年1月,陈诚被蒋介石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与副部长周恩来等合作共事;旋又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6月,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自为团长,任陈诚为中央团部书记长。6月14日蒋介石下令编组第九战区,派陈诚为司令长官;次日又任命陈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遂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担负保卫当时我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地武汉之全责。此时,日本侵略军已先后攻占徐州、开封、安庆等地,于8月以38万兵力沿长江两岸分五路西侵,并以海军溯江而上,目标在夺取武汉。陈诚指挥第九战区所属各军,和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各部一道,以3倍于敌的兵力展开武汉保卫战。陈遵照蒋介石指令,以“战而不决”的消耗战术御敌,与李宗仁协同指挥抗日军队先后在九宫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山区构筑阵地,阻击日军;在星子、瑞昌、武宁、田家镇、万家岭、辛潭铺、大冶等地与日军激烈战斗。10月,日军次第侵占信阳、大冶、鄂城和黄陂,25日汉口弃守。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中,在蒋介石的指挥下,陈诚和李宗仁组织百余万我国军队迎战日军12个师团,杀伤日本侵略军逾十万人,对于抗战全局组织战略退却和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武汉撤守后,陈诚将湖北省政府主席职交严重代,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职交薛岳代,自己去重庆专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之职。1940年6月,日军攻陷宜昌,威胁四川。为加强重庆外围的防御,陈诚于9月奉蒋介石命赴鄂西恩施,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再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他以“建设新湖北”、推行“新政”相号召,实行“二五减租”[7]、田赋改征稻谷、用物物交换来对付通货膨胀、凭证分配日用品等措施。但在执行中许多官吏贪污中饱,湖北人民仍难免于沉重的负担。1943年2月陈诚奉派为指挥滇西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5月又奉命回恩施,指挥所部抗御日军西犯。翌年7月,陈改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12月又调任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回到南京,进一步重用陈诚,任命他为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陈诚名位在国防部长白崇禧之下,但扬言“国防部长有权,参谋总长有能”[8],竭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招致白崇禧等人的嫉恨。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陈诚跟着喊“三个月内消灭共军”,辅佐蒋调兵遣将,并先后去郑州、徐州、济南、北平、张家口及苏北等地督战,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一年之内,国民党军队即被歼灭112万人,陈受到各方责难。蒋介石被迫自己出面指挥战局,命陈诚以参谋总长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去接替熊式辉主持东北战局。
1947年9月,陈诚飞抵沈阳就职。此时,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先后在辽南新开岭地区、临江地区、四平地区大量被歼,已被迫困守在沈阳、锦州、四平、吉林、长春等几座城市。陈诚到职后声言“要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9]。为此他大力扩充部队,把在东北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由9个军增加到14个军,又新增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想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10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陈诚指挥频频失误,50天内被歼六万九千余人,不得不把主力部队收缩在四平、沈阳、营口、锦州等狭小地区。为安定军心,他仍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10]。翌年1月6日,他下令新五军向沈阳集结,结果这支国民党精锐部队于7日一个晚上即被全歼,军长陈林达和师长谢代蒸、留光天均被俘。陈诚闻讯,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第二天亲飞沈阳,陈向蒋承认“自己指挥无方”[11],表示“决心同沈阳共存亡”[12]。但眼看形势严峻,他让谭祥去南京求宋美龄,要蒋介石将他调离东北。2月5日陈诚悄然飞回南京,旋因胃疾去上海求医。4月召开的“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上,许多人对陈诚群起责难,“声色俱厉”,有些人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13]。陈诚闻讯,急忙住进陆军医院。5月20日,他请辞参谋总长本兼各职。
此后,国民党统治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打击下摇摇欲坠,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被迫发出求和声明;在退居幕后之前,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于1月5日到台湾就职,锐意经营。7月9日,陈又被委兼“东南军政长官”,名义上辖台、苏、浙、闽四省和潮、汕沿海区域。
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更加倚重陈诚。1950年3月,陈诚任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翌年1月兼“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3月任“副总统”,11月兼“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10月任国民党“副总裁”。1963年12月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专任“副总统”、“副总裁”。陈诚在台湾主政期间,注意吸取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努力缓和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矛盾,推行“三七五减租”和以工商企业股向地主赎买土地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14]。他还主持兴建了石门水库。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在台北逝世。
[1]《陈故副总统纪念集》,见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年版,第218页。
[2]陈诚:《赤匪反动文件汇编序》(1935年5月),1935年版,第1页。
[3]周恩来1936年7月9日在陕西白家坪接见埃德加·斯诺的谈话,[美]埃德加·斯诺,Random Note on Red China,1936—1945,张岭华译文稿见《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
[4]这是张发奎及前线伤员指责陈诚的语句,见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7页。
[5]陈诚对抗日战争的回忆资料,国民政府国防部总长办公室记录,国防部资料室编,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25)286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陈故副总统纪念集》,见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年版,第224页。
[7]陈诚的“二五减租”,是规定农民佃租为37.5%。其计算方法是: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从年总收获量中先提留二成五,偿付种子、肥料等,其余七成五和地主对分,即三七五交地主。
[8]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55页。
[9]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页。
[10]陈诚:《告东北军民书》,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页。
[11]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第4页。
[12]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第6页。
[13]朱克勤:《出席国民大会记》,第50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
[14]沈宗瀚:《陈故副总统与农业》,台湾《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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