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字冰如，原籍广东新会，1891年11月5日(清光绪十七年十月初四)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其先辈在南洋槟榔屿经营橡胶业，渐成富商，至其父陈耕基时，人称“陈百万”。其母卫月朗，广东番禺人，与陈耕基结婚后同去南洋。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之后派人到国内各地及海外华侨中建立同盟会分会。1906年9月，孙中山来到槟城，建立起槟城同盟会分会，以吴世荣为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1907年，汪精卫等为进行反清革命前来槟城，与陈璧君相识于蕊兰园吴世荣家，陈被汪的口才和仪表所倾倒。1908年，陈因活动积极，遂秘密加入同盟会。卫月朗同情革命，并随陈璧君前往新加坡会见孙中山，自己亦加入同盟会。陈璧君后来回忆说：“吾自与精卫相见于吴世荣君之蕊兰园，数往还，谈革命，遂加入同盟会。至新加坡谒总理孙先生。其初虑祸及家门，密不敢以告父母，既而察吾母明识有志节，且事不可终秘，乃具以告，备受谴责，而吾母乃欣然竟偕余复至新加坡谒总理，且毅然加盟焉。”^[1]
 由于1907年至1908年革命党人多次起义均告失败，汪精卫决心回国进行暗杀活动。1909年，汪与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组成暗杀团，赴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1910年4月事泄，汪精卫、黄复生被捕，汪被判处终身监禁。5月，陈璧君与黎仲实赴南洋筹款，还在香港成立营救汪的机关。
 辛亥革命于1911年10月爆发。11月，汪精卫被释出狱。1912年初，汪精卫、陈璧君在上海宣布结婚，4月底到广州正式举行婚礼。8月，汪精卫偕陈璧君前往法国求学。次年，移住于都鲁士，蔡元培、李石曾亦住在该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陈璧君前往巴黎，作为法国红十字会成员，从事救护伤员工作。1915年4月，汪精卫、陈璧君由法返国，汪去南洋进行声讨袁世凯活动，陈则到广州省亲。不久，又都回到法国。
 1917年，孙中山电召汪精卫回国参加护法运动，陈璧君随后携全家回国。次年，陈在上海与汪一起从事党务政治工作。
 1923年，陈璧君以恢复执信学校名义，奉命去美洲筹款，她不负众望，途经美国檀香山、三藩市等地及古巴、加拿大等国，耗时半年多，筹得款项三十多万元，缓解了国民党的经费困难，也为自己提高了声望。次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年底，汪精卫、陈璧君随孙中山北上抵北京。
 1925年初，由于孙中山身患重病，在京国民党中央委员组成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处理日常事务，陈璧君则协助宋庆龄照顾孙中山。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召开于广州，陈璧君再次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委。2月，陈去汕头为执信学校募款十余万元。蒋介石于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不安于位，陈璧君陪汪于5月去法国养病。
 1927年，国内“迎汪复职”声浪甚高，陈璧君随汪精卫于4月1日由法国返抵上海，因与蒋介石等意见不合，于6日乘船赴武汉。
 是年，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分共政变，陈璧君从此走上叛变革命的道路。11月，陈公博、黄琪翔策划广州驱李(李济深)事件。12月，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由于这两件事，汪精卫等在国民党内受到责难，汪、陈被迫悄然离国赴法。
 1929年，汪精卫、陈璧君旅居法国，陈公博亦往法国小住，并向汪精卫汇报改组派情况。陈璧君一再动员陈公博回国进行反蒋活动。3月，汪精卫、陈公博、陈璧君等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抨击蒋介石包办国民党“三大”，指出：“将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本党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2]从而否定“三大”的合法性。
 1929至1930年，陈璧君随同汪精卫、陈公博等先后策动张发奎、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发动军事行动倒蒋，均以失败告终。陈璧君陪同汪精卫寓居香港，静观形势发展。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在“约法”问题上的冲突，引发了反蒋派的又一次大联合，陈璧君随汪精卫赴沪参加会议。蒋介石利用“非常会议”各派矛盾，对汪进行拉拢。陈璧君、顾孟馀等则去南京，与蒋密商汪、蒋合作条件。陈璧君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又一次当选中央监察委员。
 1934年1月，陈璧君任党务审查组委员。11月，汪精卫、吴稚晖与陈璧君等为在南京郊区建筑平民住宅事，发起募捐。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遇刺。陈璧君怀疑刺客系蒋介石的特务所为，对蒋大加指责，从而增加了汪、蒋矛盾。同月23日，国民党五全大会闭幕，陈璧君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并在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陈璧君在汪精卫出国疗伤期间，留在国内注意政治风云变幻，随时向汪通风报信。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陈、汪之间一时函电交驰。陈敦促汪：“兄为朋友、为党，均应即归。”汪回电称：“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3]当汪于1937年1月回到上海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汪、陈打算落空。
 1938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汪精卫、陈璧君寓重庆上清寺。此前，汪精卫与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成员互通声气。汪还通过周佛海先后派遣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香港与日方特务秘密勾结，并在上海重光堂(土肥原公馆)与日方签订卖国密约。11月，当梅思平携密约返回重庆，经过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等连日讨论，陈璧君力主外逃降日。
 此前，陈璧君为了汪精卫出逃方便，以视察锡矿为名来到昆明对龙云进行拉拢，谋借路外逃。12月18日，汪精卫、陈璧君等伺机逃出重庆赴昆明。19日，这一伙人又乘龙云专包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离开昆明，逃往越南河内。22日，日本发出近卫首相的招降声明(即《调整对华外交方针》)。29日，汪精卫则发出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
 1939年3月21日，河内汪精卫寓所发生了军统特务枪杀曾仲鸣(目标系针对汪精卫)的事件。汪精卫、陈璧君等感到危机四伏。日本政府即派影佐祯昭、犬养健等营救汪精卫等人。4月29日，汪精卫、陈璧君一伙终于登上日本派去的“北光丸”轮船。5月6日抵上海，住进江湾土肥原公馆。随后，汪、陈等又搬进愚园路1136弄的一所豪华公寓。
 7月13日，重庆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璧君等人党籍，并下令通缉。8月，汪精卫盗用国民党名义，召开所谓第六次代表大会，陈璧君被选为伪中央监委常务委员。
 1940年1月，高宗武、陶希圣从上海逃往香港，宣布脱离汪伪。其时，汪精卫正在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商讨汉奸合流问题。在上海留守的陈璧君，命令陈春圃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名义，发表“辟谣”的谈话。陈璧君认为：“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3月初，陈璧君亲自跑到香港，对汪精卫的老搭档陈公博连骂带劝，拉到上海筹组伪政府。
 1943年，陈璧君以伪中监委常委名义“视察清乡”。她率领伪内政部长陈群、陆军部长叶蓬、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及曾醒、方君璧等男女随员多名，包了一节专车，从上海到杭州。沿途欢迎标语一律用“陈委员”而不用“汪夫人”字样。在杭州大吃大喝一通之后，就忙于逛商店，买特产，车厢几被物品塞满。
 汪伪时期，广东成为陈璧君的独立王国。她作为伪中央代表坐镇广东，名义是“广东政治指导员”。1941年，在陈璧君的策划下，陈耀祖任广东省主席。陈璧君在广东肆意搜刮，还为汪精卫歌功颂德，1942年5月，汪精卫六十虚岁，陈璧君特意指示陈耀祖为汪举行祝寿典礼。
 1944年3月，陈璧君陪同汪精卫去日本治病。11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病死，陈护送汪的遗体返回南京。其时在广东的陈耀祖已被刺身亡。1945年3月，陈璧君逼着伪府代主席陈公博同意褚民谊去广东主持粤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25日，陈璧君、褚民谊被军统局在广州诱捕入狱。翌年2月，陈璧君等又经南京转送苏州狮子口监狱。
 1946年4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以“陈璧君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4]。宣判后，陈璧君对法官说：“我对判决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要上诉，因为上诉的结果，必然还是与初审一样。”^[5]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陈璧君由苏州监狱移往上海提篮桥监狱拘押。陈体弱多病，人民政府在注意其思想改造的同时，对其生活予以适当改善和及时治疗。1951年，陈璧君写下《与日本谋和平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的交待材料。1955年，陈璧君主动要求到苏北劳改农场劳动，鉴于她的身体状况，未予批准。1959年3月，陈璧君病情加重，移送监狱医院住院疗治。6月17日，陈璧君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

[1]陈璧君:《我的母亲》,张江裁等撰:《汪精卫先生行实录》,东莞张氏拜袁堂丛书1943年版,第3页。
[2]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3]蔡德金辑:《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近代史资料》总60号。
[4]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
[5]转引自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4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1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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