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生于1848年10月19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家“世代簪缨”，曾祖父陈若霖做过刑部尚书，祖父陈景亮曾任云南布政使，父亲陈承裘进士出身，候选郎中，曾分发刑部浙江司行走。

陈宝琛十三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一岁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授编修，曾两次派充顺天乡试同考官。1879年任甘肃乡试正考官。1880年7月，陈升翰林院侍讲，任日讲起居注官，8月授右春坊右庶子，以及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功臣馆协修、纂修。1881年授侍讲学士，参与草拟诏书、敕令等中枢机要事宜。1882年简放江西乡试正考官，不久转任江西学政，1883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陈宝琛自入翰林院后，与左春坊左庶子张之洞、侍讲张佩纶、宗室侍郎宝廷交谊甚厚。他们四人崖岸自高，不避权贵，敢言敢谏，被称为“清流党”，又称“枢廷四谏官”。陈以敢于上谏慈禧太后出名。他对边防、御侮、进退大臣等曾先后上疏数十章，甚得慈禧太后、光绪帝的宠信，其奏章往往不交部议，即蒙饬令迅办。

19世纪70年代前后，列强各国疯狂掠夺我国领土，沙俄占领我国新疆伊犁九城;日本派兵侵扰台湾，公然吞并琉球;法国大规模侵略越南，矛头亦指向我国。这时，清廷内部曾有过一场关于“海防”(防日)和“塞防”(防俄)的争论，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派。作为“清流党”健将的陈宝琛，当时对内主张弹劾权贵，对外则力主抗战。1879年，出使俄国谈判索还伊犁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擅自签订丧失领土和主权的《里瓦几亚条约》，引起舆论的谴责。陈与张之洞等交章论劾，请诛崇厚、毁俄约。但清廷在沙俄的压力下，将崇厚开释。陈上疏主张将崇厚“服人臣不赦之极刑”^[1]。对于总理衙门采纳主和派提出“联日防俄”，拟允许日本商民在中国内地通商，陈上疏指出，“联日交即以分俄势”之说是“懵于事理”，其流弊必“祸延于朝鲜，而中国之边患更亟矣”^[2]。他认为俄国屯兵数千于喀什噶尔西南之阿来，是沙俄的“恫吓要挟”，其劳师在远，不足害怕，应海防与塞防并重，“俄事既可以坚持，日事益无庸迁就”^[3]。

1882年4月法国侵略者再陷河内后，步步北侵，直窥云南。陈宝琛认为中越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今日法军之捷，在越南为腹心之忧，在中国亦岂癣疥之疾”，他一再上疏奏陈，主张“举义师以平其难”。陈认为清廷对于和战所采取的“旋战旋和”策略是招祸之源，上疏指出，“舍战而言守则守不成，舍战而言和，则和亦必不久”。他建议“以云南之兵复山西，以广西之兵谋河内，以广东之兵扰海阳”，使法国侵略者“兵分力单，顾此失彼”，并表示“敌忾同仇，不敢自同局外”^[4]。1884年5月清廷下旨派陈宝琛为钦差会办南洋大臣，并授他“专折奏事”之权。

7月，在江西典试的陈宝琛奉旨后，启程赴抗法前线。行抵南康之时，一日之间接到三道谕旨，要他北上天津会同李鸿章妥筹中法和议细目。原来，当法兵于3月间进犯山西、北宁我军驻地时，慈禧太后恐战争将危及清王朝的统治，曾授权李鸿章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F.E.Fournier)议订了简明和约五款(即《天津专约》)。当时陈宝琛曾上疏对所拟五款和约加以驳斥。后因法军不遵定约，于6月23日进犯谅山，被清军击败。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调停下，清廷允将条约重议，适见到陈宝琛的奏折，就派他会同李鸿章详细妥筹。7月18日，陈赶抵上海，正拟附轮北上，恰遇祖父病故，按例报请在行馆持服二十一日。此时，法使巴德诺(Jules Patenotre)逗留上海不肯赴津。清廷改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在沪与法使议约，并派陈宝琛为和谈会办。陈不愿参与议和，乃以“拙于辞令，不习洋情，筹防义不容辞，议和才实不逮”^[5]电辞，但未获准。由于奕劻与李鸿章总想力保“和局”，以致清廷和战不定，陈在和谈中进退两难。但他认为拖延不是办法，会使“和战两误”，曾密电要求或战或和“此时宜决”^[6]。不久，法将孤拔(Anatole Courbet)率法国舰队占据台北基隆，清政府乃于8月17日电陈“不必再议，惟有一意主战”，并令“即回江宁办防”^[7]。陈遂离沪至南京。23日法国侵略者聚泊在马江的舰队突然向我发动袭击，福建水师战败，陈宝琛请旨“派江西援军速进”，清廷即电令曾国荃拨江西振武五营进援，但曾复电拒援。陈宝琛奏请准他自己募勇教练，并称：如“成效毫无，将臣从重治罪”^[8]。但清廷只复他“就现在各军设法整顿”^[9]。陈悻悻而罢。

陈宝琛练兵不成，遂沿江出巡。10月他将巡阅情形上奏，弹劾曾国荃“任用姻私，失知人之明”，“南琛”、“开济”管带玩忽职守，各军总统陈湜“虚额蚀饷”^[10]。清廷下旨曾国荃整饬处理。但曾国荃原是湘军名将，挟功骄傲，对陈宝琛纸上谈兵瞧不起，反于10月29日上疏指责陈在沪时“不顾议约之难，好为高远之论，事事与臣龃龉，臣以其言难行，恐与外人在沪决裂，贻误大局，委曲斡旋”;并说陈弹劾陈湜等纯是“蜚语中伤”^[11]。后清廷派人查明陈湜确有“游宴妓馆情事”，“有玷官箴”，著“交(吏)部严加议处”^[12]。然而，陈宝琛已失欢于主帅曾国荃。10月陈母病逝，奔丧回籍。

1885年2月，陈宝琛因前力荐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堪任军事，而唐、徐相率溃败，已核定斩监候，遂以“荐人失察”之过，被降五级调用处分。自是以后，陈闲居林下二十余年之久。

陈宝琛罢官归里后，于1895年出任福州鳌峰书院山长，1900年创设东文学堂。1902年鳌峰书院改为全闽大学堂，翌年11月又改称福建高等学堂，陈曾任该学堂监督;东文学堂改为全闽师范学堂，陈亦任该学堂监督。

1905年，光禄寺卿张亨嘉等发起设立福建铁路公司，陈宝琛被举为总理。1906年11月，陈赴南洋各埠募股一百七十余万元，拟先筑漳厦之间90华里，次年7月开工，1909年5月嵩屿与江东桥间76里铁轨铺成。后因经营不善，无法维持，终于连路轨也被拆除殆尽。

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后，溥仪登极，“清流党”“四谏”之一的张之洞任军机大臣。经张推荐，陈宝琛1909年3月赴京，4月被派为总理礼学馆事宜。次年4月开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原官，6月以硕学通儒充资政院钦选议员。在资政院首发请昭雪杨锐等提案文，要皇帝降谕旨“将杨庆昶(杨锐之子)所缴德宗皇帝所诏，宣布中外，昭示万世臣民，并纂入实录以成信史”，还提议对“杨锐等竭忠致身沈(沉)冤未白”应“降旨昭雪”，“授照许景澄等开复原官加恩赠印以慰幽魂而餍众论”。此提案震动朝野^[13]。

1911年1月，陈宝琛以原衔充补汉经筵讲官、实录馆副总裁。6月清廷补授他为山西巡抚，未上任又开缺，以侍郎候补派他在毓庆宫任皇帝授读，并赐在紫禁城骑马。8月改补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和奕劻内阁的弼德顾问大臣，授读如故。

辛亥武昌首义，民国成立，溥仪根据“优待条约”保留帝号。六十五岁的陈宝琛效忠清室，仍在故宫就任“帝师”。陈宝琛在溥仪眼中是“最忠于大清”、“最称稳健谨慎”^[14]的人。陈宝琛经常向溥仪灌输“卧薪尝胆”、“遵时养晦”的复辟思想。1913年小朝廷给陈赏戴花翎，次年又赏给他文职头品顶戴。袁世凯复辟帝制，陈宝琛骂袁是“元凶大憝，自作孽，必不得善终”，但又为溥仪安全忧虑，暗中为溥仪求神问卜。1916年底，他撰《德宗本纪》完稿，晋升“太保”。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陈出任“内阁议政大臣”，位同首辅。他劝溥仪禁止亲贵干政。不过十几天，复辟濒临失败，陈和张勋等商议拟了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张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未成事实，希望破灭。从此，陈对复辟之举十分谨慎。

1922年1月，陈宝琛撰成《德宗实录》，溥仪又赏以“太傅”衔，次年升“实录馆正总裁”。在他七十五岁生日时，溥仪赠送“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的“御书”对联。

1923年夏，陈宝琛引荐郑孝胥、罗振玉入宫任职。1924年10月，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迫使溥仪取消帝号，移出紫禁城，迁居北府。罗振玉主张溥仪溜出北府，借外力谋取“复辟”;陈则主张争取恢复优待条件，“还宫复原”。后来，罗振玉和庄士敦说冯军将对废帝有不利的行动，陈着了慌，同意罗、庄等人的主张，在他和庄的陪同下，溥仪移住日本使馆“避难”。次年2月，溥仪又出走天津，居日租界“静园”，陈等亦随往。

1926年4月段褀瑞下台，北京政府由直奉两系联合当权，陈宝琛曾于7月间亲自到京活动，企图使废帝“复原还宫”。后由于北伐军节节胜利，张作霖、吴佩孚自顾不暇，“还宫”的希望再次破灭。陈主张“静待观变”。当时有人主张向张宗昌军队支援饷银，以换取代为“规复京津”;也有人主张向白俄将军谢米诺夫提供活动费，以换取由溥仪统治满蒙地区，陈一概反对。当时郑孝胥和这些人往来，并送钱给他们，陈对郑极为不满。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罗振玉带着日本关东军坂垣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到天津引溥仪去东北，陈宝琛斥责罗振玉“鲁莽乖戾”。溥仪不以为然，他便沉痛地说：“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15]溥仪格于种种因素“暂不出行”，但不久又背着陈采纳郑孝胥的意见派人去日本活动。后来关东军派土肥贤二原至津诱引溥仪去东北，陈适在北平，见报立即赶回天津。在“静园”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和郑孝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反对溥仪去东北。溥仪虽未对他斥责，但已认为陈“忠心可嘉，迂腐不堪”^[16]，不足与图大事。1931年11月10日，溥仪背着陈潜去东北。陈虽不满，但他仍于两个月后赶到大连，在旅顺肃王府再三劝告溥仪“等候时机”，“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17]。当时日本关东军与郑孝胥等拟让溥仪出任伪满蒙共和国“总统”，陈劝溥仪复辟就要复“大清帝国”之辟，说：“若非复位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18]当他知道溥仪在郑孝胥等人的挟持之下，已成为日本关东军笼中之鸟，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之时，这个梦寐恢复“大清帝国”的八十四岁的“帝师”，最后向溥仪洒泪告别说：“臣风烛余年，恐未能再来。即来，也恐未必能见，愿皇上保重!”^[19]陈匆匆回到天津，随后迁回北平，离开了相随二十三年的废帝。1932年秋和1933年9月虽两度至长春见溥仪，溥仪就任伪满“执政”、“皇帝”后，陈始终未在伪满任职。晚年常哀叹“求为陆秀夫而不可得”。

1935年3月5日，陈宝琛在北平寓所病逝。

[1]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上,闽县陈氏1940年版,第28页。
[2]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上,第8页。
[3]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23,1933年铅印本,第23页。
[4]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下,第22页。
[5]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42,第21页。
[6]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2页。
[7]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503页。
[8]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下第50页。
[9]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下第55页。
[10]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下第56页。
[11]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第15页。
[1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1852页。
[13]陈宝琛:《沧趣楼文存》卷上,海澄陈氏读我书斋1958年版。
[14]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15]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16]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83页。
[17]周君适:《伪满宫廷杂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18]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00页。
[19]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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