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荫槐，字瀚襄，亦写作翰香、汉香、汉湘、翰襄，祖籍山东寿光，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于吉林梨树，是山东移民的后代，兄弟四人，常荫槐排行第四。常荫槐1910年从奉天法政学堂第二期毕业后不久，由大哥常荫廷带至黑龙江谋职。经常荫廷推荐，常荫槐首先担任黑龙江都督府军需科额外科员，后转入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师部任少校军法官、军法处长，常荫槐办事果断、不讲情面、敢作敢为的风格深得该师参谋长李景林的赏识。

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常荫槐任镇威军骑兵司令部参谋长，战前镇威军总司令部对这支骑兵寄予厚望，希望它在战场上发挥特殊作用，但由于骑兵司令许兰洲“不长于骑兵”，而身为参谋长的常荫槐又是“不晓军务之人”，不了解骑兵的特点及作战样式，以致战斗打响后，骑兵几“成无用之物”^[1]，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战至5月初，张景惠指挥的西路奉军首先溃退，该路奉军三万余人全部被直军缴械。接着，张作相指挥的中路奉军与张学良、郭松龄等指挥的东路奉军也相继溃败，纷纷向关外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奉军军纪荡然无存，沿途打劫勒索老百姓财物，行同土匪，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张作霖想起常荫槐办事有魄力、不讲情面，当即宣布任命他为奉天全省军警执法处长。常荫槐走马上任，对不遵守纪律的溃兵实行严厉弹压，很快扭转了混乱局面，使奉军有序地撤退到关外。

奉军撤退到关外不久，各地胡匪又猖獗起来。1923年3月14日，经杨宇霆推荐，张作霖任命常荫槐兼任洮昌道清乡督办事宜，调集重兵以十分残酷的手段将各股土匪镇压下去。时任奉天省长的王永江私下向杨宇霆揭发，常荫槐在剿匪过程中也有包庇窝藏土匪以及污良为匪的殃民行为，强烈要求将常荫槐撤职交法庭惩办^[2]。但杨宇霆并没有向张作霖报告，暗中保护了常荫槐。

1925年春，常荫槐任京奉铁路局局长。京奉铁路是连接关内外交通的最重要的通道，第二次直奉大战结束后，奉系控制了这条铁路，但当时交通秩序十分混乱，特别是奉系官兵无票搭霸王车的现象十分严重，而且无人敢管，奉系官兵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妈拉巴子是月票，后脑勺是护照。”常荫槐就任局长后，依然以铁腕手段整顿乘车秩序，不徇私情，不怕得罪上司与同僚。他主持厘定了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严格稽查，按规章制度办事，在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大车站还加派得力武装检查。对于违反禁令的，一律实行严惩。奉军某团长无票乘车，被稽查员查到后不仅拒绝补票，而且破口大骂，甚至拿出手枪来准备行凶，稽查员当场夺下手枪，将其赶下火车。常荫槐随即报请张作霖同意，就在车站站台上将该团长枪决，这一事件在奉军上下引起强烈震动。从此以后，奉系官兵搭霸王车的现象急剧减少。还有一次，张作霖五夫人(即寿夫人)的厨师无票强占头等包厢，被稽查员查到后当即被赶下了火车，该厨师依仗其主子是大帅最宠爱的夫人，大为不服，常荫槐命令执法队在站台对该厨师予以杖责，打得他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事后，该厨师向五夫人哭诉，要五夫人为他做主。五夫人向张作霖倾诉后，张作霖不但没有处罚常荫槐的意思，反而称赞说：“这小子，真有种，我正需要这种铁面无私的角色呢!”经过常荫槐的铁腕整顿，京奉铁路的乘车和运输秩序迅速好转。

1926年，常荫槐兼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部政务处长、交通司令。从1927年6月起， 常荫槐担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代理总长职务，1928年间还一度兼任奉(天)海(龙)铁路局督办。

1927年六七月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决定对张作霖采取“卸磨杀驴”或者使其完全傀儡化的对策，日本派出公开与秘密两路人马，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向张作霖索取“满蒙”权益的交涉，要求解决所谓的“满蒙悬案”。秘密外交由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中日实业公司”董事长江藤丰二负责，与张作霖直接接洽;公开外交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负责与中国外交当局乃至张作霖公开谈判。在日本人的威胁利诱和软硬兼施下，张作霖与日本于1927年10月15日取得了满蒙五路的谅解，达成“满蒙新五路协约”。根据这个协约，由日本政府承包修建：敦(化)图(们江岸)线，长(春)大(赉)线，吉(林)五(常)线，洮(南)索(伦)线，延(吉)海(林)线。“协约”还规定，“本协约签字后，尚须派两国代表正式签字”，方能生效。1928年5月7日，田中义一再次派山本条太郎到北京，逼张作霖签订修建满蒙新五路的正式合同，张作霖命交通部代总长常荫槐在合同上签字。但常荫槐不想当卖国贼，自谈判以来一直表现出强硬态度，不惜违背张作霖的意志，拒绝在合同上签字，张作霖无奈便命令交通部航政司司长赵镇以兼次长再兼代部务的身份与日本签订了吉敦延长线和长(春)大(赉)线两条铁路的承造合同。另由张作霖本人与日本签订延(吉)海(林)线、洮(南)索(伦)线两条铁路的承造合同。吉(林)五(常)路合同，因吉林省各界强烈反对，张作霖决定留待以后再签。

在中日谈判期间，常荫槐根据张作霖的指示，主持修筑了打通(打虎山—通辽)铁路，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多次抗议，反对修筑这条所谓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但常荫槐不为其威胁所动，仍按计划施工，直至建成。

1928年6月3日，常荫槐与张作霖等同车返回东北。4日，在皇姑屯京奉、南满铁路交汇处遇炸，张作霖与吴俊陞被炸死，常荫槐也受了轻伤。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日本人要求东北当局承认和履行张作霖生前与日本人签署的密约，但常荫槐答复说：“保安会并未承认新合同。”^[3]常荫槐的强硬态度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敌视，为此日本人有意散布谣言，挑拨常荫槐等人与张学良的关系，制造混乱，成为“杨常事件”发生的重要诱因之一。

张作霖死后，常荫槐与杨宇霆结成死党，对少帅张学良采取极端轻视的态度，在私邸与家人谈话时动辄说：“小六子(张的乳名)少不更事，懂得什么!”即使在公开场合对张学良也不尊重，倨傲无礼，目无长官。1928年五六月间奉军从北京撤退时，常荫槐下令将在京奉铁路上行驶的车辆全部拖到关外，南京国民政府委任的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向张学良交涉，要求放回车辆以恢复关内外的交通，张学良表示同意，但常荫槐拒不执行，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管不了我!”

1928年7月，常荫槐升任黑龙江省省长。他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借助其大哥常荫廷在黑龙江省任道尹时创编游击队的经验与人事关系，以及沈阳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在枪械弹药方面的支持，擅自动用铁路资金，编练约二十个营的山林警备队。张学良对此坚决不同意，而且存有戒心，他说：黑省既有国防军，又有省防军，无需再编练山林警备队。但常荫槐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继续扩军练兵，因此引起东北当局的怀疑和关注，更使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感到极大的威胁和不安。

常荫槐与杨宇霆沆瀣一气，反对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杨、常认为蒋介石靠不住，言而无信，易帜后会被蒋吃掉，况且蒋也不见得站住脚，倒不如在东北搞独立。张学良排除重重阻力，毅然宣布东北三省于1928年12月29日易帜，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杨、常两家公馆拒绝挂旗，以示反对。

在“杨常事件”发生数日前，常荫槐自黑龙江抵沈阳面见张学良，要挟张罢免中东路督办吕荣寰职务，提出让刘哲继任，并且手持纸笔，胁迫张学良立即批准，气焰嚣张，使张学良十分恼火。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怒火加上种种媒孽，使张学良产生了以非常手段处决常荫槐及其后台杨宇霆的念头。

1929年1月10日下午5时左右，常荫槐随杨宇霆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行事，此事须从长计议。杨、常坚决要求立刻决定，并取出事先写好的便条，让张学良签字批准。张推托说现在已到晚饭时间，容饭后再作决定，并留他们共进晚餐。杨称临来时已告家人回去用饭，表示饭后再来。于是，杨、常相率辞去。至此，张学良忍无可忍，决定先发制人，即召警务处长高纪毅、侍卫副官长谭海在老虎厅会客室准备行动。两小时后，晚上7时左右，杨、常如约而来，径入老虎厅就座。高纪毅、谭海率领六名持枪卫士一拥而入，高纪毅当场宣布：“奉长官命令：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即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随即分别被两名卫士抓住，一名卫士开枪，当场毙命，陈尸老虎厅。

当晚，张学良电召臧式毅、刘鸣九、米春霖等亲信到大帅府，研究起草《枪毙杨宇霆、常荫槐通电》、《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布告》、《致三省父老电》、《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文件，处理善后事宜。《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给杨、常定的罪名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产，颠覆政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这些罪状多有不实，有的是莫须有，有的属政见分歧，有的则虽有嫌疑，但无确证。其实，张学良杀杨、常的真实原因，在他于12日致杨宇霆夫人的亲笔信中，已表露无遗：“……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成性，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松龄)王(永江)之变，(奉天省长王永江于1926年2月因反对张作霖再度入关，愤而辞职。张作霖曾谓郭松龄以枪杆子造反，王永江以笔杆子造反。)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

处决杨、常后，张学良根据罪不及妻孥的原则，立即派人到杨、常家慰问，并各送一万元慰问金。张学良还给常荫槐写了一副挽联：“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1]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
[2]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第128页。
[3]胡玉海、张伟:《奉系人物》,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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