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燕生，初名乃英，后改名乃悳，字燕生，以字行。山西省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人。1898年12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生于北京。其先辈是榆次县的著名望族，其父常运藻(字鉴堂)曾在北京詹事府任主簿，1903年到河南任知县。常燕生随其父迁居河南开封。

常燕生从七岁起在开封从关雁秋师就读。辛亥革命爆发后，随家迁回原籍。1913年入山西阳兴十二县立小学，1916年毕业于阳兴公学，同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五四”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常燕生深受震动和影响，并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他在《新青年》三卷一号上发表《我之孔道观》，反对康有为提出的把孔教定为国教、把孔教列入宪法的主张。他在1916年和1917年多次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通信，讨论对孔教和道德问题的看法。陈独秀在1917年4月1日的复信中，称赞他说：“平论孔教，渐近真相，进步之速，至可钦也!”^[1]同年3月17日，陈独秀在北京高师作关于道德问题的讲演，常燕生将记录加以整理并在文末附上自己的感受，投寄《新青年》，该刊三卷三号予以发表。常称赞陈独秀的这个讲演“于道德之真相，可谓发挥尽致矣”。他还以陈独秀阐述的资产阶级道德观为武器，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和“道德为不可变易之物”、“天不变道亦不变”^[2]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常燕生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是学生运动中的一名骨干分子。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时，他被推选担任该会教育组主任。他还是进步社团“国民社”的成员，与黄日葵、孟寿椿等一起编辑《国民》杂志，在该刊上发表了论文《爱国——为什么?》(二卷一号)、《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和文艺作品《夜半》、《睡起对月》(均刊于二卷三号)。

1920年夏，常燕生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到北京高师附中任教。1921年，曾去日本旅行。归国后，迁居上海，在吴淞公学中学部执教。1923年辞去吴淞公学教职，居家未出。1924年春，前往北京，执教于北京高师附中。同年秋，应聘到燕京大学讲授历史。在这期间，他联络山西在京学界同乡，组织“青年山西学会”，主编该会刊物《山西周报》。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裂，知识分子亦随之分化。在五四爱国热潮推动下曾经风云一时的常燕生，对国共合作实现后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感到恐惧，急剧右转，日趋反动。1925年11月，常燕生经陈启天介绍，参加了曾琦等人创办的中国青年党，党号仲安，成为该党的重要领导骨干和“理论权威”。

1926年3月10日，北京一些国家主义派分子在北京大学召开“反俄援侨”大会，常燕生出席会议并作了讲演。当年夏季，他辞去燕京大学教职，创办爱国中学，自任校长，并兼办《学园周刊》，参与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的编辑工作。在7月份召开的中国青年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常燕生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1927年初，常燕生辞去爱国中学校长职务，到上海专门从事青年党的党务活动。他主编青年党的机关报《醒狮》，常用惠之、平子、平生、萍之、凡民等笔名在该报发表文章，进行反苏、反共宣传。青年党历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多出自他的手笔。

同年3月，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北洋军阀的统治已摇摇欲坠。这时，常燕生鼓动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共产党。他声称“军阀官僚已到末路，势力并不可畏，可畏者乃新兴的专制主义者俄国帝国主义者所雇用的共产党”，“现时应当集中力量先打倒背后有俄国势力的共产党”。他号召各种势力“应当全体加入国家主义青年团，绝对服从他们的指挥，和共产党作战”^[3]。他对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兴起的工农群众运动，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他说：“自共党得势，乃煽动工团农会，日为罢工械斗，互相残杀，社会秩序为之大紊，国民生计因而破裂。”^[4]他把集中目标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诬之为“是一个瞄准错误的运动”，说五卅运动没反对苏联，没抓住日本，“而集中目标对英国瞄准，这实在是一种最大的错误”^[5]。

“四一二”政变后，在反共、反革命这个根本点上，青年党和蒋介石已没有分歧;但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还没有完全合流起来。青年党昔日的靠山孙传芳、吴佩孚已被打垮，张作霖危在旦夕，于是便急欲投靠刚刚在南京建立起政权的蒋介石。为此，“四一二”后，常燕生立即收起了他们一贯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真实面孔，谎称“数年以来，吾人抱定‘反共不反国’之态度始终不变”。声称“吾人始终认定共产党人为祸国之巨魁，应全力扑灭之，而共产党所依附之国民党则不在此例”^[6]。他哀求“国民党人对于比较可以携手的友党(即青年党——引者注)应该将狭隘的态度稍稍放弃”^[7]，并肩携手，共同反共。尽管如此殷勤献媚，并未能得到蒋介石的青睐，青年党仍不能公开活动。于是常燕生哀叹地说：“现今的中国不是自由太多了，似乎还是太少。它且不论，即以约法上规定之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十六年来未尝有一时实行。”^[8]他在坚决反共的同时，对蒋介石的“党治”也时有牢骚。

在“四一二”后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常燕生也是满腹杀机。他不仅主张将所有的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甚至叫嚣：“如有为共产党工具者，杀无赦;如有为共产党辩护者，杀无赦。”^[9]他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无比恐惧，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很特殊的策略，不仅世界上各普通政党无此策略，就是世界上的共产党也无此策略”。他也感到“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战略却不失为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可以有成功的希望的”。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政策不仅没有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相反共产党创建了工农红军，开创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严酷的事实使常燕生开始认识到：蒋介石和张作霖的“南北政府今日所用的屠杀政略”，是制止不了“共产之祸”的。他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新的“抵御共产之祸的方法”，这就是“一面联合中产阶级筑成防御的阵线，以民团抵御流寇，一面赶紧采用保护政策和中山的开发实业计划，使全国人民都变为有产阶级”，这样“则祸乱自然停止”^[10]。

1928年和1929年，常燕生除在上海外，大部分时间在山西。在沪期间曾在大夏大学授课，并担任青年党创办的知行学院教授。1930年，他辞去知行学院教授，赴北平专门负责整理和主持华北地区青年党的党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此时，青年党提出“政党休战”口号，期望乘机投靠蒋介石国民党。蒋介石在决定召开国难会议时，邀请出席者名单中有九名青年党人，常燕生是其中之一。由于双方对会议的内容、地点、仪式等问题主张不一，常燕生等没有出席会议。

“九一八”事变后，常燕生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他说蒋介石的这个政策“只能叫做奉送江山的降表”。他批评了国民党政府诉诸国际联盟解决日本入侵问题的主张，他认为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国际联盟“不过是几个强国把持欺骗弱国的工具，一切唯强国之命是听”。他主张“野战抗日”，实际上就是游击战争，具体办法是中国国民，尤其被占领地的东北国民，自动地结合起来，30人、50人，零碎组成队伍，在日人占领的区域内，向横暴的日本驻军施行个别的攻击。凡遇有日本兵士或武装人员的地方，只要人少，立刻实行攻击，对于日人所把持的铁路工业及其他机关尽情地加以破坏，日本大队人马来时，立即退开避免牺牲。他认为“这样一来，可使日本驻军昼夜不能安枕，所占领的地方，完全不能利用，持久下去，敌人必然悔悟而自动退让”^[11]。

1934年，常燕生从北平到太原，担任山西大学教授。1935年，他在上海创办青年党的理论刊物《国论》月刊，并常为该刊撰文。他在1935年10月出版的《国论》上发表的《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运动应有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全面攻击。他在文中断言：“解决中国问题不但不能依靠共产党，而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反成了中国解放问题的大障碍。”常燕生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有效的抵抗共产党运动的方案”，其要点包括三个方面，即“建设系统的理论”、“建设严密纪律的救国组织”、“确定激进彻底的行动原则”。当年，常燕生再次返回太原，投靠阎锡山，充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成了为阎锡山出谋划策的幕僚。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谈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逐步形成。此时，常燕生一再发表文章，反对国民党再次与共产党合作，主张把共产党排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他攻击说：“若许共产党加入联合阵线，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与救国之目的根本相违。”^[12]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常燕生于10月离开太原，经武汉进入四川。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滞留成都。1938年任四川大学教授，在历史系讲授历史哲学。同年，《国论》复刊，改为周刊;并创办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任总主笔。

1938年4月21日，左舜生代表青年党致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副总裁汪精卫，称颂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决定设立国民参政机关和声言保障国民自由，是“异日宪政实施之端绪”，“国民政府为今日举国公认之政府，亦即抗战唯一之中心力量”，表示“同人等本爱国赤诚，始终拥护”。4月24日，蒋介石、汪精卫复函左舜生，表示要“集中全国贤智之心思才力，以共济此日之艰危，而谋国家久远之福利”^[13]。从此，青年党正式获得了合法地位。同年6月，国民党政府设立国民参政会，常燕生作为青年党代表被聘为参政员。

武汉、广州失守以后，国民党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等加紧制造“和平”空气，为其投敌叛国作舆论准备。这时，常燕生发表文章，要求国民党当局“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说”，“迅速发动全国舆论，请政府立即宣布既定国策不变，非到日军完全退出占领区域，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决不言和”^[14]。与此同时，也多次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单独组成某路军”，并把此“作一个招牌来替自己特别宣传”^[15]。

1939年“五一”前后，常燕生作为青年党代表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参观考察。他会见了毛泽东、张闻天、陈绍禹，参观了机关、学校，和各方面人士进行了接触。他承认延安“人人保持原始的精力，不腐化，不偷懒，能够苦干”，但又无端指责“无论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是见小而不见大，见近而不见远，小处近处非常精明，但大者远者则未免有看不到之处”^[16]。

1941年，常燕生在川康农工学院和华西大学任教。1944年，执教于齐鲁大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年党于1945年11月在重庆召开第十届代表大会，常燕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他作为青年党的五名代表之一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该会议之宪法审议委员会工作。在政协会议上，他与曾琦等人联名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和“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常燕生作为青年党代表之一参加会议。1947年4月，青年党正式参加南京国民党政府，常燕生初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不久又改任国民政府委员。常就职后于6月17日从上海去成都料理私事，在成都突患脑病，7月26日病故于华西大学医院。

[1]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0页。
[2]《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
[3]《时局将来之推移与吾人之责任》,《醒狮》周报第126期,1927年3月19日。
[4]《吾人所希望于实行清党以后之国民党者》,《醒狮》周报第134期,1927年5月21日。
[5]《五卅运动的再检讨》,《国论》周刊第1卷第12期,1938年5月7日。
[6]《醒狮》周报第134期,1927年5月21日。
[7]《国民党之统一与分裂》,《醒狮》周报第151期,1927年10月1日。
[8]《吾人对于自由之意见》,《醒狮》周报第161期,1927年11月5日。
[9]《戡定红乱的方略和国家主义者的当前责任》,《醒狮》周报第167期,1927年12月17日。
[10]《三民主义批判》(六续),《新国家》2卷5期,1928年5月1日。
[11]《野战抗日》,原载《醒狮》1932年1月号,引自《常燕生先生遗集》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6页。
[12]《对于全民救国联合阵线的意见》,《常燕生先生遗集》第3册,第127页。
[13]《抗战建国中之中国青年党》,成都国魂书店1939年版,第13—16页。
[14]《新中国日报》,1938年12月31日。
[15]《国论》周刊,第1卷第8期,1938年4月7日。
[16]《追记延安之行》,《常燕生先生遗集》第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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