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戏剧大师。原名万家宝,字小石,1910年9月24日(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天津,祖籍湖北潜江县。其父万德尊,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任黎元洪秘书、师长,后赋闲在家,重视对家宝的教育。万家宝生后丧母,继母给他讲故事,抱他看戏,使他体会到:“戏原来是这样一个美好迷人的东西!”[1]
万家宝少年时除跟家庭教师学习“四书”、“五经”外,也阅读了《红楼梦》(当时列为禁书)和《水浒传》、《西厢记》、《聊斋》、《镜花缘》等书。
1922年秋,万家宝入南开中学学习,结识章方叙(笔名靳以),开始读鲁迅的小说与郭沫若的诗歌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在张彭春指导下,读了《易卜生全集》,参加话剧演出并编写剧本、小说。1926年9月,《玄背》第六期开始连载万家宝小说《今宵酒醒何处》,万家宝开始用笔名“曹禺”,此后便正式改名。他参加演出了《压迫》、《织工》、《国民公敌》、《玩偶之家》、《斗争》、《悭吝人》等剧的演出。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同学郭中鉴的被捕和牺牲,深深触痛了曹禺,激起他揭露、批判黑暗旧制度的勇气。
1928年,曹禺南开中学毕业,入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他广泛阅读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的剧作及欧美文学作品,尤喜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剧作;课余常与巴金、章靳以等一起去看京戏,兼看昆曲、曲艺。中西文艺对曹禺后来的戏剧创作发生了很大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禺任清华大学抗日会委员兼抗日宣传队队长,每周六到郊区进行抗日宣传;又与孙毓棠、孙浩然、蒋恩钿等同学一起创办《救亡日报》,并经常在报上发表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
1934年7月,在巴金的推荐下,曹禺的话剧处女作《雷雨》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雷雨》是四幕悲剧,写周、鲁两家八个人物,通过三十年间复杂的纠葛,写出旧家庭的悲剧和罪恶。写作时“没有那么多顾虑,也没有想到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社会效果”[2],但剧作还是接触到了现实阶级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通过周、鲁两家的矛盾冲突,揭露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某些侧面。1935年4月,《雷雨》在日本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成功,获得日本戏剧界和观众好评。此后,《雷雨》在中国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演出,得到戏剧界和观众的肯定。
《雷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从戏剧史上看,应该说是进入雷雨时代”[3]。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唐弢认为:“真正能够在现代文学史开一代风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剧作,恐怕还得从曹禺的《雷雨》算起……曹禺恐怕是我国最早写出《雷雨》这样能演又能读的大型剧本的作家。特别是他通过话剧这种形式,把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表达出来了,起点很高。对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来说,确实了不起。”[4]
1934年,曹禺曾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教过一段《圣经》文学,同年夏天曾到上海参观。这两座大都市的畸形的社会生活,激发了曹禺的创作欲望。1935年下半年,为了创作《日出》,寻找剧本素材,曹禺深入社会底层,访问那些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们。“我托人介绍,自己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和黑三一类的人物讲‘交情’……我幸运地见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他们有的投我以惊异的眼色,有的报我以嘲笑,有的率性辱骂我,把我推出门去……我口袋里藏着铅笔和白纸,厚着脸皮,狠着性,一次一次地经历许多愉快和不愉快的实事,一字一字记下来,于是才躲到我那小屋子里,埋下头写那一点点儿东西。”[5]1936年6月至9月,《日出》在《文季月刊》连载,同年11月,《日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日出》亦是四幕悲剧,剧本以都市生活为背景,反映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上层社会的腐朽糜烂、尔虞我诈与下层社会的饥寒交迫、痛苦挣扎同时展示在舞台上,对比更加鲜明。从题材看,《日出》较之《雷雨》社会生活面更为广阔,较为深刻地解剖了旧中国的都市生活,揭示了剥削阶级制度的罪恶,也体现曹禺对光明未来的追求,在《日出》创作前及创作过程中,曹禺心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6]《日出》获《大公报》文艺奖,评选委员会评价曹禺:“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像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出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7]
曹禺与马彦祥、戴涯等在南京组织中国戏剧学会时,演出过《雷雨》。马彦祥回忆:“我看过不下十几个周朴园,但曹禺演得最好。这可能因为他懂得自己的人物,他是个好演员,他懂得生活,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我觉得演周朴园没有比他演得更好的了。”[8] 1936年冬,曹禺创作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原野》,翌年公演后获得好评。《原野》通过农民仇虎复仇的故事,反映了农民反抗的必然性和盲目性,旨在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体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象征手法和传奇色彩的运用别具一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被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热情所鼓舞,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38年,曹禺与宋之的合作写了《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并在演出时亲自扮演角色。周恩来在重庆会见曹禺时,正赶上日机轰炸山城,两人来到附近山上,周“面容愤慨而严峻,他指着火光起处,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告诉我中华儿女必须团结一心,奋起抗日……从那时起,我靠近了党”[9]。由于重庆屡遭日机轰炸,曹禺随戏剧专科学校迁往川南的江安。在江安期间,曹禺先后创作了独幕剧《正在想》,四幕剧《蜕变》和三幕剧《北京人》。其中,《蜕变》以大后方某伤兵医院的变化,写出“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10]。剧中梁专员和丁大夫是根据共产党人事迹和白求恩精神写成。剧本的前半部揭露了国统区腐败黑暗的现实,《蜕变》公演后受到欢迎,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和禁演。
《北京人》写于1940年,1941年12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1941年10月《北京人》在桂林公演后,颇受欢迎。柳亚子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北京人〉礼赞》称:“旧社会,已崩溃;新世界,要起来!……破碎的大家庭,已面对着不可避免的摧残!老耄的白发翁,还依恋着古旧的棺材!长舌的皙妇,自杀的懦夫,都表现着旧社会的不才!只有伟大的北京人呀!一分力,一分光,正胚胎着时代的未来!”[11]也有文章提出批评,认为《北京人》是作家“于失望之余,悲哀心情的表现”,是作家唱出的一曲低回婉转的挽歌。“当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感到不那么乐观的时候,他的写作便转换了方向。他送给了我们《北京人》的悲剧。”[12]对此,署名茜萍者指出:“抗战为着什么?是为着打走敌人,为着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社会。但是为着建立新社会,就不能不对于旧的社会作深切的研究,明确的认识,尖锐的暴露,坚决的攻击,这才能说到正确的切实的改造,把旧社会送到曾老太爷漆了几十年的楠木棺材里去,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抗战胜利的真实果实。”[13]曹禺认为:“《北京人》可能是喜剧,不是悲剧。里面有些人物也是喜剧的,应该让观众老笑。在生活里,老子死了,是悲剧;但如果处理成为舞台上的喜剧的话,台上在哭老子,观众也是会笑的。”[14]应该说,《北京人》是一幅中国封建大家庭走上衰落和崩溃的历史图画,只有像瑞贞、愫方那样冲出旧家庭的樊笼才能获得光明的新路。“《北京人》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也不故作人为的冲突,而是在朴实中求深刻,在浓郁的抒情气氛中揭示生活的真理,具有淳厚清新而又深沉的艺术风格。”[15]
继《北京人》后,曹禺还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创作了四幕话剧《家》,剧本通过觉新、瑞珏和梅小姐的爱情婚姻悲剧,控诉了封建家庭和旧礼教吃人的罪恶。“剧本《家》在把小说的一二句对话和一二个细节发展成为完整的戏剧场面上,表明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创造性的劳动。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家》还发展了《北京人》的抒情的特点,运用了大量内心独白,写得极富诗情画意。”[16]抗日战争胜利后,曹禺创作了《桥》等话剧与电影剧本《艳阳天》。
1949年7月,曹禺参加了第一次文代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同月又当选为全国剧协常务委员会和全国影协委员。1950年4月,曹禺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任院长。1956年7月曹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作协书记处书记。1966年至1976年“文革”时期,曹禺深受冲击。1988年11月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曹禺当选为文联执行主席。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因病在北京逝世。
在中国话剧史上,曹禺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作家,他继承了话剧先驱者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和艺术主张,广泛借鉴和吸收中国古典戏曲和欧洲近代戏剧的表演艺术,把中国的话剧艺术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曹禺的《雷雨》、《日出》等作品,不仅提高了戏剧文学水平,对导、表演艺术和舞台美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话剧成为真正的综合性艺术,“在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17]。
[1]颜振奋:《曹禺创作生活片断》,《剧本》1957年7月号。
[2]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戏剧论丛》1980年第2期。
[3]赵景深:《忆曹禺》,《宇宙》月刊第1年第5期。
[4]田本相著:《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页。
[5]曹禺:《〈日出〉跋》,《日出》,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
[6]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戏剧论丛》1980年第2期。
[7]萧乾:《鱼饵·论坛·阵地》,《新文学史料》第2辑,1979年2月。
[8]田本相访问马彦祥记录。
[9]曹禺:《献给周总理八十诞辰》,《北京文艺》1978年第3期。
[10]曹禺:《关于〈蜕变〉二字》,《蜕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版。
[11]柳亚子:《〈北京人〉礼赞》,《新华日报》1941年12月3日。
[12]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184页。
[13]茜萍:《关于〈北京人〉》,《新华日报》1942年2月6日。
[14]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
[15]孙庆升:《曹禺论》,“曹禺(代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16]孙庆升:《曹禺论》,“曹禺(代导言)”,第8页。
[17]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见田本相《曹禺传》,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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