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戏剧大师。原名万家宝，字小石，1910年9月24日(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天津，祖籍湖北潜江县。其父万德尊，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任黎元洪秘书、师长，后赋闲在家，重视对家宝的教育。万家宝生后丧母，继母给他讲故事，抱他看戏，使他体会到：“戏原来是这样一个美好迷人的东西!”^[1]

万家宝少年时除跟家庭教师学习“四书”、“五经”外，也阅读了《红楼梦》(当时列为禁书)和《水浒传》、《西厢记》、《聊斋》、《镜花缘》等书。

1922年秋，万家宝入南开中学学习，结识章方叙(笔名靳以)，开始读鲁迅的小说与郭沫若的诗歌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在张彭春指导下，读了《易卜生全集》，参加话剧演出并编写剧本、小说。1926年9月，《玄背》第六期开始连载万家宝小说《今宵酒醒何处》，万家宝开始用笔名“曹禺”，此后便正式改名。他参加演出了《压迫》、《织工》、《国民公敌》、《玩偶之家》、《斗争》、《悭吝人》等剧的演出。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同学郭中鉴的被捕和牺牲，深深触痛了曹禺，激起他揭露、批判黑暗旧制度的勇气。

1928年，曹禺南开中学毕业，入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他广泛阅读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的剧作及欧美文学作品，尤喜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剧作;课余常与巴金、章靳以等一起去看京戏，兼看昆曲、曲艺。中西文艺对曹禺后来的戏剧创作发生了很大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禺任清华大学抗日会委员兼抗日宣传队队长，每周六到郊区进行抗日宣传;又与孙毓棠、孙浩然、蒋恩钿等同学一起创办《救亡日报》，并经常在报上发表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

1934年7月，在巴金的推荐下，曹禺的话剧处女作《雷雨》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雷雨》是四幕悲剧，写周、鲁两家八个人物，通过三十年间复杂的纠葛，写出旧家庭的悲剧和罪恶。写作时“没有那么多顾虑，也没有想到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社会效果”^[2]，但剧作还是接触到了现实阶级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通过周、鲁两家的矛盾冲突，揭露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某些侧面。1935年4月，《雷雨》在日本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成功，获得日本戏剧界和观众好评。此后，《雷雨》在中国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演出，得到戏剧界和观众的肯定。

《雷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从戏剧史上看，应该说是进入雷雨时代”^[3]。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唐弢认为：“真正能够在现代文学史开一代风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剧作，恐怕还得从曹禺的《雷雨》算起……曹禺恐怕是我国最早写出《雷雨》这样能演又能读的大型剧本的作家。特别是他通过话剧这种形式，把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表达出来了，起点很高。对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来说，确实了不起。”^[4]

1934年，曹禺曾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教过一段《圣经》文学，同年夏天曾到上海参观。这两座大都市的畸形的社会生活，激发了曹禺的创作欲望。1935年下半年，为了创作《日出》，寻找剧本素材，曹禺深入社会底层，访问那些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们。“我托人介绍，自己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和黑三一类的人物讲‘交情’……我幸运地见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他们有的投我以惊异的眼色，有的报我以嘲笑，有的率性辱骂我，把我推出门去……我口袋里藏着铅笔和白纸，厚着脸皮，狠着性，一次一次地经历许多愉快和不愉快的实事，一字一字记下来，于是才躲到我那小屋子里，埋下头写那一点点儿东西。”^[5]1936年6月至9月，《日出》在《文季月刊》连载，同年11月，《日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日出》亦是四幕悲剧，剧本以都市生活为背景，反映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上层社会的腐朽糜烂、尔虞我诈与下层社会的饥寒交迫、痛苦挣扎同时展示在舞台上，对比更加鲜明。从题材看，《日出》较之《雷雨》社会生活面更为广阔，较为深刻地解剖了旧中国的都市生活，揭示了剥削阶级制度的罪恶，也体现曹禺对光明未来的追求，在《日出》创作前及创作过程中，曹禺心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6]《日出》获《大公报》文艺奖，评选委员会评价曹禺：“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像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出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7]

曹禺与马彦祥、戴涯等在南京组织中国戏剧学会时，演出过《雷雨》。马彦祥回忆：“我看过不下十几个周朴园，但曹禺演得最好。这可能因为他懂得自己的人物，他是个好演员，他懂得生活，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我觉得演周朴园没有比他演得更好的了。”^[8] 1936年冬，曹禺创作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原野》，翌年公演后获得好评。《原野》通过农民仇虎复仇的故事，反映了农民反抗的必然性和盲目性，旨在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体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象征手法和传奇色彩的运用别具一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被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热情所鼓舞，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38年，曹禺与宋之的合作写了《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并在演出时亲自扮演角色。周恩来在重庆会见曹禺时，正赶上日机轰炸山城，两人来到附近山上，周“面容愤慨而严峻，他指着火光起处，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告诉我中华儿女必须团结一心，奋起抗日……从那时起，我靠近了党”^[9]。由于重庆屡遭日机轰炸，曹禺随戏剧专科学校迁往川南的江安。在江安期间，曹禺先后创作了独幕剧《正在想》，四幕剧《蜕变》和三幕剧《北京人》。其中，《蜕变》以大后方某伤兵医院的变化，写出“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10]。剧中梁专员和丁大夫是根据共产党人事迹和白求恩精神写成。剧本的前半部揭露了国统区腐败黑暗的现实，《蜕变》公演后受到欢迎，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和禁演。

《北京人》写于1940年，1941年12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1941年10月《北京人》在桂林公演后，颇受欢迎。柳亚子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北京人〉礼赞》称：“旧社会，已崩溃;新世界，要起来!……破碎的大家庭，已面对着不可避免的摧残!老耄的白发翁，还依恋着古旧的棺材!长舌的皙妇，自杀的懦夫，都表现着旧社会的不才!只有伟大的北京人呀!一分力，一分光，正胚胎着时代的未来!”^[11]也有文章提出批评，认为《北京人》是作家“于失望之余，悲哀心情的表现”，是作家唱出的一曲低回婉转的挽歌。“当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感到不那么乐观的时候，他的写作便转换了方向。他送给了我们《北京人》的悲剧。”^[12]对此，署名茜萍者指出：“抗战为着什么?是为着打走敌人，为着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社会。但是为着建立新社会，就不能不对于旧的社会作深切的研究，明确的认识，尖锐的暴露，坚决的攻击，这才能说到正确的切实的改造，把旧社会送到曾老太爷漆了几十年的楠木棺材里去，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抗战胜利的真实果实。”^[13]曹禺认为：“《北京人》可能是喜剧，不是悲剧。里面有些人物也是喜剧的，应该让观众老笑。在生活里，老子死了，是悲剧;但如果处理成为舞台上的喜剧的话，台上在哭老子，观众也是会笑的。”^[14]应该说，《北京人》是一幅中国封建大家庭走上衰落和崩溃的历史图画，只有像瑞贞、愫方那样冲出旧家庭的樊笼才能获得光明的新路。“《北京人》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也不故作人为的冲突，而是在朴实中求深刻，在浓郁的抒情气氛中揭示生活的真理，具有淳厚清新而又深沉的艺术风格。”^[15]

继《北京人》后，曹禺还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创作了四幕话剧《家》，剧本通过觉新、瑞珏和梅小姐的爱情婚姻悲剧，控诉了封建家庭和旧礼教吃人的罪恶。“剧本《家》在把小说的一二句对话和一二个细节发展成为完整的戏剧场面上，表明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创造性的劳动。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家》还发展了《北京人》的抒情的特点，运用了大量内心独白，写得极富诗情画意。”^[16]抗日战争胜利后，曹禺创作了《桥》等话剧与电影剧本《艳阳天》。

1949年7月，曹禺参加了第一次文代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同月又当选为全国剧协常务委员会和全国影协委员。1950年4月，曹禺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任院长。1956年7月曹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作协书记处书记。1966年至1976年“文革”时期，曹禺深受冲击。1988年11月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曹禺当选为文联执行主席。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因病在北京逝世。

在中国话剧史上，曹禺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作家，他继承了话剧先驱者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和艺术主张，广泛借鉴和吸收中国古典戏曲和欧洲近代戏剧的表演艺术，把中国的话剧艺术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曹禺的《雷雨》、《日出》等作品，不仅提高了戏剧文学水平，对导、表演艺术和舞台美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话剧成为真正的综合性艺术，“在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17]。

[1]颜振奋:《曹禺创作生活片断》,《剧本》1957年7月号。
[2]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戏剧论丛》1980年第2期。
[3]赵景深:《忆曹禺》,《宇宙》月刊第1年第5期。
[4]田本相著:《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页。
[5]曹禺:《〈日出〉跋》,《日出》,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
[6]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戏剧论丛》1980年第2期。
[7]萧乾:《鱼饵·论坛·阵地》,《新文学史料》第2辑,1979年2月。
[8]田本相访问马彦祥记录。
[9]曹禺:《献给周总理八十诞辰》,《北京文艺》1978年第3期。
[10]曹禺:《关于〈蜕变〉二字》,《蜕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版。
[11]柳亚子:《〈北京人〉礼赞》,《新华日报》1941年12月3日。
[12]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184页。
[13]茜萍:《关于〈北京人〉》,《新华日报》1942年2月6日。
[14]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
[15]孙庆升:《曹禺论》,“曹禺(代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16]孙庆升:《曹禺论》,“曹禺(代导言)”,第8页。
[17]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见田本相《曹禺传》,第461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24047.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