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字挺岫，号听涛，曾用笔名陈思、丁舟等，后期常用老儿的笔名。1900年6月26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蒋畈村(今属兰溪市)。

曹先世从金华迁居浦江南乡，世代务农。其父曹梦岐，刻苦自学，举秀才。1902年赴杭州乡试时，正值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虞，他恨清室衰微，乃绝意科举，图教育救国。后在乡间办育才学堂，培育四乡子弟。曹聚仁在其父的教育熏陶下，培养起爱国主义思想。

1913年春，曹聚仁离开家乡到金华，在中学念了一年半书。1915年夏，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得校长经亨颐及老师陈望道、李叔同、夏丏尊、刘大白、单不庵诸先生的悉心教导，学业锐进。1919年五四运动烈火燃烧到东南，曹聚仁投入了反对旧礼教的斗争，曾担任学生会主席，领导“一师”的学生运动。

1921年曹聚仁在“一师”毕业后，到了上海。在邵力子等的提携下，曾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校等处教语文，同时，为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这是曹正式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的开始。

其时，章太炎正在上海讲学，曹聚仁前往听讲，并将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出版，成为当时大专院校流行的教材。可是，曹对章氏最后一章中反对白话诗的观点，不予苟同，曾发表专文进行批评，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从1923年到1933年，曹聚仁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路矿学院和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并先后在复旦大学、持志大学、大夏大学兼课，讲授国文、历史等课程。

1927年初，军阀孙传芳的军队强驻真如暨南大学校舍，教学无法进行，曹乃应单不庵馆长之聘，去杭州西湖文澜阁浙江省立图书馆工作半年多，在整理、校对四库全书时，得以浏览四库全书提要。

1927年12月21日，鲁迅到暨南大学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曹为之记录(原记录收入鲁迅《集外集》)。这是他与鲁迅第一次见面并缔交。1931年8月，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周刊问世，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开始，该刊曾被迫停刊，同年秋复刊。《涛声》是一种文艺杂志，刊头以“乌鸦”为记，用以讽刺国民党当局所谓“太平盛世”的欺人之谈。鲁迅用“罗怃”、“旅隼”等笔名为《涛声》撰稿，包括为曹等准备出版《守常全集》所写的《〈守常全集〉题记》一文。虽然曹自命为“虚无主义者”，而《涛声》中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1]发表。因其抨击时弊，刺痛了国民党当局，实际出版不过一年零三个月，就于1933年11月遭到查禁停刊。其后一段时期，一些文人就视曹为“异端”，把“乌鸦”、“乌鸦先生”的帽子套在曹的头上，并对其作品进行谩骂攻击。

1934年6月，曹聚仁在上海和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乐嗣炳等提倡“大众语”，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开辟“大众语”运动的讲坛，轮流撰文发表意见。鲁迅曾给予有力支持，应约写了《门外文谈》，对大众语运动发展的道路提出了积极的主张。同年，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创刊，曹聚仁为编委之一。为什么它命名为《太白》呢?太白比白更白，实际上太白即启明星，暗示总有结束黑暗统治的一天。当时，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主张闲情逸致的论语派文字风靡一时，这对爱国救亡的现实是不合适的。曹和徐懋庸又合办了反对论语派的刊物《芒种》。

“九一八”事变时，曹聚仁主张抗日救国，任救亡协会理事，为国民党当局所嫉视，因而被迫离开暨南大学。1935年12月12日发表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他也是签名者之一。他又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2]，在当时报刊上撰写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曹为《社会日报》写的呼吁抗日的社论，常常被检“开天窗”，有时只剩下标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曹聚仁握笔从戎，出入火线，为上海《申报》、《立报》、《大晚报》、《社会日报》采访战地新闻。曾在淞沪抗战火线上活动两个多月。上海沦陷后，他参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任该社战地特派员，随军至第五战区(徐州一带)和第三战区(苏浙皖地区)采访，他率先播发的台儿庄大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曹聚仁与范长江、孟秋江、陆诒齐名，被称为四大战地名记者。他还访问新四军叶挺、陈毅等将领，报道新四军英勇抗战事迹。1940年后，他在赣南为蒋经国主持《正气日报》，历时两年有余，担任过主笔、总经理兼总编辑之职。1945年主编《前线周报》，宣传新理性主义，主张“唤醒一般人的理智”，“继承科学的、民主的文化传统”^[3]。

抗战胜利后，顾祝同在三战区所办的《前线日报》迁上海出版，曹任该报主笔，兼任香港《星岛日报》驻沪特约记者。1947年曾与舒宗侨合编《中国抗战画史》出版，文字部分都由曹执笔。当时，蒋介石已悍然发动内战，可是曹聚仁对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期间的功绩，依然秉笔直书。这段时间，曹还在上海法学院和苏州国立社教学院任教，并兼上海前进中学校长。与此同时，曹有时参加沈钧儒、黄炎培等举办的聚餐会，曾在报刊上发表《观变手记》，对局势变化每好作预言。

1948年秋，蒋经国到上海任经济管制督导员，在金圆券推出前夕，向曹聚仁和冀朝鼎征询意见。曹坦率直言：金圆券发行一定失败，无法挽救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崩溃的命运。事态的发展变化，果如所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彷徨之中的曹聚仁，于1950年夏天应《星岛日报》社长林霭民之邀，离开上海赴香港任该报编辑。1955年后与林霭民相继脱离该报，曹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

1956年起，曹聚仁多次回内地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其他领导人的接见，还参加各种活动。曹将见闻观感向东南亚报纸作专文报道，并在《南洋商报》上，连续发表《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专栏文章，介绍祖国新貌，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5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设宴款待曹聚仁，陈毅、张治中、邵力子应邀作陪。席间，畅谈天下大势和祖国前途。曹提到祖国的统一问题。周侃侃而谈：“国共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就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4]在颐和园一席谈后，曹聚仁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为沟通两岸往来、促进祖国和平统而一再奔走。其后，曹在两岸间多次往返沟通。

其间，曹聚仁和林霭民于1959年曾再度合作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和《循环晚报》，曹任日报主笔。林霭民谢世后，三报合并为《正午报》，曹仍任主笔。为了纪念鲁迅，曹聚仁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两书。前者是曹聚仁和鲁迅在世时约定，要为鲁迅写传记，写人而不是写作“神”，并得到鲁迅本人同意，直到曹聚仁到香港后才写成的，因此实话实说乃是《鲁迅评传》的特色。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患癌症不治，病逝于澳门，终年七十二岁。7月26日，澳门举行公祭，港澳爱国同胞和进步人士多人参加，曹夫人邓珂云偕女曹雷、子曹景行也从上海赶到澳门，遵照曹聚仁生前的遗愿，“叶落归根”，将其骨灰运回故乡上海安葬。

作为一个毕生从事爱国文化事业的作家、记者、教授，曹聚仁笔耕50年，著作等身，约略估计，撰文逾四千万字，成书达七十余种。晚年犹广集资料，编撰成《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宣扬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成就。作为世纪同龄人的曹聚仁，经历了反清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见证人，拟撰写《现代中国通鉴》一部，计划分成：袁世凯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国民党末运等五册，以昭信实，惜仅成第一册，病魔袭来，无法赓续。曹逝世的次年，香港出版他的遗著《国学十二讲》一书。20世纪80年代以来，曹聚仁著作有《我与我的世界》、《万里行记》、《听涛室剧话》、《书林新话》、《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即《国学十二讲》修订本)、《曹聚仁文选》、《曹聚仁散文选》、《曹聚仁杂文集》、《上海春秋》、《文坛五十年》、《曹聚仁论人物》、《鲁迅评传》、《听涛室人物论》、《曹聚仁书话》等，在大陆陆续出版。

[1]鲁迅:《祝〈涛声〉》,《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1页。
[2]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3、66页。
[3]曹聚仁:《采访外记》,香港创垦出版社1955年版,第238页。
[4]曹聚仁:《颐和园一夕谈》,新加坡《南洋商报》1956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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