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字贤初，1892年4月15日(清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九日)生于广东省罗定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务农，兼做裁缝和兽医。蔡廷锴童年就帮做农活，九岁入塾，十一岁丧母，次年辍学，即随父做裁缝、学医。蔡性格倔强，贫困的生活使他对旧社会更具反抗精神。十二岁时，他听乡亲讲述刘永福英勇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故事，深受感动。当听到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行径时，心甚愤恨，爱国主义思想逐渐萌发。
 为寻找生活出路，加上存在当兵卫国的朦胧思想，蔡廷锴于1909年投入广东新军。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蔡转入广东省卫军。后经辗转，1918年到李耀汉肇军的陈铭枢营当排长。1919年肇军解体，陈铭枢营改属于护国军林虎部，蔡被陈选入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学堂学习一年。
 1920年孙中山返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派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陈铭枢部被编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蔡任团本部掌旗官，后调任排长。邓铿对粤军第一师训练甚严，对士兵进行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常识、社会知识和工业生产教育，蔡在该师受到熏陶和锻炼，并加入国民党，军事政治知识与日增进。1921年，蔡廷锴参加讨伐桂军沈鸿英的战斗，升上尉连长。1922年5月，孙中山督师北伐，蔡廷锴参加攻克赣州的激战。6月，陈炯明叛变，次年1月蔡参加驱逐陈炯明重占广州的战斗。4月，沈鸿英进攻广州，第一师奉命讨伐，5月占肇庆，蔡以战功升少校连长。1924年升为营长。1925年初，蔡营与第一师各部入桂，打败沈鸿英，旋出发东江，参加第一次东征陈炯明。甫告结束，立即从东江回师广州，参加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在与南北军阀的征战中，蔡廷锴成为骁勇善战的军官。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陈铭枢任第十师师长，蔡廷锴营编属第十师第二十八团。是年冬，蔡营作为讨伐邓本殷的先锋，在南征中立下战功。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蔡廷锴升任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率部参加攻克平江、武昌等战役，勇猛苦战，立有战功，是“铁军”的一支有生力量。后第十师扩充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下辖蒋光鼐的第十师和戴戟的第二十四师，蔡升任二十四师副师长。
 1927年初，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陈铭枢、蒋光鼐、戴戟先后离开武汉归附蒋介石，蔡廷锴调升第十师师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出师河南，继续北伐。蔡师在河南激战奉军，配合兄弟部队次第攻克临颍、开封。7月汪精卫在武汉反共后，蔡跟随叶挺部队行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委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军长叶挺)兼第十师师长，任左翼总指挥，率师南下。但蔡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在南下时便脱离了起义部队，把第十师开到赣东铅山。不久，蒋光鼐来铅山，回任十一军副军长，蔡率部随蒋入闽。
 此后，蔡廷锴随同蒋光鼐不断参加了蒋介石与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混战。1927年底至翌年初，十一军应李济深之请，在陈铭枢率领下开回广东，与黄绍竑率领的西路军合力打败了在广州发动政变的张发奎、黄琪翔所部。1929年初，国民党军队进行编遣，第十一军缩编为第三师和独立第二旅，蒋光鼐任第三师师长，蔡任独立第二旅旅长。是年夏，爆发粤桂战争，蒋光鼐、蔡廷锴所部打败了李宗仁、白崇禧之桂军。同年秋，独立第二旅扩编为第六十师，蔡任师长。在1929年底至1930年初的粤桂战争期间，蒋、蔡又击退桂、张(发奎)联军对广东的进攻，并进兵广西。
 1930年，蔡廷锴第六十师与蒋光鼐第三师参加蒋介石对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的中原大战，先于7月上旬打败桂张(发奎)联军于衡阳，旋即北上山东击败阎军，于8月15日以奇兵从阎手中为蒋夺回济南。蒋介石于8月17日将蒋、蔡两师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任蒋光鼐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第十九路军军长，驰往河南，打败冯玉祥所部。
 1931年初，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蔡廷锴担任“围剿”军第一军团长。蔡在江西目睹城乡遭受战争破坏和人民困苦的悲惨情况，惊心怵目。当时红军依靠人民，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十九路军补给困难。处处被动挨打，为蔡历次征战所未遇。特别是8月的高兴圩战役中，十九路军受到红军严重打击，伤亡三千人，蔡本人冒死抵抗才得生还。蔡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恶战，深感跟随蒋介石打反共内战没有前途。“九一八”事变后，蔡不愿参加内战和决心抗日的思想与日俱增。其时全国一致要求团结御侮，原来因蒋介石扣留胡汉民而造成的宁粤分裂，此时也不得不进行所谓宁粤合作的谈判。粤方提出十九路军警卫沪、宁，以保障粤方人员到南京开会的安全。10月，十九路军陆续从江西调赴沪、宁，十九路军总部和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等地，第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等地。
 蔡廷锴爱国情深，曾在赣州集合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宣誓反对内战，要求武装抗日。当他闻悉马占山东北抗日的事迹，心情十分激动，挽救民族危亡意志益坚。此时，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又不断在淞沪各地挑衅，蔡召开全军军官会议，要求班长以上军官轮流秘密侦察淞沪地形，自己也亲往淞沪各处视察防务，准备抵抗日军的袭击。12月，蔡在沪召集十九路军将领密商组织志愿军，赴东北援助马占山抗战。各师迅速选定志愿官兵六千名，编为两个独立旅、一个警卫营、一个山炮连，定名为“西南国民义勇军”，蔡自任总指挥，准备翌年2月1日率军北上。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派兵来沪，并进一步制造事端，甚至无理要求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国民军政部长何应钦及张静江先后劝蔡廷锴撤兵，蔡表示反对，认为十九路军驻地是中国领土，殊无撤退之理，我十九路军守土有责，万一日军胆敢来犯，决定迎头痛击。1月23日，蔡与蒋光鼐在上海召开了十九路军驻沪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抵抗日军的各种部署。24日，蔡又至苏州召开十九路军驻苏高级将领紧急会议，表明抗战决心。虽然国民政府一再妥协退让，日军仍于1月28日夜悍然向闸北一带进攻，十九路军立即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1月29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守土有责，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十九路军全军官兵在广大群众的鼓舞、支援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坚守阵地，不断击退日军的猖狂进攻。蔡以大无畏的胆略，在枪林弹雨中亲临前线督战，激励士气。当时敌我兵力悬殊，十九路军全军约三万人，加上2月中旬来援的张治中第八军，计共只有四万多人。日方经不断增兵约七八万人，配有大量大炮、坦克、飞机、战舰。但十九路军从1月28日至3月1日坚守上海，凭着一腔爱国精神，与敌血战33天，前仆后继，死伤约万人，经历了闸北巷战、吴淞要塞战斗、八字桥战斗、蕴藻浜战斗、江湾与庙行战斗、浏河战斗等战役。也使日本侵略军遭到重创，死伤万余名，四度更换指挥官。最后，由于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不再增派援兵，3月1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退守到嘉定等地。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精神，谱写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新篇章。蔡由于指挥淞沪抗战功勋卓著，被海内外誉为“抗日名将”、“民族英雄”。蔡廷锴、蒋光鼐等于3月2日通电全国，表示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日军经十九路军严重打击，侵占上海的阴谋终不能得逞。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于3月3日宣布停战。5月5日，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蔡廷锴抵制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坚持抗战的立场，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蒋于5月6日令十九路军三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湖北、安徽“剿共”，蔡等据理反对。蒋乃改令调往福建，冀图在与红军作战中使十九路军消亡。蔡等虽知蒋的阴谋，但为了避免在沪宁线上被蒋的嫡系部队围歼，乃率部到福建休整，积蓄力量，徐图发展。蔡于9月就任十九路军总指挥。12月，蒋光鼐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蔡于翌年1月继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蔡廷锴继续坚持抗日斗争。1932年底，他为《新中华》等杂志撰文，表示决心抗日卫国，主张迅速组织“人心的国防”、“军事的国防”和“经济的国防”。1933年1月，日军侵入关内，蔡多次请缨愿率所部北上抗日，纵不能全军出发，亦应以一部先遣队伍，策应热河抗战。乃于3月下旬与粤、桂共组援热联军，蔡任援热联军总指挥。蔡派出两个纵队为先遣军由福建出发，5月下旬抵湘南耒阳。国民政府此时正准备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命先遣军回抵闽西。蔡与蒋光鼐十分愤慨，5月25日联名通电，强烈抨击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力主抗日到底。5月31日传来《塘沽协定》签字的消息，6月1日他们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全国，反对《塘沽协定》。蔡等还多次致电冯玉祥，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但这些爱国行动，却受到蒋介石的一再申斥。蔡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进行反蒋斗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全国一致共同抗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
 蔡廷锴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有了新的认识，跟蒋光鼐一起，和两广反蒋实力派联络，于1933年春签订闽粤桂三省联防草约。他们还于该年夏，将亲蒋介石的张贞第四十九师，整编为十九路军的主力部队之一。蔡还在十九路军内秘密成立改造社，清洗军内的国民党特务分子。
 先是，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入闽后，在蒋介石催迫下，利用福建红军主力入赣作战之隙，次第占领了闽西、闽北苏区不少地方。1933年秋，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约三个团，继在闽北歼灭两个团，并围困延平(今南平)、顺昌、将乐、邵武等县城，一直打到水口附近，威胁福州。蒋介石不但不理蔡的求援，反而追究军事责任。蔡等认识到进攻红军是中了蒋介石的计谋，反蒋抗日和“剿共”决不能并行，毅然决定把“反蒋抗日反共”的方针改为“反蒋抗日联共”，立即采取积极步骤与共产党红军联络，于9月下旬实现停战。这时，陈铭枢已从欧洲回国，积极从事反蒋抗日活动，奔走于港、粤、闽间，联络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和黄琪翔等反蒋抗日力量。经过反复商议，决定以福建为中心，发动反蒋抗日联共事变，以十九路军为后盾。10月26日，他们还与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使事变发动时无西顾之忧。
 11月20日，“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根据大会决定，22日成立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任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等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颁布和初步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反蒋抗日联共的方针政策，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震动和影响。但是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在组织上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政治上未能提出和实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路线，军事上则对蒋介石的进攻掉以轻心。而蒋介石却攻击闽变是“叛党叛国”、“容共”、“赤反”，收买福建的地方军阀、政客倒戈，并迅速调集十多万大军向福建进攻。十九路军众寡悬殊，又孤立无援，福建事变于1934年1月失败，十九路军完全解体。
 蔡廷锴于福建事变失败后，出洋游历欧、美、澳洲一年，考察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他以爱国主义激情，向侨胞和各国友好人士宣传抗日主张，介绍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抨击国民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各地华侨和各国友好人士，对蔡极表敬佩，使蔡深受感动。1935年7月，他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争取民族独立，推倒南京蒋介石政府，建立人民政权，组织联合战线，武装抗日为己任。为加强抗日反蒋宣传，他们还创办《大众日报》。“一二九”运动爆发，蔡给予声援，在对《大众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对华北军警镇压学生表示极大的愤慨。1936年以后，在共产党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放弃先前“反蒋”的口号，蔡和李济深等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出贡献。
 为武装抗日，蔡廷锴曾致力恢复十九路军。他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洽商，于1936年初在广西成立一个独立团，以他在原十九路军存下的公积金充作军饷，军官多由十九路军旧部担任。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扩充部队，独立团扩编为师。8月，蔡入桂与李、白商议后，决定在广西恢复十九路军，发表《宣言》，决心即赴前线抗日。十九路军设立总指挥部，蔡任总指挥，下辖翁照垣等三个师，另设一个军官团，蔡兼主任。但是李、白不久即和蒋介石妥协，广西部队缩编复员，十九路军的三个师也缩编为一个师，归广西部队建制，十九路总指挥部及军官团均撤销。蔡于9月离桂至港。
 “七七”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蔡廷锴爱国心切，赶抵南京共赴国难。但蒋介石对蔡耿耿于怀，仅委以军委会特任参议官这一虚职。11月，蔡在南京被车撞伤，回罗定休养。翌年10月，他从罗定赴广州，拟与广东当局共商抗日大计，半途又遭敌机袭伤。广州失陷后，他虽负伤未愈，仍任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委会常委，负责指挥西江南路团队，准备抗敌。1939年，他先后出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所部驻桂南、粤西。11月日军在防城、龙门等地登陆，进攻南宁，蔡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从年底至翌年初，在桂南会战中，指挥桂南及广东南路各部对敌作战。7月，第二十六集团军改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但所辖部队皆调离，只剩些游击队，蔡成无兵司令，无法实现抗日抱负，乃于9月辞职。以后几年，蔡以特任参议官虚职闲居桂林。1944年8月回归罗定后，与谭启秀等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军。
 蔡廷锴不满蒋介石在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奉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闲居桂林时，曾跟李济深、何香凝等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问题。抗战胜利后，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政策，蔡与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等于1946年3月在广州正式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为目标。蔡任理事会理事，并在李济深未到任前代理主席，全盘负责“民促”工作。蔡曾到南京会晤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对共产党及其各项政策有了深刻认识，以后更积极开展和平民主运动，投入反蒋斗争。1947年底，在李济深、蔡廷锴等联络下，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于香港召开，1948年1月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任主席，蔡任中央委员会常委兼管财务。5月，蔡和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9月，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由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积极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蔡被选为常务委员，参加建国筹备工作。9月，蔡作为“民促”的首席代表出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廷锴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历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还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对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很大努力。抗美援朝中，他被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前往朝鲜慰问中朝军民。他曾于1950年11月赴华沙出席世界和平大会，被推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他经常出国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1957年率领代表团往东京参加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1961年随同周恩来访问缅甸。
 蔡廷锴热心培养人才，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曾在家乡捐资扩建或创办广东省立八中(今罗定中学)、泷水中学、罗镜圩龙岩乡小学(后改名廷锴小学)和罗定民众教育馆，对泷江医院和罗定公园等公益事业，也热心支持扩建。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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