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字松坡，原名艮寅，生于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湖南邵阳人，后迁往武冈。七岁就学，十四岁中秀才，1897年9月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任教的有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蔡锷在校，深受梁启超的赏识。1898年秋“戊戌政变”发生，谭、梁在北京一死一逃，时务学堂也因连累而被解散。蔡遂离长沙辗转到了上海，考入南洋公学。
 1899年8月，他应梁启超函约到日本，先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后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求学。1900年，随唐才常等人回国，准备在汉口发动武装起义，事败又去日本。
 他第二次抵日后，改名锷，表示投笔从戎的决心。前后入日本陆军成城、士官两校学习军事。积极参与留学生抗俄义勇队的活动。1904年10月，于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
 蔡在日本期间，同梁启超的关系更加密切。曾用蔡孟博、奋翮生、劫火仙等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
 1904年，蔡从日本回国，先在江西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材官队(即将弁学堂)总教习及监督。1905年初到湖南任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等职。同年夏，被调到广西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随营学堂总理官、测绘学堂堂长等职。1906年秋，奉令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1907年春，广西陆军小学堂创办于桂林，蔡锷任该校总办。1908年，升新练常备军步队第一标统带，自桂林移驻南宁。次年，接任龙州讲武堂总办。1910年奉令兼新军混成协协统、学兵营营长等职。蔡锷在广西数年，创练新军，颇负盛誉，然亦招人妒忌。有人策动谘议局对蔡锷提出弹劾。这就促使他决意离开广西。1911年初，经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和陆军小学堂总办罗佩金向云贵总督李经羲推荐，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他的表现又不完全像梁启超。他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派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以同情和赞助。1907年，同盟会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起义时，黄兴和赵声二人于事前秘密去广西访问过他。他到云南后，对云南讲武堂李根源等人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蔡锷约集昆明的革命党人秘议响应计划，部署一切，被推为总指挥^[1]。
 1911年10月30日(阴历九月初九日)，蔡锷按预定计划在昆明发动起义，令李根源率新军七十三标在城北校场发动，他本人率新军七十四标在南校场巫家坝发动。第二天，起义军占领昆明全城。清总督李经羲自督署逃往法领事馆避难，后经蔡锷派人把他护送出境。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协统王振畿被起义军击毙，军事总参议靳云鹏化装潜逃。11月1日，云南军政府成立，公推蔡锷任都督，李根源任军政部总长，唐继尧任次长。蔡锷掌权后，在行政上进行了若干改革，他撤换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县知事，任用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军官，财政方面则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2]。
 云南独立后，贵州革命派与立宪派竞相酝酿独立。四川总督赵尔丰还盘踞成都，和保路同志军对抗。蔡锷为了巩固云南，立即着手向邻省发展，从而对贵州、四川两省的政治变动进行了干预。
 11月4日，贵州宣布独立，革命派获得群众支持，掌握了政权。该省立宪派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请求蔡锷派兵援黔，武装镇压革命派。蔡锷和立宪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竟然听信他们对革命派的中伤，派唐继尧率军到贵阳^[3]。唐到贵阳后，围攻贵阳军政府，屠杀了大批革命党人。唐当上了贵州都督，戴戡、任可澄当上都督府左右参赞^[4]。
 四川群众性的保路运动在云南起义后进一步高涨起来，清政府曾派端方率军进入四川，向革命势力反扑，四川总督赵尔丰也还拥有相当大的反革命力量。11月11日，蔡锷派谢汝翼、李鸿祥两个梯团，共8个营的兵力援助四川起义军。赵尔丰的军队士气低沉，一与援川滇军接触，就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但是，援川滇军和四川起义军未能团结对敌，因争地盘、税款等问题，也不断发生冲突。1911年12月，谢汝翼在叙州和自流井对数万抗清保路同志军进行了镇压;1912年初，李鸿祥也在泸州属合江县杀死了革命党人黄方和大批保路同志军^[5]。对于这场屠杀，事后蔡锷和重庆军政府张培爵、夏之时两都督有截然相反的电报致黎元洪。蔡称“合江匪徒啸聚”，“随我军入城后彼乘间入城，肆行劫掠”。张、夏却说：“滇军以兵力解散同志会施放机关炮，杀伤过多……党人、滇人皆以为过当。”^[6]
 民国成立后，蔡锷的主要政治倾向仍受着梁启超的影响，以梁为首的进步党也把云南、贵州作为他们活动的地盘。但是蔡锷又被谷钟秀、张耀曾等组织的统一共和党推为总干事，从而他也和国民党内一些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二次革命爆发后，他不顾孙、黄等国民党人的善意争取，仍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参加镇压重庆熊克武的起义。末后，袁世凯把他调离云南，以唐继尧继任都督兼民政长。1913年10月，蔡锷到了北京，袁加以多方笼络，任以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段祺瑞)、全国经界局督办、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衔。
 但蔡锷到京不久，迅即察觉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便暗中与朋友、同道，小心翼翼地多方做应变的准备。当时全国各省除滇黔粤桂外，几乎都是北洋军队的防地，而广东都督龙济光早已投入袁的怀抱，并牵制广西都督陆荣廷，使之不能对袁有任何异动。只有滇黔，一时成为立宪派活动的地盘。蔡锷的举动对该两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袁世凯对他倍加提防。袁曾向亲信曹汝霖泄露自己的心机说：“松坡这个人，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7]
 1915年，袁世凯酝酿称帝，引起全国各界人民的反对。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先投靠袁世凯，后又遭到遗弃。当梁启超看出袁的帝制必然失败时，便也反对帝制活动。8月间，“筹安会”在京成立，蔡锷立即暗中到天津去和梁启超商议讨袁计划。不久，梁启超针对袁世凯的帝制阴谋，发表了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之后，袁对蔡锷的行动就更加注意了。袁派密探对他跟踪监视。10月，袁又派人搜查了蔡锷的住宅。蔡为了麻痹袁对他的注意，伪装意志消沉，同时又借故把眷属先遣送出京，为自己脱身作准备。
 11月间，蔡借看病为名去天津，戴戡事先应邀自贵州来津，同在梁启超家里会面，进一步商谈讨袁计划。据梁启超事后追述：当时曾预计“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8]。11月8日，蔡锷从天津乘日本商船经上海到日本门司。其部属石陶钧等自东京专程抵此在码头迎接他。不久，他乘轮船离日秘密到了香港，又从香港经海防到云南，12月19日回到昆明。蔡为了转移袁的注意力，在日本写了许多假信，报告他游历和养病的情况，托人陆续寄给袁的亲信。因而，袁世凯一点也没有察觉蔡离开日本的迹象，当他接到“蔡过香港到云南去了”的情报时，还不相信。
 蔡锷回到昆明以前，军队中早已秘密开会，准备发动讨袁。革命党人也积极活动，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已先后从国外来到昆明，只因唐继尧态度暧昧，不能迅速发动。蔡锷到后，统一了各派力量，促使唐继尧下了反袁的决心。
 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戴戡等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废除袁政府“将军”、“巡按使”称号，仿辛亥革命例，推唐继尧为都督，通电讨袁。26日，云南正式组成护国军，以蔡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以扼长江上游，这是主力;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相机进取湘赣;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担任留守，负责前线补给。蔡、李分途出征。
 袁世凯得到云南警讯后，1916年1月5日任命曹锟为总司令，张敬尧为副司令，督师入川，进攻云南。曹的第三师、张的第七师及李长泰的第八师等，取道重庆向泸州前进，另调马继增率第六师、范国璋率二十一师等由湘西入贵州，令四川将军陈宧将所部伍祥祯旅、川军刘存厚第二师向叙府、纳溪、泸州布防。同时还派龙济光率军入广西进攻滇南。在袁世凯看来，云南一隅的护国军，不难一鼓荡平。
 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向四川出发后，分兵三路，其左路第一梯团刘云峰于1916年1月21日一战攻下叙州，然后指向南溪，敌川南镇守使伍祥祯部溃不成军。蔡锷亲自率领两个梯团居于中路，于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后，由贵州威宁、毕节前进，指向四川泸州。敌方第二师师长刘存厚2月2日于纳溪起义响应，配合护国军第二梯团，第三支队于2月6日攻占泸州蓝田坝月亮岩。随即对泸州展开攻击。这是出兵以来的第一次大战斗。经此一战，护国军声威大振。另外右路军戴戡指挥的护国军第一军一部也于14日攻入四川綦江附近，并分兵进入湘西。但其后，北洋陆军万余之众开到泸州前线，护国军只有三千余人，敌众我寡，加以后方军饷得不到接济，又无预备队可增援，蔡锷不得不于2月下旬停止进攻，在纳溪与北洋军隔江对峙。3月2日，左路军退出叙府，7日，中路军又不得不放弃纳溪。同时，戴戡的右路军也退守黔边。这时，袁世凯兴高采烈，认为云南问题不久即可解决。不料15日广西宣布独立讨袁，消息传来，四川前线的护国军大为振奋。又经过十几天的整顿补充，蔡于3月17日再次发动反攻，几天之内，就连占江安、南溪等县，重新夺回纳溪，北洋军死伤惨重，全线崩溃，敌将张敬尧仓皇逃回泸州。
 广西独立的消息使袁世凯大为恐慌。17日，袁召见梁士诒，让梁嘱四川将军陈宧，一面严防前线，一面试探与蔡锷商订停战办法^[9]。19日，袁又接到北洋内部冯国璋为首的“五将军”将迫使其取消帝制的密报，顿时吓得目瞪口呆。接着四川前线北洋军溃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并又有所谓五国公使的口头“警告”。到此，袁世凯才被迫于22日宣布撤销帝制，并委派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与护国军议和，徐、段等又责成四川将军陈宧先与蔡锷谈判。3月31日，蔡锷同意了陈宧的停战要求，双方议定停战一星期。期满又延续。从此，川、黔前线转入长期休战状态。
 自四川前线停战后，全国反袁形势有了更大的发展。有些地方军阀看到大势所趋，乘机由拥袁派转为反袁派，于是广东、浙江、陕西相继宣告独立。到5月22日，被袁视为可依靠的陈宧宣布四川与袁世凯脱离关系;29日，袁视为心腹的汤芗铭也被迫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在一片众叛亲离声中，于6月6日忧愤死去。
 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本来长期患喉病，半年多艰苦转战，健康情况急剧恶化，声带已哑。7月29日，他抱病到成都，随即推荐护国军参谋长罗佩金代理督军，黔军总司令戴戡代理省长。8月22日，蔡到上海，由于病情日益加重，决定出国治疗。9日20日抵日本，住入福冈医科大学医院，治疗无效，于11月8日逝世。死后经国会决议国葬。蔡的遗体由日本运回后，湖南各界派代表迎葬于长沙岳麓山上。

[1]李根源:《雪生年录》,腾冲李氏曲石精庐1934年版,第21页;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4页。
[2]朱德:《辛亥革命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页。
[3]蔡锷:《云南都督来电》,易国幹等辑《黎大总统政书》卷九,上海晋益书局1916年版。
[4]杨昌铭:《贵州光复纪实》,《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06—208页;李文汉:《我对蔡锷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0页。
[5]《云南辛亥革命长编》,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12—114页。
[6]《黎大总统政书》卷六。
[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4页。
[8]梁启超:《盾鼻集》第2集,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461页。
[9]凤冈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卷上,1946年版,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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