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征四郎，1885年(日本明治十八年)1月23日生于日本岩手县岩手町沼宫内一个郡长家庭。其祖父直作是原南部藩主的讲师，汉学者，神道教徒;其父政德长期任郡长，神道教徒。板垣幼年丧母，主要由祖父母抚养教育，从小喜欢汉语。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因侵略中国获得大胜，顿时掀起一股扩张狂潮，板垣受其影响走上从军之路。1899年入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学校训育官大越兼吉以严格军人教育著称，后在日俄战争中战死，被喻为“军神”，板垣在校深受他的军国主义思想熏陶，以他为崇拜偶像，梦想“长大之后，当大将”。

两年后，板垣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永田铁山同为十六期生。1904年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随即被派往日俄战争前线任小队长。1905年2月在奉天(今沈阳市)郊外红土岭作战中左胫部受了贯穿性枪伤，被送回国内治疗。这虽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却滋长了他侵略和掠夺中国的欲望与野心，从此竟“梦托支那”^[1]。

1906年，伤愈后的板垣被派往天津驻屯军任步兵副(助理)，熟悉和了解很多中国情况。1908年奉调回国任职。1913年以大尉中队长的身份考入陆军大学，一心“要在中国问题上有所为”^[2]。1916年底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直属谍报武官)。他与“军神”大越兼吉的女儿喜久子结婚，有了军界的靠山。1917年夏，由参谋本部派往云南昆明，利用士官学校毕业生、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关系，大量收集关于中国西南各种情报。1919年被派往汉口任参谋，晋升为少佐，与石原莞尔一起供职，过从甚密，结为共识。

1921年板垣回国，为取得带兵的资格，短期担任了大队长(营长)。1922年被调到参谋本部任兵要地志班长，兼陆军大学兵学教官，悉心研究中国问题。1924年夏，他以中佐衔被派往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任武官本庄繁的辅佐官。1925年1月，板垣与驻中国各地的武官冈村宁次中佐、酒井隆少佐、土肥原贤二中佐、铃木贞一大尉等聚集到一起，举行了“在支谍报武官会议”，商讨如何实现“大陆之梦”。

1927年夏，板垣被派任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馆武官。1928年升为大佐，担任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参谋驻青岛。1929年3月板垣率部驻扎奉天(沈阳)，同年5月又调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共事。

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是“确保满蒙先行论”的倡导者和狂热鼓吹者，他们结成搭档，率随员在东北各地进行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地形，搜集情报，串联阴谋活动。1931年3月，板垣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题为《从军事上所观察之满蒙》的演讲，露骨地鼓吹“满蒙是帝国国防第一线”，它在对美作战上是“日本的补充源泉”，在牵制俄国向东发展和“保卫朝鲜”上为“战略据点”，占有“满蒙”是“实现日本帝国远大理想的使命”^[3]。5月29日，板垣又在关东军部队长军官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进一步鼓吹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是当前的急务”^[4]。在此前后，日方制造“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接着又反诬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线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突然袭击中国北大营驻军，制造“九一八”事变。9月22日，板垣在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少将召集的会议上提出：“将全满作为我国(日本)领土予以统辖占领。”^[5]10月23日，板垣同石原和国际法顾问松本侠炮制《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提出了如何控制“新政权”的军事、外交、交通实权，把东北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设想。

为炮制一个伪满蒙共和国，经由板垣决定，土肥原策划，11月8日在天津制造“便衣队”暴乱事件，挟持溥仪由天津抵达营口。板垣将溥仪安置在汤岗子对翠阁温泉旅馆，后又转移到旅顺大和旅馆软禁起来，并切断溥仪与外部一切联系，迫使溥仪一切听由板垣摆布。

日本关东军一举侵占我国东北，受到世界各国舆论的抨击。为了分散国际上的注意力，11月间板垣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说：“外国人的目光很讨厌，(你)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西方列强的视线引开”^[6]。板垣并给田中两万日元作经费，以致酿成“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6日，板垣回东京向日本军部汇报，并破格受到日本天皇裕仁的召见和垂询。新上任的陆相荒木对板垣表示支持关东军的行动。13日板垣捧持经由参谋总长颁发的天皇敕语回到奉天，立即加紧炮制伪满洲国的活动。2月16日，板垣一手导演在沈阳举行了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和马占山“四巨头”参加的会议，由板垣主持，关东军高级将领均出席压阵，会议决定立即筹备建立“新国家”。17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负责进行筹建工作。溥仪赞成建立“新国家”，也同意担任“首脑”，但是坚持复辟清王朝。后在板垣的软硬兼施下，被迫于2月29日接受板垣提出的伪满洲国政府人事安排，于3月6日抵达汤岗子，在板垣拟定的《溥仪·本庄换文》上签字。溥仪一行3月8日下午乘火车离开汤岗子前往长春，9日下午3时举行了溥仪就任“执政”仪式，宣告伪满洲国成立。由于板垣操纵和制造伪满洲国“有功”，是年8月被晋升为少将。

1933年2月，板垣征四郎又奉命在天津建立“板垣机关”，策划日本关东军侵略热河及华北的“谋略”工作。

1934年12月，板垣升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他到任后即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肃正治安”政策，包括旨在对付抗日联军的最毒辣的“集团部落”通令。他又染指内蒙，策划在内蒙和华北制造伪政权，妄图把内蒙从中国割裂出去。

1936年，板垣升任关东军参谋长。他制订了对青海、新疆和蒙古进行渗透的《谋略计划》，委派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窜到百灵庙，挑动绥远事件。板垣甚至亲自窜到阿拉善(今宁夏区境)、额济纳(今甘肃省境)一带制造事端。他在策划华北“自治”的侵略活动中，竭力撮合伪满洲国、伪蒙古军政府与汉奸殷汝耕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蒙满协定”。

1937年春，板垣回国就任驻广岛的第五师团中将师团长。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日本统帅部决定第五师团和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土肥原第十四师团“在一个月内一举解决事变问题”，迅即开拔来华。板垣师团担负华北机动作战任务，在山西与徐州一带的战争中，曾血洗山西十个县，屠杀上万无辜百姓;但在晋北平型关战斗和台儿庄战役中均遭到痛歼，“不可战胜”的神话被粉碎，日本军部及板垣一伙一个月迅速解决“支那事变”的狂言更是销声匿迹。

板垣1938年奉召回国，连任近卫、平沼两任内阁的陆相。他参加重要阁僚会议，鼓吹打倒中国的国民政府，扶植建立汪精卫傀儡政权。他主张加紧扩充军备，积极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他在内阁中倡言日本与德、意法西斯加强军事同盟。他主张在哈桑湖一带对苏联使用武力，制造诺门坎事件。

1939年9月，板垣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面对中国军民持久抗战的战略，他具体实施“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计划，积极组织对蒋介石代号为“桐工作”的所谓“和平谈判”，进行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板垣指令日伪代表竭力诱使蒋方代表同意举行板垣、蒋、汪三人会谈，并表示自己可以到长沙参加谈判。与此同时，板垣还组织了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

1941年7月，板垣晋升为大将，调任日本的朝鲜军司令官。1945年4月，板垣指挥日本第七方面军，占领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及波罗洲。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9月12日板垣代表日本南方军在新加坡向东南亚盟军投降。

板垣征四郎犯下的累累战争罪行，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严正审判，被审定为甲级战犯，1948年11月12日判处绞刑，同年12月23日执行。

[1]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编:《板垣征四郎秘录》,日本芙蓉书房1972年版。
[2]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编:《板垣征四郎秘录》。
[3]《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日本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39—144页。
[4]《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173页。
[5]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
[6]田中隆吉:《上海事变是这样发动的》,转引自[日]《知性》杂志增刊《未公开的昭和史》,东京河出书房1956年版,第182—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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