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主要首领之一。名学训，字舜生，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生于1893年10月13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四日)。祖父莘农，前清举人。父子立，家馆塾师，兼业中医。母吴氏，湖北蒲圻人。

左舜生七岁入塾，随父读《三字经》和“四书”之类。1911年冬小学毕业。不久，入长沙新成立的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英语，兼习日文。1914年秋，在其长兄资助下，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语，与曾琦、李璜同室居住。他在这里学习了三年，因其长兄失业，失掉经济来源，中途辍学。1917年秋，到南京同学黄仲苏家任家庭教师。

“五四”前夜的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广大爱国青年纷纷觉醒，奋起救国。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筹组少年中国学会，宗旨为团结青年，在科学精神指导下，通过发展社会事业(即实业和教育)，把衰败腐朽的中国改造成青春年少的中国。不久，学会筹备处主任王光祈到南京，介绍左舜生加入了这个学会。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兴起后，北京学生代表黄日葵、许德珩(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到南京策动学生罢课，左舜生曾与他们一起到金陵大学做发动工作。年末，左到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任职，不久任该所新书部主任，编辑、出版了在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界发生了深远影响的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他还主编了《中国教育界》杂志。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左舜生被推选为学会评议部评议员。翌年，评议部主任曾琦出国留学，左接任评议部主任职务，一直到1924年7月为止。

在新文化运动中，左舜生广泛接触了“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思想对他有颇大影响。1919年夏，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小组织的提倡》一文，主张由少数青年组织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参加这个“集合体”的成员必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与家庭断绝经济关系，劳动所得归集体分配和使用，子女也由集体负责教养。他企图用这种乌托邦的办法来改造中国社会。“五四”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文化统一战线的分裂，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开始分化，左与曾琦、李璜、陈启天等成为学会中的右翼，他们站在一起，与学会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相对立。当时，李大钊等极力要把这个宗旨笼统、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学会改造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左舜生等右翼竭力加以反对。左唆使上海的会员写信给北京的会员，主张学会“多研究些学理，少叙述些主义”^[1]。在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7月召开的南京大会和1922年召开的杭州大会上，围绕这个问题，双方展开了面对面的争辩。高君宇在杭州大会上明确表示：“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2]左舜生在会上坚持只从事“社会活动”，反对“争辩规定共同主义”^[3]。可是他却利用长期主持会务、编辑《少年中国》月刊的权力，与陈天启等人，从1923年下半年起，接连刊载宣传国家主义的文章。他反对学会“规定共同主义”，只是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把学会改造成社会主义团体的遁词而已。

学会中的右翼分子在宣传国家主义主张的同时，开始网罗党羽，筹建组织。1923年12月2日，留学法国的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宣称主张实行“全民政治”，反对阶级斗争。与此同时，在国内的左舜生、陈启天等乘李大钊等忙于革命事业、无暇顾及会务的机会，把持了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权。

1924年9月，曾琦、李璜等回到国内。左舜生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身份同他们一起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机关报。左任该报总经理，负责发行工作。他还经常以“黑头”笔名在《醒狮》上发表文章，进行反苏、反共宣传，声言：“吾人反对苏俄在华宣传共产;对所谓中国共产党之行动，更绝对不赞成。”^[4]他还说，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是列强想共管中国的唯一原因”^[5]。他把苏联与英、美帝国主义等量齐观，进行攻击和诬蔑。

1925年春，左舜生正式加入中国青年党，党号谔公。1926年7月青年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时，他在中华书局资助下，去法国游学。8月15日到达巴黎，游览名胜古迹后，即寓居市郊，专心读书，每周定时去巴黎大学上课。旅居法兰克福的好友王光祈约其赴德一游，也未成行。他1927年8月离法，9月回到上海，仍回中华书局任职。左舜生离国十四个月，国内政局巨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青年党与蒋介石在反共这一点上已经完全一致。但由于蒋介石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策，因之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还没有合流起来。这时青年党一方面反对蒋介石的所谓“党治”，同时仍坚持反共立场。1930年7月，红军攻占长沙，反共势力大为震惊。左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登载各地的所谓“匪情调查”，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毁灭文化”。左在这个反动刊物上接连登载《曾、左、李平乱要旨》，详细介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经验”，以资国民党反动派参考，为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出谋献策。统治四川的军阀刘湘，把这篇文章作为军事学校的教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这时，青年党想借机取得合法地位，实现与蒋介石“合作”。为此，左舜生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民声周刊》，发表了一些主张抵抗日本侵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文字，同时鼓吹青年党与国民党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一二八”后，他通电全国，呼吁支持坚持淞沪抗战的第十九路军。他和王造时被上海四十余团体推举为代表，前往平津，策动张学良、吴佩孚抗日。他支持蒋介石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国策，说什么“在共产党未解除武装以前，全国人不应有反对剿共之举”^[6]。1932年，左辞去中华书局的职务，到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任教。尽管青年党一再向国民党靠拢，在一段时间里仍未见容于蒋介石。于是他们又开始与反蒋势力接近，进行投机。1933年11月，陈铭枢、蔡廷锴组织“福建人民政府”，举起反蒋旗帜，左带领一批青年党员到福州，后见形势对陈铭枢等不利，又悄悄地溜回上海。

1933年初，日军进犯冀东，直逼平津。南京当局再次屈辱妥协，派黄郛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受到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和唾骂。左舜生以“仲平”笔名于1934年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时事诤言》，替国民党开脱罪责，说什么：在抗战还没有准备的条件下，主持签订协定的人，处在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能有这样的结果，实在已经不大容易。黄郛在津浦线南下火车上见到此文，喜出望外，到沪后多方打听，始知此文出自左舜生手。遂通过沈怡邀左到莫干山畅谈了一整天。莫干山长谈，启动了青年党与国民党“合流”的步伐。同年5月，蒋介石电邀左于暑期到庐山见面。行前，左在上海中国饭店与曾琦交换意见，“他提出了三个必守的原则：一、团体不失立场;二、个人不失身份;三、为国家之故，可能与国民党合作，但决不参加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7]曾琦同意左的上述意见。左舜生于7月上庐山谒蒋，陪同前往的有青年党的重要骨干分子何鲁之。这是青年党头目与蒋介石第一次会见。1935年春夏之交，左应邀到南京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时间长达七个学期之久。由于左舜生对促成青年党与国民党“合流”，使青年党摆脱受当局打压的困境有功，在当年7月召开的青年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同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侵略者搞所谓“华北自治”，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左舜生完全站在南京政府一边，对“一二九”爱国运动进行攻击，说学生“结队游行，请愿，喊口号，发传单”的爱国行为，“等于痴人说梦”^[8]。

1936年夏，左舜生由青年党骨干分子崔万秋(曾留学日本)陪同去日本十余天，先后访问了门司、马关和东京等地。行前，曾到北平面见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此行名为参观访问，实为观察日本对华政策的动向。

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一个来月时间里，左舜生接连发表了《彻底反对容共联俄》和《写在西安事变之后》等文章，攻击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把张、杨对蒋实行“兵谏”说成是“突然叛变，动摇国本”。说他们“显然是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麻醉”。他还攻击中国共产党“杀人放火，威胁民众”，再次为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辩护，说什么“先解决共产党的红军而后能积极对日是没有错的”。他竭力阻挠和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喊“今后任何人敢于主张容共，即任何人将为全国国民的众矢之的”^[9]。

1937年初，经左舜生斡旋、撮合并亲自陪同曾琦前往奉化拜谒蒋介石，长谈两次，进一步讨论了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承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政府设立国防参议院时，左作为青年党代表被聘为参议员。1938年4月21日，左以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致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副总裁汪精卫，表示竭诚拥护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4月24日，蒋、汪复函左舜生，称：“本党念职责之艰巨，尤望集中全国贤智之心思才力，以共济此日之艰危，而谋国家久远之福利。”^[10]至此，青年党正式获得合法地位。同年，国民党政府迁至武汉，废国防参议院，成立国民参政会，左亦以青年党代表资格被指定为参政员。在武汉期间，左还创办了青年党的机关报《新中国日报》，一度任经理。

抗日战争期间，青年党仍坚持反共立场，特别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义行动。左舜生在一届三次参政会上就曾发表过攻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言论。这时候，青年党虽然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仍未得到官职。因之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政策有所不满，声言要求“实施宪政”。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进一步强化其一党专政，引起许多民主人士的强烈不满。1941年3月，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时，青年党参加，左舜生任民盟秘书长。1945年7月1日，左与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人到延安参观访问，调解国共两党关系，曾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刘少奇等晤谈，其主旨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问题。延安五日的见闻，给他的深刻印象是：“军队的素质要比文人来得好”，“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与老百姓接近，因此没有脱离群众。”及至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青年党与国民党秘密勾结，在名额分配上提出无理要求，企图以此来分裂和破坏民盟，结果被赶出民盟。

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年党于1945年11月在重庆举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左舜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1946年1月，左作为青年党的“东南党务复兴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飞往上海，恢复东南地区的青年党组织，并在上海创办青年党的报纸《中华时报》。10月，左到南京参与调解国共两党关系，所提出的三项办法，明显偏袒国民党，被中共代表拒绝。11月16日，左以宣传部长名义，代表青年党宣布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左本人亦作为青年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1947年4月，青年党终于撕下“在野”和“第三势力”的外衣，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左出任行政院农林部长，任职时间共一年又八个月。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获得全国胜利前夕，左舜生于1949年4月逃离祖国大陆，先到台湾，9月转赴香港。在港创办反共刊物《自由阵线》，并先后在香港新亚学院、清华书院讲授中国近代史。在旅居香港的二十年间，曾数去日本访问，1963年去美国讲学。1969年9月到台湾调解青年党的内部矛盾，同年10月16日病死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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