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字佩弦，1898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出生于江苏东海县。原籍浙江绍兴，祖父和父亲做过些地方小官。1903年全家从东海搬到扬州定居。
 朱自清幼年随父母课读，后入私塾，再入小学。在小学时，他的英文已学得不错。1912年考入扬州两淮中学读书，学习成绩很好。
 1916年夏天，他离开扬州赴北京，进北京大学预科，第二年入本科哲学系，三年中修完了哲学系全部课程，1920年大学毕业。
 朱在北大读书时，是校内学生刊物《新潮》杂志社(1919年1月创刊)的社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试作新诗。
 从大学毕业到1925年暑假，朱自清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十中学、宁波四中、白马湖春晖中学等处教书。在此期间，他一面授课，一面努力写作。1920年冬，文学研究会成立，他为早期的会员之一。1922年1月，他同俞平伯、叶圣陶等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五四”以来最早的一个诗刊。同年6月，又和俞平伯、叶圣陶、郑振铎等人合印了诗集《雪朝》。与此同时，他还加入了当时一些新诗人组织的“湖畔”诗社。
 从这年11月起，他和俞平伯在通信中多次讨论当时小资产阶级文化人中所流传的一种“刹那主义”。他不同意只求刹那享受的刹那主义，而主张每一刹那都要充分利用起来做一些事，以求心之所安。用他的话说是：“随顺我生活里每段落情意底猝发的要求，求个每段落的满足。”^[1]他认为这是比较“积极”的。
 1923年3月，他的第一首长诗《毁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引起了当时诗坛上的广泛注意。同年10月写成《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此文发表后，被人誉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2]，后来收在《踪迹》一书里。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为抒发胸中的愤懑，写《血歌》一首。
 这年8月，北京清华学校聘朱自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此后他的创作转向散文，同时开始了古典文学的研究。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在游行的队伍里，亲身目睹了这一历史惨剧。事后他以愤怒的心情写了具有历史价值的《执政府大屠杀记》，详细地叙述了惨案经过：“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他在文章末尾说：“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3]
 “三一八”之后他回到书斋，继续做自己的研究工作。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掀起了大革命风暴，但由于蒋介石的叛变，1927年继之出现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与白色恐怖。在这种局势下，他感到苦闷、彷徨。1928年2月，他的《那里走》一文坦率地表露了这种心情。朱承认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离开了小资产阶级，就“没有血与肉”。他说：“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也总得找个依据，好“安心地过日子”。于是就钻进“国学”里去消磨一生。他虽然意识到这只是“暂时逃避的一法”^[4]，但是仍然选择了这条道路。
 同年10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这本书收集了他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背影》一文传诵一时，被选为中学国文教材。
 1930年暑假后，朱代理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1931年8月到英国留学，并漫游欧洲数国。“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英国，他虽关心事变，但感到“没有法子”。1932年8月回国。从9月起他正式主持清华中文系。这时闻一多也从青岛来清华任教，这是他们两人共事的开始。
 1934年，朱担任《文学季刊》和《太白》杂志的编辑。1935年7月起，着手为《新文学大系》编选《诗集》。同年冬，爆发了“一二九”救亡运动。12月16日，他随清华学生游行队伍进城，眼见到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他很愤懑。当时的民族危机已经很严重，但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去挽救，他并不明确，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本质也缺乏认识。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清华教授开会决定发讨伐张学良的通电时，朱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起草委员会的召集人。稍后他在日记中曾明确写道：“余之立场与政府相同。”^[5]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清华与北大、南开联合成立临时大学于长沙，次年又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朱随学校南行。这一重大事变，暂时打断他的安居治学生活，他为南迁以来未能集中精力于研究工作而感到十分苦恼。1939年寒假以后因健康关系他辞去联大中文系主任。
 1940年到1941年他在成都休假期间，看到了一群一群的贫民抢米仓、吃大户的情形，后来他写了《论吃饭》一文，对饥民表露同情。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一般贫民没有饭吃，他的生活也感到日渐困难。休假结束后，他把眷属留在成都，自己返回西南联大。为躲避敌机轰炸，他随清华文科研究所住到乡下，有时进城去上课，人们常见他衣服的纽扣掉了，缀上些布条系着。
 到了抗战后期的两三年，一般教学人员的生活更加困苦，但他仍然认真地进行教学、研究和著述的工作，几年内写成了《新诗杂话》、《诗言志辨》、《国文教学》等不少著作，但是他的身体面貌却变得更加衰弱和憔悴。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屠杀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大中学师生，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一”惨案。这对朱自清是个很大的刺激，他“悲愤不已”^[6]，遂积极支持昆明师生向反动当局抗议。1946年1月20日，他公开签名于昆明文化界反内战的时局宣言。
 同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师生分批离滇返平，6月他先回到成都家中。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负责人李公朴在昆明遇刺身死。四天之后，民盟又一负责人、他的好友闻一多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这对朱自清是更大的刺激。他在日记中写到：“此诚惨绝人寰之事。”“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7]8月16日他写《挽一多先生》诗，把闻一多比作“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的“一团火”^[8]。他于同年10月回到北平(今北京)清华，受聘为“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的召集人。他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编成了《闻一多全集》，在为《全集》写的《序言》中称闻是斗士、诗人和学者。
 在闻一多被害前的一两年内，朱自清的政治见解已经有了一定提高。1944年他曾在成都对他的夫人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我们总要把路线看清楚，勇敢的向前走。”他自己承认不如青年人走得快，但要求“赶着走”^[9]。闻一多的惨死加速了他的转变。1947年2月23日朱领衔发表抗议国民党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5月24日他又签名于“反饥饿、反内战”的宣言，并手持宣言稿到处请人签名。此后他走出书斋，接近青年，几次和同学一起扭秧歌。秧歌是解放区流行的民间舞蹈，因此人们称赞他这是“向一个新时代学习的态度”^[10]。
 1948年初，朱已受胃病的折磨，身体越来越坏，但他仍坚持写作，并积极参加群众运动。此时国民党对青年学生的压迫日甚一日，殴打与逮捕学生的事不断发生;各校师生员工用罢课、罢教、罢工来反对迫害的行动也一天比一天激烈。4月9日与11日，国民党的特务暴徒先后冲入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大，肆意毒打并逮捕学生。为此，12日清华开教授会，决定13日罢教以示抗议，他被推为宣言起草人之一。
 同年6月，北平学生掀起了反美扶日运动，朱为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名，并说：“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绝不应逃避个人责任。”^[11]这事影响他家庭生活，但他宁可让家人挨饿，也不愿再领这种面粉。7月9日，他又签名抗议国民党北平当局“七五”枪杀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事件。
 在这期间，他的胃病几次复发。7月23日，他扶着手杖带着重病，参加《中建》半月刊社在清华举行的“知识分子今天任务”的座谈会。在发言中他比较清醒地估计了自己，承认自己需要向工农学习，需要改造。到8月初，他的胃病更加严重了，入院救治无效，12日终于在贫病交迫之下死去。在他死前神志尚清醒的时候，还嘱咐家人不要购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美国面粉。毛主席对朱自清晚年从民主自由主义者转变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立场上来，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粉”的反抗精神，给予称赞，赞扬他和闻一多一样，都“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12]。他的全部著作共约一百九十万言，大部分收在《朱自清文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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