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著名的活动家和理论家。他原名大符，字执信，号秋谷，笔名蛰伸、县解、去非、前进等，原籍浙江萧山县。1885年10月12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出生在广东番禺，父亲朱启运，当过张之洞的幕僚。

朱执信童年进私塾读书。稍长，跟从舅父汪仲器学习数学。1902年，入广州教忠学堂读书。他勤奋好学，和学友共同集资购阅新学书报，并组织“群智社”，探求新知识。1904年，应广东省留日考试，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学。在东京他结识了孙中山及许多革命留学青年。目睹清政窳败，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他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1905年7月，参加中国同盟会^[1]，后被选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

从1905年到1908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阐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改良派的反对革命的谬论。在《论满洲欲立宪而不能》、《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和《心理的国家主义》等文中，他从当时存在的国内民族矛盾现状出发，抨击了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说明这个政府乃是内忧外患的祸根;揭露了清政府假立宪的骗局，驳斥了康、梁之流所散布的种种胡说。他指出清朝统治者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的改革，力主以革命求共和，反对改良主义的调和论，号召人们摒弃对清政府的幻想，举起反清的旗帜，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斗争。朱执信在这段时期的理论活动，在作为辛亥革命思想准备的革命派和改良派大论战中，立下了显赫的功勋，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

朱执信在1906年1月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片断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某些内容。尽管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对科学社会主义无力进行正确、全面的介绍，甚至有很多错误，但他肯定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称赞“马克思欲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莩之齐氓”^[2]。这种提法虽仍不恰当，但比之当时一般的民主主义者，显然具有更为远大的眼光。

1906年，朱执信自日本归国后，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政法学堂及方言学堂等校任教。他以教员的职务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征集同志，与新军中的赵声、倪映典等人经常秘密策划反清斗争。同时，积极从事联络和发动民军，进行武装起义。“自丁未(1907年)以至辛亥(1911年)，凡广东革命诸役，无一不与。”^[3]1910年2月的广东新军之役，他负责发动顺德一带民军起来支援。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他是进攻督署的“选锋”(突击队)之一，随同黄兴攻入督署，在激战中负伤。这次起义失败后，他逃亡到香港。

武昌起义爆发后，朱执信在广东发动民军起义，对于促成广东“兵不费刃”而光复起了重大作用。之后，他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着手编练军队，准备北伐。南北和议达成后，他又被委为广(州)阳(江)军务处(后改称绥靖处)督办和广东审计院院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离开广州到上海，后又赴日本，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1914年，他奉命返粤，与邓铿策划发动反袁武装斗争。接着，又主持驱逐龙济光的军事活动，由于所联络的各路民军举义时间不一致以致失败。在这期间，朱执信先后两次到达新加坡、马来亚的怡保等地为讨袁筹款而奔走。1915年至1916年，为讨伐袁世凯，他在广州及东莞、阳江、雷州等处，陆续策划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

与此同时，朱执信仍然坚持理论宣传活动，为《民国》杂志撰写了许多捍卫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的政论。在《无内乱之牺牲》、《暴民政治者何?》及《革命与心理》等文中，他揭发了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罪行，驳斥了当时反动分子把革命者及其主张诋毁为“暴民”和“暴民政治”的谬论。他反复指出“民心恶袁”，袁记政权的稳定只是暂时的，坚信民主革命必然胜利。

在护法运动期间，朱执信一直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1917年7月，他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及掌管机要文书的职务。1918年5月，他又随同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协助孙中山办理海外侨胞捐款事宜，并担任与福军及陈炯明军的联络，准备驱逐窃踞广州的桂系军阀。1919年秋至1920年夏间，他曾多次到福建漳州与驻扎该地的粤军进行策划，并和在粤的魏邦平、李福林军相联络，积极从事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活动。除此之外，他还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等著作，并奉命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担任编辑撰述工作。

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业已走到终点，孙中山的政治活动陷于绝望的困难日子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给朱执信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他著文予以赞颂，并学习俄文，准备钻研苏俄的革命理论。在他此后的很多著述中，显示出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1919年春南北和议时，针对有人把国内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向南北军阀实力派的乞求上，朱执信指出：像今天南北军阀“拥兵据地”的这种“实力”，是“旦夕倒坏”的实力，是“千人所指，无疾而死的实力”，不是真正的实力。他断言说，“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人民所归向者，始谓之实力”^[4]。

朱执信比当时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看得更远一些，他不但一向坚持比较激进的“平均地权”的纲领，而且由于时代革命思潮的影响，逐渐认识到来自下层革命群众的力量。“今后革命，顾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也。”^[5]在《野心家和劳动阶级》、《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等文中，他说：“我以为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又说：“离开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他把日益增长的“工人的力量”视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因素。他支持工农劳动人民的斗争，并且发出“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的呼声，鼓励青年学生到农村发动农民参加爱国运动。

朱执信赞扬“五四”时期革命知识分子参加“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在《青年学生应该警戒的两件事》一文中，他指出：“现在的学生，已经把从前儒家那些谬说通通打破了。”

朱执信热情地赞颂布尔什维克的刻苦牺牲精神，他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精神，只是在他们那为社会牺牲的精神上。他们共产党员工作时间比非共产党员多，而所受的俸给特别比非共产党员少。要有这样的牺牲精神，然后才可以作成一个革命事业。”^[6]他从俄国的革命经验中，注意到赤卫军的功绩和列宁培育赤卫军的方法，指出：“现在俄国的赤卫军，就是国内劳农阶级的乳母。有了赤卫军的保护，他们国里头的种种组织，才可以保持发达。”^[7]俄国的军队“一面做防卫主义的武力，一面又是共同经济建设的先锋”^[8]。他想以当时苏俄的劳动军为榜样，来建立一支新的部队。为此，他翻译了列宁颁布的苏俄《劳动军法规》。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朱执信也像孙中山一样，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怀着向往的心情，从而使他对中国革命增加了信心，在晚期的政论中闪现出新的光辉。

当然，他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对列宁的理论之了解，还存在各种局限(例如，他重视工农劳动人民，还仅仅是认为革命离不了“农工的帮助”;他认为“实行共产主义……不必以各取所需随之”等等)，他用以观察和论述社会问题的基本观点，仍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

朱执信始终积极地参加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工作。他极端反对逃避革命斗争的行为，深恶痛绝吃饭不干事的人们，曾说：“现在这些自命高尚而作隐遁生活的人，都是过分贪婪。既然吃众人做成的饭，穿众人做成的衣，住众人做成的房子，就应该为众人做事。”^[9]1920年夏，戴季陶和胡汉民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不满，逃到湖州去过所谓“隐遁生活”，朱执信曾写信给予严厉斥责。

1920年夏，孙中山决心驱逐桂系军阀，“统一南方”。为此，朱执信于6月下旬再次被派赴漳州，敦促驻扎在那里的粤军西进讨桂。稍后，他又不避艰险地奔赴广东，联络国民党旧部和民军响应讨桂军事行动。在他的策动和民军纷起的压力下，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宣布独立。9月21日，朱执信到达虎门调停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时，被桂系军阀杀害，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出了生命，时年方三十五岁。他一生写了近百篇政论文章，主要著作编为《朱执信集》(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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