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惺公,原名松华,又名松庐。江苏丹阳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父朱紫阳,为当地中医内科医生。朱家境清寒,早岁辍学,仅读到小学毕业。十五岁时,由同乡介绍到上海浦东一家衣庄当学徒,办事勤恳,业余刻苦自学求进取,并从事写作。满师后,曾在老西门创设鼎新书店。1929年任杭州《浙江商报》编辑,曾在报端撰长篇小说《浙江潮》连载。一度创办湖上出版社,并发刊《湖上之花》文艺月刊[1]。
30年代初,朱惺公到上海,先在《时代日报》任编辑,后到中国化学工业社广告课任职,曾为中国化学工业社编辑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刊。他设计的广告,常独具风格别出心裁。这期间,他为报刊写过不少评论文章,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诸问题,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爱国报人对时弊的“率直、果敢、咒诅和慨叹”[2]。“八一三”抗战军兴,苦战三月后中国军队西撤,上海沦为“孤岛”,与外地交通暂时隔绝,商业萧条。中国化学工业社紧缩机构,裁撤广告课,朱惺公失业。
朱惺公为谋生计,以其微小的资本,与友人合办机杼出版社。但书生从商,不善经营,加以当时市面萧条,不久便宣告失败。出版社倒闭后,经济益趋困窘。朱一度在法租界法大马路(现名金陵东路)骑楼下摆一旧书摊,借以勉强糊口,生活更加穷困,曾寄一便条给中国化学工业社老同事林汝康云:“弟家八十八师为难,请兄接济。”初,林不明其意,嗣详“八十八”乃“米”字,盖朱家断粮难为无米之炊也,即送去米半担帮助渡过难关[3]。
这件事为中国化学工业社经理李祖范所悉,前往探望,见家徒四壁,惟书籍数架而已。当时,朱有子名庸庸,才五岁。李询问为什么叫“庸庸”?朱引用苏东坡诗云:“人人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世。但愿我子愚又鲁,无灾无忧到公卿。”并慨叹说:“庸庸只求无灾无忧而已,公卿岂敢望也。”[4]
李祖范鉴于朱惺公潦倒困顿,乃烦友人张似旭(时任上海中文《大美晚报》总经理,与李同为留美学生)介绍朱惺公于1938年2月进《大美晚报》,任《夜光》副刊编辑。
饱经忧患的朱惺公,在国难当头、敌伪气焰咄咄逼人之际,主持《夜光》副刊编辑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当时,“孤岛”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大报无法出版,《文汇报》、《导报》、《每日译报》挂的是“英商”招牌,《大美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挂的是“美商”招牌,才得免于日本新闻检查机构检查,继续宣传抗日爱国。敌伪则以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恐吓信、警告信、手榴弹等恐怖手段交替运用。在这些魑魅魍魉面前,朱惺公不为所动,置生命于度外,坚持宣传抗日爱国。
他曾在《华美》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一篇《首先做除奸工作》的文章。指出:要抱定宗旨,敌忾同仇,绝不与汉奸们妥协合作。假使人人都能把汉奸当作最大敌人,而时时刻刻注意他们的行动,揭露他们的罪恶,“万夫所指”的汉奸们,自将陷入他们的绝路上去。在1938年11月的《夜光》上,刊出了四期《菊花专辑》,以菊花喻抗战,朱惺公写道:“我歌颂菊花,我钦景菊花。我以为菊花生来一个战士。它挺起了孤傲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时的细雨战,更和初冬时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他还说:“菊花一名‘节花’,又名‘更生’。它真像现在的中国将从战斗中求取‘更生’。菊本作鞠。菊花的抗战精神是‘鞠躬尽瘁’,至死不屈的。”
1939年3月至4月的《夜光》版上,先后刊出了署名“杰”的《中日关系史参考》十八篇,论列中日二千余年来之关系,呼吁团结御侮;朱惺公发表了《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介绍了宋末抗元的文天祥,扶明灭元的田兴,守城御倭侮的南水仙(明嘉靖年间无锡县令王其勤),抗清死守江阴的阎应元,誓不仕清的顾炎武等人,发扬古代民族英雄坚持大节的革命精神。还发表了《明代何以能平靖倭寇?》,以及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悼无名战士》(新四军抗日战士)等文章,并连续刊载了《汉奸史话》,把历来的汉奸一个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39年4月6日,时逢清明,朱惺公撰四言长诗《祭抗战阵亡战士》,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信念。这些激动人心的文章,对“孤岛”上海的广大读者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很大的鞭策;另一方面,这些宣传抗日的文章,对敌伪来说,真是芒刺在背,恨之入骨。于是,朱惺公一连接到了好几封恐吓信。那时,《文汇报》社早于1938年4月22日被敌伪扔了手榴弹,炸死了营业部职员陈桐轩。眼看敌伪又要向朱下毒手了,朱惺公却大义凛然,于1939年6月20日在《夜光》上刊出署名“惺公”的一篇文章,题为《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该敌伪特工组织的恐吓信扬言:今后《夜光》上如再发现“反汪(精卫)”的文章,即将派员对朱执行“死刑”。朱惺公严正驳斥道:“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5]
有署名“病怜”作诗《生挽不怕死之惺公》,以资赞扬。朱本人于6月29日拈七绝一首以明志,有云:“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充分反映了他大无畏的、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
朱惺公主编的《夜光》上,还刊载了陈剑魂的《改汪精卫诗》:
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
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残暴成性的敌伪黑手,对这位威武不能屈的新闻界战士是决不会放过的。1939年8月30日下午4时20分,朱惺公甫从寓所外出,行未及十数步,在北河南路、天潼路附近,有暴徒三人由路旁窜出,两人强执朱两臂,另一暴徒持手枪进行恫吓,朱面对强暴,仍岿然不为所动,英勇不屈,昂首自若,视死如归,终遭杀害。遇难时,年仅三十八岁。遗妻及子庸庸,当时庸庸只有七岁[6]。
次日的《大美晚报》刊载朱惺公遇害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评《丧失一位同志》,指出:“朱先生为人勇敢,意志坚强,始终尽忠于报业,从未因着恐吓而稍受影响。朱先生是个真正的烈士。他曾竭力求作真实的中国人,并鼓励其读者,亦作真实的中国人。‘东亚新秩序’者杀了这位良善、能干、方正的人以后,决不能获得皈依者。”
“八一三”战争爆发后,朱惺公的遇难,是上海“孤岛”初期新闻工作者死得最壮烈的一位。在1939年9月1日的追悼会上,有两副挽联颇能说明朱的为人。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的挽联是:
读书明气节,挽士林之颓气;
严词斥叛徒,为民族而增光。
商务印书馆同人的挽联是:
诛伐群邪,挥笔如剑;
扶持正义,舍身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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