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惺公，原名松华，又名松庐。江苏丹阳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父朱紫阳，为当地中医内科医生。朱家境清寒，早岁辍学，仅读到小学毕业。十五岁时，由同乡介绍到上海浦东一家衣庄当学徒，办事勤恳，业余刻苦自学求进取，并从事写作。满师后，曾在老西门创设鼎新书店。1929年任杭州《浙江商报》编辑，曾在报端撰长篇小说《浙江潮》连载。一度创办湖上出版社，并发刊《湖上之花》文艺月刊^[1]。

30年代初，朱惺公到上海，先在《时代日报》任编辑，后到中国化学工业社广告课任职，曾为中国化学工业社编辑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刊。他设计的广告，常独具风格别出心裁。这期间，他为报刊写过不少评论文章，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诸问题，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爱国报人对时弊的“率直、果敢、咒诅和慨叹”^[2]。“八一三”抗战军兴，苦战三月后中国军队西撤，上海沦为“孤岛”，与外地交通暂时隔绝，商业萧条。中国化学工业社紧缩机构，裁撤广告课，朱惺公失业。

朱惺公为谋生计，以其微小的资本，与友人合办机杼出版社。但书生从商，不善经营，加以当时市面萧条，不久便宣告失败。出版社倒闭后，经济益趋困窘。朱一度在法租界法大马路(现名金陵东路)骑楼下摆一旧书摊，借以勉强糊口，生活更加穷困，曾寄一便条给中国化学工业社老同事林汝康云：“弟家八十八师为难，请兄接济。”初，林不明其意，嗣详“八十八”乃“米”字，盖朱家断粮难为无米之炊也，即送去米半担帮助渡过难关^[3]。

这件事为中国化学工业社经理李祖范所悉，前往探望，见家徒四壁，惟书籍数架而已。当时，朱有子名庸庸，才五岁。李询问为什么叫“庸庸”?朱引用苏东坡诗云：“人人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世。但愿我子愚又鲁，无灾无忧到公卿。”并慨叹说：“庸庸只求无灾无忧而已，公卿岂敢望也。”^[4]

李祖范鉴于朱惺公潦倒困顿，乃烦友人张似旭(时任上海中文《大美晚报》总经理，与李同为留美学生)介绍朱惺公于1938年2月进《大美晚报》，任《夜光》副刊编辑。

饱经忧患的朱惺公，在国难当头、敌伪气焰咄咄逼人之际，主持《夜光》副刊编辑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当时，“孤岛”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大报无法出版，《文汇报》、《导报》、《每日译报》挂的是“英商”招牌，《大美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挂的是“美商”招牌，才得免于日本新闻检查机构检查，继续宣传抗日爱国。敌伪则以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恐吓信、警告信、手榴弹等恐怖手段交替运用。在这些魑魅魍魉面前，朱惺公不为所动，置生命于度外，坚持宣传抗日爱国。

他曾在《华美》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一篇《首先做除奸工作》的文章。指出：要抱定宗旨，敌忾同仇，绝不与汉奸们妥协合作。假使人人都能把汉奸当作最大敌人，而时时刻刻注意他们的行动，揭露他们的罪恶，“万夫所指”的汉奸们，自将陷入他们的绝路上去。在1938年11月的《夜光》上，刊出了四期《菊花专辑》，以菊花喻抗战，朱惺公写道：“我歌颂菊花，我钦景菊花。我以为菊花生来一个战士。它挺起了孤傲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时的细雨战，更和初冬时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他还说：“菊花一名‘节花’，又名‘更生’。它真像现在的中国将从战斗中求取‘更生’。菊本作鞠。菊花的抗战精神是‘鞠躬尽瘁’，至死不屈的。”

1939年3月至4月的《夜光》版上，先后刊出了署名“杰”的《中日关系史参考》十八篇，论列中日二千余年来之关系，呼吁团结御侮;朱惺公发表了《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介绍了宋末抗元的文天祥，扶明灭元的田兴，守城御倭侮的南水仙(明嘉靖年间无锡县令王其勤)，抗清死守江阴的阎应元，誓不仕清的顾炎武等人，发扬古代民族英雄坚持大节的革命精神。还发表了《明代何以能平靖倭寇?》，以及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悼无名战士》(新四军抗日战士)等文章，并连续刊载了《汉奸史话》，把历来的汉奸一个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39年4月6日，时逢清明，朱惺公撰四言长诗《祭抗战阵亡战士》，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信念。这些激动人心的文章，对“孤岛”上海的广大读者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很大的鞭策;另一方面，这些宣传抗日的文章，对敌伪来说，真是芒刺在背，恨之入骨。于是，朱惺公一连接到了好几封恐吓信。那时，《文汇报》社早于1938年4月22日被敌伪扔了手榴弹，炸死了营业部职员陈桐轩。眼看敌伪又要向朱下毒手了，朱惺公却大义凛然，于1939年6月20日在《夜光》上刊出署名“惺公”的一篇文章，题为《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该敌伪特工组织的恐吓信扬言：今后《夜光》上如再发现“反汪(精卫)”的文章，即将派员对朱执行“死刑”。朱惺公严正驳斥道：“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5]

有署名“病怜”作诗《生挽不怕死之惺公》，以资赞扬。朱本人于6月29日拈七绝一首以明志，有云：“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充分反映了他大无畏的、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

朱惺公主编的《夜光》上，还刊载了陈剑魂的《改汪精卫诗》：

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

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残暴成性的敌伪黑手，对这位威武不能屈的新闻界战士是决不会放过的。1939年8月30日下午4时20分，朱惺公甫从寓所外出，行未及十数步，在北河南路、天潼路附近，有暴徒三人由路旁窜出，两人强执朱两臂，另一暴徒持手枪进行恫吓，朱面对强暴，仍岿然不为所动，英勇不屈，昂首自若，视死如归，终遭杀害。遇难时，年仅三十八岁。遗妻及子庸庸，当时庸庸只有七岁^[6]。

次日的《大美晚报》刊载朱惺公遇害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评《丧失一位同志》，指出：“朱先生为人勇敢，意志坚强，始终尽忠于报业，从未因着恐吓而稍受影响。朱先生是个真正的烈士。他曾竭力求作真实的中国人，并鼓励其读者，亦作真实的中国人。‘东亚新秩序’者杀了这位良善、能干、方正的人以后，决不能获得皈依者。”

“八一三”战争爆发后，朱惺公的遇难，是上海“孤岛”初期新闻工作者死得最壮烈的一位。在1939年9月1日的追悼会上，有两副挽联颇能说明朱的为人。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的挽联是：

读书明气节，挽士林之颓气;

严词斥叛徒，为民族而增光。

商务印书馆同人的挽联是：

诛伐群邪，挥笔如剑;

扶持正义，舍身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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