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良，原名宝瑛，因敬慕汉初名臣张良而改名绍良，字一民(也作逸民)，原籍江苏武进县。1891年10月2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福建福州。其父朱清泽时在福州任南台海防同知，母华氏。朱绍良十六岁始入竟成两等小学读书，并在暑假期间随福建名孝廉程希箴习文章诗词。次年转入福建陆军小学。两年后改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不久，又被选送日本振武学校留学。1910年，他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1911年9月间，朱绍良因父亲去世回国奔丧。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前往汉口参加革命。次年初，入陈其美沪军都督府任参谋。同年冬返回福州，进福建陆军小学担任教官。1913年，朱绍良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避居日本。12月，入宇都宫野炮兵第十四联队实习。次年实习期满，即转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一期炮科学习，与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等同学。1916年朱绍良毕业归国，随何应钦到贵州投身黔军。当时贵州已经宣布讨袁，组织起护国军。朱受到时任护国黔军东路支队司令王文华的重用，被充实到讲武学校，协助举办模范营，为黔军培植新生力量。
 “护国运动”结束后，王文华升任黔军第一师师长，朱绍良也被调该师任团长、师参谋长。1917年，滇、黔、川三省军阀为争夺对四川的统治权，展开了混战。8月，朱随王文华率黔军第一师屯集川黔边境伺机出击。9月，黔军入川。这时，朱担任黔军司令部参谋长，随王文华率部配合滇军分路奇袭重庆，迫使川军从川南撤退。12月，黔军进驻重庆后，朱兼任重庆卫戍司令官，并在王文华暂离重庆期间，受命代行总司令职权，策划一切，颇得全军称许，一时被誉为“黔军小诸葛”。
 1920年，四川各军联手驱逐黔军。10月，黔军退出重庆。这时，王文华决定回师贵州夺取军政大权，但又碍于刘显世的甥舅关系，于是委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率部回贵州，自己则称病到上海。朱绍良随行赴沪。次年3月16日，王文华在上海“一品香”旅社门口被人刺杀。此后，朱绍良没有再回黔军。
 1923年初，朱绍良去广州。3月，被孙中山委为大元帅大本营参谋。次年2月，杨庶堪出任广东省长，朱绍良被聘为广东省政府顾问。6月，杨庶堪辞职，他也离开广州去上海。北伐前夕，朱绍良再至广东，于1926年4月间见到蒋介石，被委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参谋长。他随军北伐，参加过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朱则因是蒋介石的支持者，于1927年2月被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武昌行营参谋长。3月下旬，朱绍良继彭汉章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四一二”政变后，朱于5月间再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7月6日，被南京政府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于是，朱也不得不随着离职。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复职，朱绍良随即被召回。2月7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四次会议上，朱再次被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于3月13日接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后任办公厅主任。7月，蒋介石为削弱冯、阎、桂各派的实力，提出要“整理军事”进行裁兵。23日，第一集团军整理委员会成立，朱绍良调任委员。实行编遣后，原先的军均改为师，9月15日朱任陆军第八师师长。
 1929年初，蒋桂战争爆发，时在安徽合肥的朱绍良受命率部“西征武汉”。3月2日，蒋介石委朱为第二军军长兼第八师师长，辖第八师、第十三师和独立第一旅，集结部队于霍山附近。27日，第二军的大部推进至鄂、皖交界的英山一带;随后陆续进占罗田、广济、蕲春、黄冈和麻城等地，并于4月2日到达宋埠、团风一线。4月3日，李明瑞所部的第三路桂军在黄陂、孝感倒戈。桂军胡宗铎、陶钧和夏威部闻变后，即向鄂西方向败退，计划据守荆州、沙市和宜昌。7日，蒋介石委朱绍良为第二路追击队司令官，率部追击。蒋介石企图用兵广西，于19日又任命朱绍良为讨逆军总预备队总指挥，率第八师、第十五师和第五十七师于4月底集中武汉附近，相机推进。不久，胡、陶、夏在蒋介石的武力进剿和金钱收买下接受招抚，联名发表通电下野，部队听候改编，朱绍良的第八师遂进驻荆州。
 是年9月中旬，张发奎联合桂系在宜昌举兵反蒋。11月，张、桂联军进击广东。这时，朱绍良被擢升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奉命率第八师、第三师和第五十师援粤。12月5日，第八师抵广州，旋由粤汉路转赴前线。12日，第八师占领了象山，次日又进驻花县，解了广州之围。随后，张、桂联军北退，朱率部尾追，经过潖江口战役，迫使张、桂联军由广宁退回广西境内的怀集、贺县。1930年1月底，朱部进逼荔浦时，遭到桂军的有力抵抗，被迫后退至梧州。后由梧州经武林进攻桂平，最后在海、空军的掩护下，经过鏖战，才于5月13日进占桂平。之后，朱绍良率部回到南京。
 中原大战爆发后，朱绍良又奉蒋介石命赴陇海线战场，任左翼军总指挥，辖第十五军、第五十二师、第八师和第四十七师，负责第四、五、六守备区的防守作战。朱部的任务是牵制住冯玉祥部，协同平汉路的友军对冯部实行包围，迫使冯部退往陈留、通许一带而予以歼灭。然而，朱部进展缓慢，于10月1日方夺下通许，4日进占中牟。随后，朱部奉令在陇海线北侧地区集结待命。
 中原大战结束后至1933年初，朱绍良参加了蒋介石所发动的对苏区工农红军第一至四次军事“围剿”。1932年初，朱绍良因“围剿”很不得力，一度被蒋介石免职。6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并自兼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朱绍良又被召回，任总司令部参议，充当蒋介石的智囊。8月，被调任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10月，蒋介石开始组织“围剿”中央苏区，朱奉调任右翼总指挥，统辖八个师。至次年3月，第四次“围剿”又被红军粉碎。在此期间，于1931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绍良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2月3日，朱继何应钦为驻赣“绥靖”主任。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委朱绍良代理主持南昌“剿总”，直至蒋次年1月重新上台。
 1933年初，蒋介石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决定调朱绍良接替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5月朱赴兰州就任。
 不久，朱又兼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8月，被委新成立的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到任以后，力图取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拉拢地方士绅以及盘踞一方的大小军阀，尤其对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和马鸿宾这西北“四马”的笼络、培植更为用心。1934年初，朱绍良借助地方军阀的实力，为蒋介石把孙殿英这一股异己力量消灭在宁夏境内。
 朱绍良在治甘过程中的主要用人政策是使用本地人，而且他把实施这一政策看作加强国民党政权统治的一个步骤。朱初到甘肃时，各地县政仍是沿袭清朝的六科房旧制。1935年，他接受胡宗南的建议，委托胡在陇南办“地方自治人员训练班”，训练县治人员。1938年，朱绍良又成立“西北干部训练团”，培训军政干部。他实行各县县长由省政府委派;钱粮税款须按省政府统一规定征收，并一律解交财政厅;各实力派部队的编制和粮饷，应分别报请国民政府核定，所需军费由省政府统一拨发。然而一些地方军阀依然阳奉阴违，划地为王，自行其政，任意派粮派款派丁，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朱绍良采取的另一手法，就是对地方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加以利用，以达到驾驭他们的目的。马鸿逵曾向蒋介石非议朱绍良，称朱在甘仍是采用以回制汉、以汉制回、以回制回，以汉制汉的旧办法。
 对于甘肃省毒品泛滥，朱绍良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禁绝鸦片，只是把原先的“甘肃省禁烟善后局”改换成“甘肃省禁烟委员会”，做些表面的戒烟工作，而鸦片仍是公开大量地种植，因为“省政府亦恃亩税(即鸦片税)为政费之大宗”。国民政府甚至特批甘肃缓禁鸦片三年。由于朱绍良“安定”西北有功，1935年4月被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红军开始长征后，1935年2月24日，蒋介石特任朱绍良为“剿匪”军第三路总司令。朱即对甘肃境内的中央军和杂牌部队作了统一部署，并派大批人马修筑了许多碉堡，加强防御工事，企图阻挡红军北上抗日。当红军进入陇南后，朱把部队编为四路，每一路都划定了追击路线。10月2日，朱又任西北“剿匪”第一路军司令。10月20日，兰州下东门火药库发生大爆炸。朱绍良因此事件而被国民政府免去甘肃省政府主席职，专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督理军务。甘肃省政府主席由于学忠接任。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朱绍良正奉召在西安开会，因此也同时被拘。事变和平解决后，朱被蒋介石委任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陕西凤翔，受命集结驻在甘肃的中央军和杂牌部队，部署攻击东北军。后在国共谈判的推动下，蒋介石未敢对东北军下手，先是将其调离西北，第三集团军次年3月奉令撤销，朱飞南京转赴上海休养。
 “八一三”事变后，朱绍良奉调第三战区，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9月下旬，蒋介石把参加上海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分为右翼、中央和左翼三路，委朱绍良担任中央军总司令，辖第九、第二十一两个集团军;设指挥部于真茹，负责黄浦江以西、蕴藻浜南岸地区的作战。但整个淞沪会战都是在蒋介石直接指挥下以“持久消耗战略”进行的，朱绍良一切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办事，处处打防御战，而没有抓住战机主动出击。10月25日，大场失守，中央作战军陷于四面受敌绝境，不得不放弃北站到江湾间的阵地，于26日指挥主力撤到苏州河南岸;接着向青浦、白鹤港线转移。
 此时，国民党政府在兰州成立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朱绍良再奉派西北，任副司令长官及甘肃省政府主席。蒋亲兼司令长官，朱则以副职摄行司令长官职权。第八战区的辖区主要是甘、宁、青以及绥远的一部分。1938年1月，在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会上，朱提出的施政方针，首要一条即为“安定中求进步”。在11月南岳军事会议上，朱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此后，朱秉承蒋介石和国民党五中全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采取措施加强陇东十县的政治、军事力量，企图形成对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并逐渐推进，以达到取消陕甘宁边区的目的。他主持制订了陇东十县反共工作的“八项方针”、“十二原则”，以及“特种工作大纲”，并把“西北干部训练团”第三期毕业生九十多人派到陇东，充实陇东地区国民党的政治力量。朱还多次向国民政府申请增拨反共特别经费，要求按月补助临时费五万元。他按照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抽派新二军驻扎陇东一带，并指挥人马在陇东、河西和兰州周围构筑所谓“国防工事”，修建了大量碉堡。与此同时，他指挥所部在陇东接连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致使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被迫撤销，“甘肃在乡军人抗日联络委员会”也被解散。
 1940年11月，朱绍良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职由谷正伦接任，他专任第八战区司令官。1941年4月，朱兼任“陕甘宁边区”总司令，受命统一指挥陕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加紧反共。次年3月，又兼军令部西安办公厅主任，这个机构的前身是天水行营。不过，朱只是名义上的主任，操纵实权的是代主任胡宗南。
 1942年，甘南人民因不满国民党的统治，起义反抗。第二年春，队伍迅速发展到约十万人，由甘南扩展到兰州附近，形成震动全国的“甘南民变”。蒋介石急令朱绍良限期平息。朱调派了七个师的正规军、两个骑兵旅、四个保安团、二十余县的自卫队以及马步芳的三个团，并动用空军的飞机，花了将近十个月的时间，才将起义镇压下去。1942年7月，朱绍良奉命以国民政府正式代表的身份同翁文灏、毛邦初一起携带蒋介石的“手示”到新疆与盛世才商谈在新疆确立国民党的统治，以及遣返苏联顾问的问题。8月中旬，蒋介石偕宋美龄到兰州，定下所谓解决新疆问题的方针，并向朱绍良作了“推进新疆工作之要点”的指示。29日，朱陪宋美龄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再一次威胁利诱盛世才，最后谈妥了盛投附蒋介石的条件。9月17日，盛世才逮捕了在新疆的中共党员。1943年，蒋介石委盛世才兼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4年，随着苏军对德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盛世才打算重新与苏联建立联系，于是炮制了一个“阴谋暴动案”，以国民党为打击对象，于8月12日逮捕了重庆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鉴于盛世才的反复无常，蒋介石决定将其调离新疆。朱绍良受命进行军事部署，陆续把第四十二军、新二军以及甘肃师管区的几个补充团调派新疆。8月18日，朱奉命去迪化，“劝”盛世才辞职。在军事压力下，盛世才被迫应允。29日，国民政府颁令调盛世才到重庆任农林部长，新疆省政府主席由吴忠信接任，在吴到任前由朱绍良暂行代理。
 1946年4月，国民党政府在西北设立行辕，由张治中任主任。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宣布撤销，朱绍良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办公厅主任，负责处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等善后事宜。朱还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督促民生轮船公司全力起运川粮，为发动全面内战做物资准备。
 1947年3月，朱绍良调任重庆行辕主任。1948年重庆行辕改为重庆绥靖公署，他仍任主任，辖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四省。在朱主持下的重庆行辕及绥靖公署全力推行蒋介石的所谓“戡乱”方针，不断从西南向内战前线输送兵员和粮食，造成西南粮食匮乏，以致重庆发生几万人的抢米风潮。
 1949年1月，蒋介石在被迫下野的前几天仓促调朱绍良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22日，朱绍良抵福州，为了拉拢福建地方势力，朱以“保家卫国”和“反共救国”为口号，竭力笼络他们，以图负隅顽抗。他重视对沿海岛屿的控制，曾命福州绥靖公署参谋长范诵尧“今后应据海岛生根”，嘱就此原则速拟计划。随后把保安部队部署到沿海岛屿。4月，朱到闽南一带巡视，检查各地的防务，布置反共任务，同时在当地加紧征粮抓丁。6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攻占古田，逼向福州。朱叫喊要“集中力量，保卫大福建”。8月16日，朱还对下属说：“对保卫福州有充分信心，希望大家保持镇静，不要自相惊扰。”就在这天，他随汤恩伯乘专机潜往厦门，而后转赴台湾。17日，福州市解放。
 在台湾，朱绍良曾任蒋介石的“总统府战略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受聘为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委员。由于无所事事，朱绍良曾一度热心于“老人福利协进会”的工作。1963年12月25日，他因突发脑溢血，在台北去世。

参考文献

• 周开庆:《朱绍良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 姚琮:《陆军一级上将朱君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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