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培德，字益之，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出生于云南盐兴县猴盐井(今属禄丰县)。其父朱秉堃为盐兴县广通书院山长，兼营盐业。朱培德五岁时被祖母带到安宁读书。七岁时父亲去世，遂由祖母、叔父抚养长大。少年时喜欢骑射和武术。
 1908年，朱培德考进云南陆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两年后，随营学堂并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朱为丙班生，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并受反清革命思想宣传的影响，常秘密阅读革命书刊，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讲武堂学生参加云南“重九”起义。起义胜利后，朱培德被派入李根源指挥的西征军第二师任一等副官，后改任中队长。
 1912年秋，讲武堂改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后复课。翌年6月，朱培德被调回讲武学校第四期步兵科乙班深造。1914年夏毕业，被派往新编步兵第三团一营一连任连长。1915年春升第二营营长，被派往思茅、普洱边界驻防，因当地是著名的瘴疠之地，士兵大半病死于疟疾。朱培德也染患重病，年底始回昆明。
 这时，蔡锷、唐继尧等发动“护国战争”，朱培德所在的第三团编入护国第一军，随蔡锷开赴四川作战。不久，朱培德营扩编为支队(相当于团)，任支队长，编入李烈钧护国第二军方声涛梯团，于1916年初向两广进军。朱培德率部师次滇桂边龙潭时，同袁世凯派来进犯云南的龙瑾光部激战，获胜后进至广东肇庆。在此，朱部整编为第二十五团，任团长。又经三水、清远取道韶州北进，行军到琶江时，袁世凯死。时龙济光部阻挠，朱率部与龙军十个营战于源潭，坚持数昼夜终于获胜。随攻清远，得龙部陈福祥率三个营来降，朱率军开往广州。护国战争结束后，北京政府调龙济光任琼崖矿务督办，将护国第二军改编为“驻粤滇军”，归陆荣廷统辖，朱培德升任驻粤滇军第七混成旅旅长，率该旅驻扎广州市区。
 1917年8月，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护法运动，组织护法军政府，朱培德在广州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广州护国军政府内部，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竭力控制领导权。这时，龙济光在琼崖称兵，旬日间陷高雷四邑，守军节节败退。广州危在旦夕，朱培德站在驻粵滇军总司令李根源一边，表示不能坐视。李根源任命朱培德为梯团长，率滇军三个支队会同粤桂各军为南路讨龙，相继占领恩平、阳江、高雷。旋北洋军由赣南偷袭粤北，朱又奉命赴援南雄。南雄解围后，朱培德因战功，被李根源升任滇军第四师师长，仍率部驻扎广州，兼任广州卫戍司令。
 1920年2月，滇桂军阀为争夺驻粤滇军的领导权又起纷争。唐继尧电令解除李根源驻粵滇军军长职务，谓驻粤滇军由本督直辖，就近秉承李(烈钧)参谋长办理。朱培德奉唐之命，调集军队袭击驻粤滇军司令部。但李根源得到桂系陆荣廷支持，迅速控制了局势，朱培德闻讯连夜化装逃到香港，与滇军将领磋商对策。3月辗转回队，率部分滇军退至湘南，编成三个旅，朱自任师长。途经郴县时应谭延闿之请助击张敬尧，与张军战于衡山获胜，使谭军进占岳州。旋奉唐继尧命继续行军入川，进抵渝、叙、泸之时，滇军已败，唐继尧嫌他行动迟缓，解除了他的职务，朱遂离职经重庆去上海。
 同年10月，桂系陆荣廷把持的广州军政府垮台，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1921年6月，粤桂战争时，原朱培德所率之滇军由湘西开到桂西北。10月，孙中山着手在桂林筹建大本营，准备依靠滇、粵各军北伐。但这时亡命香港的唐继尧重金收买了杨益谦，计划由杨率滇军护卫唐继尧回云南。为了保住这支重要武装，大本营参谋总长李烈钧召朱培德回桂林稳定滇军，孙中山并委朱为援桂第二路司令。唐继尧闻讯极为紧张，亲自会见朱培德，倾其囊中仅余二十万元予以收买。朱培德对唐继尧并无好感，追随孙中山的决心已定，他收下唐的巨款后，暗中控制了滇军。当杨益谦私自调动滇军准备与唐继尧会合时，大部分将士拒绝服从命令，少数已经出发的部队也被朱培德率部截回，杨只身逃走。11月，孙中山发布了任命朱培德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的命令，并予以嘉勉。12月底，朱培德率所部滇军在桂林集体加入国民党。不久，他又通电声讨唐继尧，表示决心北伐，决不回滇。
 由于陈炯明的破坏，孙中山取道湖南北伐的计划受挫，被迫改道赣南北进。1922年4月，朱培德率滇军在李烈钧指挥下，担任中路前敌总指挥，由韶关入江西，会同粤、赣各军一起北伐。6月，当北伐军前锋进至江西吉安时，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趋登楚豫舰，北伐军急忙回师靖难，被阻于韶关。不久，又因友军失利，朱培德率部且战且退，多处被截，后焚弃辎重，率轻骑经乐昌、蓝山等地入桂，将桂林土匪梁华堂驱逐之。
 1923年4月，朱培德会同滇军杨希闵等率部入粤，驱逐了陈炯明，迎孙中山重回广州任海陆军大元帅。当时盘踞广州的滇桂各派军阀之间矛盾极为尖锐。为了保证大元帅府的安全，又避免各派军阀的疑忌，孙中山调朱培德滇军回广州，将朱部编为“大本营巩卫军”，并任命朱培德为大本营巩卫军军长兼大本营参军长、代理军政部长，给了朱培德特殊的荣誉。10月，朱培德在保卫广州之战中击败陈炯明。朱的声誉隆起，愈加受到孙中山的信任。
 1924年9月，孙中山准备再次北伐。朱培德任北伐军中路总指挥，率部随孙中山北上，集结于广东北部乐昌一带，旋率军入江西，击败吴佩孚部。是年冬，孙中山北上，朱部奉命回广州。次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云南军阀唐继尧企图乘虚而入，宣布就任副元帅，勾结杨希闵、刘震寰，准备里应外合，夺取广州。6月5日，朱培德就任建国滇军司令，调集军队参加平定杨、刘的战斗，收编了杨、刘残部，为巩固广东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当时，广东革命政府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各种力量明争暗斗十分激烈。朱培德深知军事实力的重要，抓住时机重振滇军。他向国民党中央和苏联顾问团表示坚决赞成关于统一军政、民政、财政的决定，主动要求尽快在滇军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特别要求获得大量新式武器装备。由于长期以来朱培德追随孙中山，服从国民党的指挥，他的要求很快得到批准。中国共产党派朱克靖等一批云南籍党、团员到朱培德军中组织政治工作机关，动员了一批云南进步青年加入朱培德军。国民党中央也拨给他大批枪械物资，把赣军和川军残部拨给他整编。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残破不堪的滇军大为改观。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朱培德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兼军需部长。8月，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三军，下辖三个师，他任第三军军长。在第二次东征期间，朱培德兼任南路讨贼军总指挥，指挥第三、第四军和一部分桂军进兵粤南，歼灭了邓本殷部。
 在国共合作的前期，朱培德拥护孙中山的方针，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靠拢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有所不满，尤其对蒋以领袖自居，蓄意扶植嫡系、排斥异己的专横跋扈行径颇为反感。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蒋的亲信、第三军军校校长熊式辉擅自派兵包围第三军政治部。朱培德闻讯立即撤销熊式辉的职务，慰问政工人员;同时，联络第二、四、六各军，准备共同制裁蒋介石。但是其他各军只求自保，在蒋介石纵横捭阖之下，朱培德无能为力。嗣后，他见风转舵，曾和谭延闿一道奔走于汪、蒋之间，充当调解人。但汪精卫十分消极，称病隐匿。此后，他一度附和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列名为“整理党务案”的提案人之一。
 1926年夏，北伐战争开始，朱培德任右翼军总指挥，率第三军集中于湖南浏阳、醴陵一带，防御江西孙传芳军。9月6月，朱培德率第二、三两军进攻萍乡、莲花，在仰天岗一带与孙军主力邓如琢部激战，取胜后第三军前锋到达南昌城下，主力在牛行一带布防。但在敌军猛攻下，全军退至蛟桥、万寿宫一带。在中共政治工作人员带领下，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不顾敌人的猛烈炮火奋勇出击，取得万寿宫大捷。11月初，在江西的北伐军发起总攻，朱培德率第二、三、十四军及第五军一部发起第二次牛行战役，11月8日占领南昌，结束了江西战事。在江西的苦战中，一万人的第三军，伤亡达六千多，损失之惨重是北伐各军中少见的。
 由于第三军的战功，朱培德被任命为江西省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代理主席、南昌警备司令。他不仅充实了第三军，还招收流落于湘西、赣南的滇军残部金汉鼎、杨池生、杨如轩等部加以收编，把第三军扩编为第五路军，下辖第三、第九两军。他请云南讲武堂同学、滇军名将朱德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后改名为第五路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培训各级军官。
 其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亟欲在南昌建都，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因而不愿让朱培德坐大，更不肯让朱控制江西地盘，致使朱培德同蒋介石的矛盾激化。朱遂采取反蒋左倾的立场。1927年2月，蒋介石任命李烈钧为江西省主席，国民党右派囊括了省政府全部要职。蒋的部属甚至扬言要暗杀朱培德的爱将第三军军长王均和第三军政工人员。蒋建都南昌的企图遭否决后准备东进时，以委朱培德为江右军总指挥为名，调走朱的两个师，并把它们拆开，使之无法互相策应。蒋还亲召朱部第九师长曾万钟长谈，意图收买。顷刻之间，朱培德几乎被搞得手无一兵。他一气之下跑到九江，派员向武汉政府表示：他追随总理多年，服膺三民主义，拥护三大政策永远不变;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他很痛恨，他要拥护武汉政府到底^[1]。因此，武汉政府明令王均管理南昌卫戍事宜。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继续选举朱培德为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军委会委员。
 3月下旬，蒋介石率军离赣东下，朱培德立即公开反蒋。他一面下令调回第三军东进部队，一面派军队解除蒋军留守部队张群等武装，并把李烈钧的省政府赶到上饶一带，甚至派军队保护“四二”暴动的群众，捣毀了程天放等反动分子把持的伪省党部。南昌的反动空气暂时被遏制，朱培德也取得了武汉政府的信任。4月5日，武汉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朱培德就任省主席，王均和黄实分别担任省政府委员和财政厅长。朱培德又推荐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兼省政府秘书长，任命朱德兼南昌公安局长。这样，朱培德终于独掌江西省大权，但他余恨未消，又亲书长信寄何应钦，历数蒋介石的罪恶，动员何应钦反蒋。
 蒋介石深知江西战略地位之重要，曾数次函电致朱表示：“兄环境之困，弟亦深知”^[2]，劝他“不可自毁历史”^[3]，责成他保护被捕的反动分子。上海《民国日报》对王均、朱克靖等破口大骂之时，对朱培德则微妙地不著一词。朱培德察言观色，眼看蒋介石在南京、上海已经得手，声势日大，便停止了自己的反蒋言行，再次避居九江，留下日后同蒋介石修好的余地。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宁汉分裂，但双方都没有立刻摊牌，朱培德也不愿他人染指江西。5月14日—15日，他代表汉方同李宗仁在湖口江面军舰上会谈并达成协议：宁汉双方暂不交锋，各自北伐，江西暂守中立。
 随着武汉汪精卫集团反共声浪的高涨，朱培德也逐步改变了他的左倾姿态。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后，朱提出“打倒劣绅，保护正绅”，实行“缓和”政策的口号。他派兵查封了《三民日报》，给第三军一百四十多名政工人员发了路费，用军舰押运“礼送”出境^[4]。6月5日，朱培德下令南昌全城戒严，将AB团分子程天放等释放;又命令省总工会、农协停止活动，通令各县停止工农运动，还派兵围缴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枪械。他再一次强令“礼送”袁玉冰、方志敏等二十多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出境。
 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共，旋以唐生智为总司令率军东征，朱培德深恐唐生智乘机兼并江西，乃调集军队布置警戒。月底，叶挺、贺龙军开入空虚的南昌城，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朱培德措手不及，驻守南昌的四个团除两个营闻风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他慑于起义军声威，包围南昌后不敢进攻，将主力置于赣南主要交通要道，待到起义军南下，曾于大庾岭拦阻。等张发奎军尾随而下之后，江西重新成为朱培德的一统天下。
 是年8月，蒋介石下野，不久宁汉合流。朱培德随汪精卫等到南京、上海，经过国民党各派的激烈争吵，暂时达成了“党政统一”，朱被推为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及主席团委员。但南京国民政府和特别委员会实为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控制，汪精卫未能遂愿，很快回到汉口。朱培德也回到江西，力谋稳固自己的阵脚。10月，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朱培德接受了南京委任的第五路军总指挥职，把军队集结于九江、铜鼓。但朱仍受汪精卫影响，态度暧昧，使败退的唐军得以从容后撤。
 汪精卫因广州事变受到围攻，于12月被迫出国。蒋介石于1928年1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朱培德只好俯首投入蒋介石门下。为预防不测，他命令王均：“中央如果要缴械，不要抵抗，把枪五支五支地捆好上交。”^[5]朱到南京后，主动向蒋介石要求参加对张作霖的北伐。蒋当时的地位尚不稳固，对朱培德此举甚为欢迎。3月，朱培德率第三军及第三十一军(原第九军)大部北上。5月，朱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也将朱选为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常委。此后，工农红军在江西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命令朱培德“进剿”。11月，朱培德任湘赣“剿匪”总指挥，率部赶回江西，全力围攻红军，一度占领井冈山，后被工农红军逐出。
 1929年1月，蒋介石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朱培德为常委、第一编遣区办事处主任。他的两个军被就地缩编为第七、第十二两个师，仍称第三军，以王均兼军长。
 3月，蒋桂战争爆发，朱培德被蒋介石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奉命以“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名义，出兵配合蒋军进攻长沙。桂系失败后，他又退回江西继续“剿共”。9月，朱培德辞去江西省主席，被任命为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为蒋介石奔走编遣各派部队事宜。
 朱培德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国民党内少数几个还能得到蒋介石一点尊重的“元老”。但是朱有过公开反蒋的历史，过去一直与汪精卫、胡汉民引为知己，又曾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盟友，因而尽管朱培德处处谨小慎微，事事效忠于蒋，蒋对他仍然深加戒备，处心积虑地削弱他的实力，蚕食以至侵吞他的地盘;所谓“升迁”只不过是蒋逐步架空朱的手段。朱培德由独领一方的军事将领变成了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他的两个师被分别调离江西，除人事安排外，其余军务一概无权过问，此后他只好在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之间充当一个调解人。
 1929年9月，汪精卫、唐生智等策划发动“护党救国运动”，事前陈公博秘密致电朱培德，要他率部起兵响应。朱为自保，把陈的密电交给了蒋介石^[6]。事变发生后，第三军正处于唐军后方，被编入唐军序列，但朱培德授意第三军保持“中立”，在新郑一带作壁上观。混战结束后，仍回到蒋军序列。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声讨和反蒋各派系的强烈胁迫下，蒋介石被迫下野。1932年元旦，孙科组织新的国民政府，朱培德任参谋长。但不到一个月，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重新上台，3月2日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朱培德乃改任没有实权、专管日常行政事务的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翌年，兼代训练总监。蒋介石去江西指挥“剿共”战争时，南昌行营成为国民党权力中心，朱培德在南京为蒋介石看守空城，调拨粮草。1933年12月，当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时，蒋介石曾拟挽朱培德出任军政部长，他谢辞。年底，他被任命为军事训练部总监。他唯蒋之命是从，谨慎办事，使蒋渐觉放心。1934年12月，朱被蒋任命为代理参谋总长，常常代表蒋介石周游各地，参加各类礼仪性的活动。朱还受命主持修建沪宁线上的国防工事工程。1936年8月，朱又奉命率员入桂游说，充当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调停人，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谈判解决“两广事变”，达成了“和平”协议。这一年，他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
 就在朱培德为新生活运动鼓吹“军官的新生活”之时，他的第三军遭到一连串打击。早在1931年春，第三军在参加“围剿”鄂豫皖苏区时，在苏家埠被红军徐向前部击溃三个团，总指挥第七师副师长厉式鼎被俘，是第三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由于蒋介石克扣军饷，只给军官们发生活费，第三军勉强支持到1935年4月，被迫自行缩编，从而激起部分军官和士兵的反对，旅长以下军官集体向蒋介石致电申诉，这在封建地方观念极为浓厚的第三军中是很少见的，直到朱培德亲自出马才告平息。1936年10月，朱培德的亲信第三军军长王均在甘肃堵截红军北上时飞机失事身死，第三军实权落入亲蒋的曾万钟手中，朱培德发家的资本和最后的倚仗被蒋介石夺走。虽然他连续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但此时也不由哀叹功劳再大也没有用，自我慰藉为人不要出风头，不要做第一号人，生活享受要合乎本分。他经常流露思乡情绪，还劝阻亲属从军从政，要他们专攻自然科学。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在西安。南京的反蒋分子乘机大肆活动，朱培德同何应钦、唐生智、程潜等被举为军委会常委，一时在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混乱中颇为活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回到南京，于1937年2月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朱按惯例注射德国进口的补血药剂后，突然血液中毒，于2月17日去世，终年不足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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