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经农，原名有畇，改名经，字经农。祖籍江苏宝山，1887年8月14日(清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浦江县城。父亲其恕(字仁甫)曾助堂兄朱其昂创办轮船招商局，后任知县，又在石门厘金局做事。

1894年，其父病故，时朱经农刚满七岁，兄弟四人均未成年，由母亲抚养，生活十分艰苦，仍坚持在家攻读。朱的三叔其懿长期在湖南做官，于1896年将他们全家接到长沙，后朱经农过继给五叔聪甫为嗣。其时新政在湖南盛行，姑丈熊希龄和叔父其懿都是维新人物，多次携朱经农到南学会听讲演，朱经农颇受启迪。

1898年戊戌政变后，朱其懿由长沙调往衡州任知府，熊希龄也闲居衡州，朱经农便向熊希龄和一位姓彭的老师学习《左传》、《说文》等。1901年，朱经农前往上海姐姐家同外甥顾月江一起学习，并准备投考南洋公学，后因病作罢。

1902年，朱经农回到湖南，三叔其懿已改任常德知府，遂往常德就读于名儒易纬舆门下。翌年，考入常德府中学堂，与进步青年覃振、戴修瓒等同学，课余结伴去启智书局阅读《浙江潮》、《洞庭波》等新书，渐萌民主革命思想。

1904年，朱经农赴日本留学，先后在巢鸭弘文学院和成城学校就读。1905年，经同学龚练百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结识黄兴等革命领袖。同年冬，中国留日学生为反对《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相继归国。朱经农回到上海后，与姚宏业等筹办中国公学，1906年春开始上课。教员有于右任、马君武等人，还聘有日人任教。朱一面当学生，一面做翻译，半工半读，被称为“中国公学之秀”^[1]。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所派监督破坏学校的民主制度，酿成学潮。朱经农是学生代表被开除，多数学生在极端气愤之下整队离校，另组织中国新公学，朱被推为三干事之一。新校经费十分困难，支持一年有余，至1909年冬新旧公学合并，才得解决。

1910年，三叔其懿在沪病故，朱经农扶柩回长沙营葬。为赡养家庭，他留湘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英文教员，兼农业学堂翻译。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参加戎幕。不久，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害，朱遂出走上海。

1912年秋，朱经农应宋教仁等之请，由上海赴北京，任《民主报》编辑和《亚东新闻》总编辑;同事有景耀月、金葆光等。两刊实为同盟会与稍后成立之国民党的喉舌。朱以“澹如”等笔名多次发表文章，指斥袁世凯及其同党倒行逆施，“蠹国病民”，司法行政“依一人之意向为转移，一喜一怒百小民生死系之”^[2]，致使国会无形解散，民德日益沦亡，法律破坏殆尽，此乃足以亡我民国之三大隐忧。因此遭到袁的忌恨。

1913年“二次革命”发生，北洋当局下令将上述两报刊封闭，并指名索捕朱澹如等。朱经农避往天津。同年7月，熊希龄组阁，朱得其庇护，回京后暂居熊宅，旋由熊函荐于农商总长张謇，任统计事宜。迨袁世凯搞帝制自为，朱深为不满，于1916年前往美国。

朱经农在美，初任中国教育部留美学生监督处书记，业余入华盛顿大学听课，进行半工半读。1920年，取得官费，辞去监督处的职务，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研究生。留美期间，他先后获学士及硕士学位。朱在美加入基督教，成为忠实信徒。又常与胡适、任鸿隽交往，共同探讨文学改良问题。朱赞成写白话文，认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主张甚是”^[3]，但谓“白话诗无甚可取”^[4]，尤反对以罗马字代替汉文。

1921年，朱经农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由美回国主讲教育学，后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在太平洋会议召开之际，朱曾撰《废止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及其附属文件之研究》和《各国在华租界地性质之研究及请求取消之理由》两文，刊于《东方杂志》，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军阀混战的危害加以谴责。

1923年，朱经农应王云五之邀至上海商务印书馆，协助王赶编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很快出版了数十种学生和教员用书。这套书就是为了配合教育改革的课程需要，内容充实，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在编教科书的过程中，朱曾多次在《教育杂志》、《教育与人生》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参加有关各门课程的讨论，并翻译出版美国实用主义学者杜威《明日之学校》一书。他还曾撰《职业指导与初中课程》等文，强调学生的技能培养，并与陶行知一起改编《平民千字课》，助熊朱其慧、晏阳初等搞“平民教育”，同时替《申报》编辑供平民阅读的副刊。

1924年秋，朱经农兼任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讲授教育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圣约翰大学学生为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全体退学，学生家长张寿镛等另创光华大学收容退学学生，推朱经农为教务长，他辞去沪江的职务，积极进行筹划，经过数月准备即开学上课，并在教学与管理方面均保持与圣约翰相等的水平。这期间朱还常去大夏大学夜校教书。1926年，他担任主编《教育大辞书》工作。

同年，朱经农曾赴广州暗中与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回沪后同吴稚晖、杨杏佛等冒险从事党务工作。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成立，黄郛为第一任市长，朱被任命为教育局局长。当时教育局仅有二十余人，但办事效率很高，他对教育计划与布置“既不急就，亦不躐等”^[5]，处处从未来着眼。1928年春，朱辞去教育局长的职务，一度任市政府参事。不久被蔡元培调往南京，任大学院普通教育处处长。同年秋，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朱留任普通教育司司长，1930年升任常务次长，是年冬随部长蒋梦麟辞职。朱长期主管中小学教育，国民党政府初年的有关教育规章制度多出自他之手。

1931年春，朱经农到沪任中国公学代理校长。4月，上海市教育局教育讨论会成立，被推为委员长。同年夏，受聘为山东齐鲁大学校长，迁居济南。

1932年9月，朱经农担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到任后即对全省教育进行实地考察，并相继组设湖南教育设计委员会、初等教育研究委员会和职业教育研究委员会，以推动教育的发展。他在湘任职十余年，克服了抗战时期的严重困难，至离任之前，基本上已做到全省范围内平均每一百户有一所四年制小学，每一乡(镇)有一所六年制小学。中等学校由原来的一百多所增加到二百五十多所。高等教育，除先后将湖南大学与湘雅医学院改为国立，又于1941年在南岳创办农、工、商三所专科学校。

1943年3月，朱经农奉调至重庆，任中央大学教育长，校长系蒋介石兼任，校务实由朱负责主持。一年之后，蒋介石辞去校长兼职，朱也离开中央大学。

同年，朱经农写成《教育思想》一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回答了教育理论方面有关问题的争论，阐发了他的教育观点。朱不赞成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教育，而提倡民治主义的教育，认为此种教育学说“一方面维持个人的发展，一方面注重社会的秩序，对于国家的自由和民族的平等十分尊重，同时希望大同之治……或可供吾人建立教育政策的参考”。他认为“学校是好社会的雏形”，“应以切合社会需要为施教的目标”，并主张中国教育必须以精神训练、国防科学、生产技能为中心，教育家要“把儿童当作有机的主体”，“一切课程须适合自然发达的原则”^[6]。他反对阶级斗争论，并主张调和科学与宗教的矛盾。

1944年3月，朱经农被任命为教育部政务次长。翌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他辞去次长职务，仍去上海继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同时兼光华大学校长。1946年11月和1948年3月，朱两次出席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国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7年9月在南京召开远东区基本教育研究会，朱经农被邀参加，会后曾撰文发表感想。1948年11月，他作为中国首席代表赴中东出席联合国文教会议，会议结束时上海已经解放，朱暂留美国，着手撰写《中国教育思想史》，不久完成初稿。1950年，应聘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神学院任教，至1951年3月9日，因心脏病去世。著译书籍除前述各种外，还有《爱山庐诗抄》、《近代科学的宗教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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