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骅，字骝先，一字湘麐，浙江吴兴姚家坝人。1893年5月30日(清光绪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出生于商人兼地主的家庭。父母早亡，赖其胞兄朱祥生抚育成长。朱祥生经营丝业，后在张静江的两浙盐务公司当账房，因此朱家骅少时就认识了张静江。朱家骅六岁入塾，十三岁入南浔正蒙学堂，十五岁改进南浔公学，1908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即同济大学前身)。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中国敢死团”任驻汉代表，在汉口战地及伤兵医院服务三月^[1]。

朱家骅在同济毕业后，于1914年初自费留学德国柏林矿科大学，研究地质，张静江曾予资助。1917年初回国，在北京大学教德文。越一年，得蔡元培帮助，获教育部公费赴瑞士研究地质学，1920年转学到德国，1922年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仍在北大任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组主任。在这期间，朱家骅曾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等爱国运动，表现积极。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后来受北洋政府的通缉，乃不得不潜行出京，暂回原籍隐避^[2]。

1926年间，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周觉自广东抵浙，劝戴季陶去广州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朱家骅因与周有戚谊，乃偕行赴粤。朱家骅先在石井兵工厂当秘书，自认为大材小用，牢骚满腹，一度为蒋介石撤职扣押，经周觉挽戴季陶缓颊释出^[3]，转任广东大学教授。10月，广东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废校长制，任戴季陶、顾孟馀、徐谦、丁惟汾、朱家骅为校务委员。当时其他四人都不在校管事，朱代理校务委员长。1927年4月，广州国民党右派进行“清党”后，广东省政府改组，朱因戴推荐，登上政治舞台，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并任广州政治分会委员，仍兼中山大学校务。朱创办两广地质调查所，自任所长。8月，任省教育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4]。是年冬，朱家骅回浙江，在张静江手下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

朱家骅在浙江，提出“用新人，行新政”的口号，组织“北大同学会”作为联谊场所，吸引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政府工作。1928至1930年间先后举办三次县长考试，设置典试委员会亲主其事，以观察应考者的容貌和辩才，三次共录取五十余人。同时还开办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和浙江省警官学校，都自兼校长。自治学校为培养全省各县区级官吏，三期共毕业五六百人，都以区长或自治指导员任用。警官学校为整顿和掌握全省警察实力而设，分正科和速成科两部分，也办过三期，均以县警察局长、分局长和警佐任用，还将正科第一期优秀毕业生三十余人，分送奥国和日本留学。

为推行新政朱家骅组织新政考察团前往豫、晋两省考察，回来后仿照山西的街村制，在浙江推行村里制(后改为乡镇制)，意在实施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他还整理田赋地籍，动用许多人力办理土地陈报，清丈全省土地，声称这是“平均地权”的一个步骤。此外，还推行了清查户口、兴办团练、普及卫生、禁溺女婴、移民东北、整饬吏治等。

朱家骅治理浙江颇受蒋介石等人的赞赏。1929年3月，朱家骅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主席团，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从此参与国民党统治的中枢活动。

朱家骅在浙经营数年，声名日盛，到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全省代表大会选举时，他的部属与亲信几乎占据了省党部委员候选人名额的三分之二。与CC系引起了权力的争夺，结果遭到陈果夫的排斥，在选举中失败^[5]。他还和张静江为省党部委员候选人问题酿成交讧，戴季陶居中调解无效，是年9月朱家骅被迫离职。

其时戴季陶还兼任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也还挂着副校长名义，于是戴让位于朱。1930年1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去职，朱又得到戴的支持，调任中央大学校长。1931年春，朱兼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1943年改称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提出在大学和高中实施军训的方案，为蒋所采纳，交由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通令全国施行。

1931年底，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主持订定中小学课程标准及小学法、中学法等，创办中央图书馆、博物馆、编译馆，提出在各大学增加政治训练的方案，设置训育员，以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充当，用以监视进步师生的言行。1932年11月，朱家骅调任交通部长，竭力整顿巨额亏累债务。1935年12月行政院改组，朱家骅改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1936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请朱家骅兼任该院总干事^[6]。1940年3月蔡元培病故后，朱又任代理院长多年。

1936年冬，蒋介石调朱家骅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并兼民政厅长。他已无十年前的锐气，因循守旧一味应付。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飞机常至杭、嘉、湖一带骚扰，朱往往于黎明驱车逃离杭州去富阳躲避空袭，把政务委之于僚属。1937年11月淞沪战事失利，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嘉兴、湖州随告沦陷。朱惊惶失措，忙将省政府迁往金华，寇未见而人先遁，造成地方一片混乱，舆论哗然。12月，朱卸省主席职。

朱家骅卸任后去武汉，1938年3月，被蒋介石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4月，改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同时兼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按中常委决定兼充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7]。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朱为干事会常务干事，不久兼代中央团部书记长，并主持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一、二、三期工作。1939年12月，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主管国民党党务。他在各大学设立党部广泛吸纳知识分子入党。同时期他仍兼“中统”局长，抓紧机会经营特务组织，自立门户，广为发展。朱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长达四年半，他所造成的派系力量，一时可与陈果夫、陈立夫的派系势力相抗衡，被称为“新CC系”。1944年5月，朱卸中央组织部长职，11月，再任行政院教育部长。1945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朱继续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以派系力量，分占中委名额，与二陈竞争激烈^[8]。

1946年，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朱家骅主持战时教育复员工作，修订中小学课程标准，重订大学课程。当时蒋介石热衷于内战，教育经费奇缺，教育事业支离破碎。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兴起后，朱疲于奔命，竭力加以压制。1948年冬，平津解放在即，南京亦已风声鹤唳，朱家骅派大批人马把故宫、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的文物书籍等大量运往台湾，并把中研院搬迁去台湾。12月，行政院改组，朱不再任教育部长，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49年夏，朱在广州出任行政院副院长^[9]。不久，朱随同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

朱家骅在台湾任蒋介石的“总统府资政”，1963年1月3日因心脏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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