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字孟实，安徽桐城人，生于1897年10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塾师，有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均累应科举不第。他六岁入父亲的塾馆读书，十岁左右开始学写策论时文。幼年时代的这种训练，培养了他写论说文的能力，使他“写说理文很容易，有理都可以说得出，很难说的理能用很浅的话说出来”^[1]。1912年朱光潜十五岁时才进正式小学，半年后升入桐城中学。这所学校是古文家吴汝纶创办的，特别重视教授桐城派古文。朱光潜在这里学写了一手道地的古文，还养成了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

1916年冬，朱光潜于桐城中学毕业，在家乡当了半年小学教师。1917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师范，1918年经选拔去香港大学学习，次年正式转入该校教育系，主要是学习英国语言和文学，以及生物学和心理学。这几年学习，是他从中国传统文化转入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也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重大转变时期。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朱光潜正在香港大学读书，在那里看到《新青年》，读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提倡白话文的文章，“心里发生过很大的动荡”，对文言文要改成白话文，“有切肤之痛”，但终因已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看出新文化运动是必需的”^[2]，开始支持新文化运动，放弃文言文而学习白话文。

1923年香港大学毕业后，朱光潜应邀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英文教员，兼任校刊主编。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的低潮，各政治派别对“中国向何处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采取“超然物外，不问政治”的态度，绝不介入。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中国公学停办，朱光潜转往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结识了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等人。1925年初，朱光潜与匡互生等人因对该校校长的专制作风不满，回到上海，与夏丏尊、叶圣陶等十余人创办立达学会，筹办立达学园。

同年，朱光潜考取安徽官费留英，进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学习。192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当年转入伦敦大学研读英国文学，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听课，大部分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看书。1931年他又转学到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研究所研究美学和心理学，写成论文《悲剧心理学》并出版。1933年获该校博士学位。

朱光潜留学八年期间，刻苦学习，勤于写作，他的第一本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于1928年出版。文章针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苦闷和彷徨，通过介绍文艺、美学、哲学等谈青年修养问题，意见中肯，很受青年欢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他写成初稿的有《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

1933年7月，朱光潜回国，应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邀请，任西语系教授，讲授西方名著选读、文学批评史，同时在清华大学和中央艺术学院讲授文艺心理学等。他一面讲课，一面勤奋著述。1936年将回国前后写成的十五篇文稿辑成《孟实文钞》出版。其中《我与文学》、《谈学文艺的甘苦》、《谈趣味》、《诗的主观与客观》、《诗人的孤寂》等，如他在序中所说，代表他十年来的兴趣偏向，是他的一种单纯的精神方面的自传。

朱光潜回国时，正是文艺战线上京派与左联尖锐对立的时候。他的文艺思想是属于京派的，但在其主编的《文学杂志》试图超越于左右两派之间的主张，“我们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用八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文艺也应该有多方面的调和的自由发展”。后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文学杂志》仅出刊两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光潜举家迁入四川。他在这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理事，暑假后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1938年，他因反对国民党当局干预校务，无理撤换原校长张颐，任命特务头子程天放任校长，乃参与学校里的“易长风潮”，辞去文学院长职务。朱光潜在反程运动中的表现，引起中共方面的注意，周扬于1939年初曾写信邀请他到延安参观。这时，他正赴内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加之一些留欧好友的劝阻，未能成行。

1942年，朱光潜兼任武汉大学教务长，并加入国民党。在此之前，朱光潜在未被征求意见的情况下，经提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1941年被选为三青团中央候补监委。1947年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他又变成国民党中央监委。实际上，他对参加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毫无兴趣，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思想上十分苦闷，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1948年曾与北京大学十七位教授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解决人民经济生活上的痛苦。他说自己当时“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3]。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重返北京大学任西语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兼文学院代理院长。虽然这时生活清苦，时局动荡，他仍然专心致志于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翻译的克罗齐《美学原理》，撰写的《克罗齐哲学述评》，第一次在国内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他的译文既忠实于原著，又流畅易懂，为美学在我国传播起了启蒙作用。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派飞机接朱光潜去台湾。这时，他已逐渐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断然拒绝，一心留在北平等待解放。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他说：“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4]不久，他参加民盟组织的土改参观团，到西安郊区考察。接触农村土改后，他“明白了群众的力量伟大，不依靠群众就准要失败”^[5]。

朱光潜精通英语、德语和法语，为了便于学习马列主义，他参加北大组织的俄语学习速成班，突击学会了俄语。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开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结合新的观点重新探讨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清理批判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自我检讨说自己思想上“错误的根源，在从洋教育那里得来的那一套为学术而学术的虚伪的超政治的观念”^[6]。

1956年开始全国范围的美学问题大讨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受到激烈而严峻的批判。美学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62年，五六年间朱光潜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如他在《自传》中说：“我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论争，不隐瞒或回避我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地接纳我认为不正确的批判。”1963年，他所撰写的《西方美学史》上下两卷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文革”期间，朱光潜受到迫害，但他仍然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潜心于学术研究。

朱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顾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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