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葆三，名佩珍，字葆三(珊)，以字行，世籍浙江黄岩。1848年3月11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生于平湖县乍浦。其父朱祥麟曾任平湖乍浦营、定海营游击等军职，1851年将家眷迁到定海县城，1859年移居定海东乡北蝉村。1861年，朱的父亲患病，家境顿趋困难，母方氏托人把年仅十四岁的朱葆三带往上海学艺谋生。离家时，随身仅带一只旧竹箱和一床旧铺盖。

起初，朱葆三在上海一家“协记”吃食五金店当学徒。该店经售罐头食品兼营小五金，生意规模不大。朱白天在店里辛勤工作，晚间还抽空勤奋学习。上海当时已是新兴的对外开放商埠，华洋杂处，洋行势力很大，会讲几句洋泾浜式的英语，在和洋人做生意时很有用处。协记邻近的一家店铺有个学徒，每月花三块钱学费去夜校补习英语。朱葆三付不起学费，就拜此人为小先生，把每月省下的5角月规钱送给小先生权充学费，从而间接学会了一些洋泾浜英语。由于他能挤时间刻苦自学，举凡语文、珠算、英语、记账和商业尺牍等有关商业知识都学了一些，加之工作勤勉、生活节俭，因此为店东所赏识，一再给予提拔。在七年里，朱由学徒升任账房，再升经理。在掌管协记期间，赢利可观，他从而也分得了许多红利和额外酬劳金。其后店主去世，“协记”歇业。1878年，朱葆三利用这些年积蓄下来的钱作资本，在上海新开河地方独资开设“慎裕”五金店，专营大五金。

朱葆三本人由学徒出身，熟知业务，精于管理并善于用人。“慎裕”所雇用店员都是一些好手，如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精通账务、老练可靠，被聘为总账房;其他店员在进货、推销或门市应客方面都有专长。由于他用人得法，经营有方，“慎裕”营业渐臻发达。在业务往来中，朱曾结识了以经营五金业发家的叶澄衷，两人成为至友。于是他把“慎裕”五金店迁到叶澄衷置产的上海福州路四川路大楼里继续营业，并兼营进口贸易。“慎裕”由于年年盈利，商誉日增，俨然执同业之牛耳。

朱葆三在五金行业中崭露头角后，经济实力也日趋雄厚。从19世纪末开始，他跨越五金业，先后创办和投资了不少企业。如他和当时的官方或商界著名人物联合创办或投资的银行有中国通商、浙江实业、四明、中华和江南银行等，并在这些银行里担任重要职务。他所投资的保险业，有华安、华兴、华成保险公司和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等。投资于交通运输业的，则有宁绍轮船公司、长和轮船公司、永利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舟山轮船公司、大达轮步公司以及法商东方航业公司等。投资于公共事业方面的，有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气公司、舟山电灯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汉口自来水厂以及广州自来水厂等。投资于工矿企业方面的，有上海绢丝厂、上海华商水泥公司、柳江煤矿公司、长兴煤矿公司、大有榨油厂、海州赣丰饼油厂、龙华造纸厂、日华绢丝公司、上海第一呢绒厂、中兴面粉厂、立大面粉厂、和兴铁厂、宁波和丰纱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以及马来亚吉邦橡胶公司等。

此外，他还与人联合举办了一些慈善、公益和教育事业，如与沈仲礼发起举办中国红十字会。后又陆续举办了华洋义赈会，救济灾区灾民。余如济良所、广义善堂、仁济善堂、惠济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同义慈善会、联义慈善会、贫民平粜局、上海时疫医院等。教育事业方面有上海商业学校、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现舟山中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

朱葆三的发迹，不只基于经营“慎裕”得法，更得力于他的买办生涯。1890年后，朱进入英商平和洋行任买办。由于外商洋行在上海等通商口岸迅速扩张，依附于洋行的买办们的经济实力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一些经济实力雄厚者，并在所经营的行业公所中取得了领袖地位。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成立，朱便当上了协理。此外，朱葆三曾先后担任过宁波同乡会会长、联华总会董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断处处长、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业联合会会长等社会公职。

清末，朱葆三与苏松太上海道袁树勋私谊甚厚，曾被任为道署总账房。朱推荐顾晴川任道署会计员并司出纳银库。其时，各省上缴之庚子赔款，均先解送上海道库，袁树勋把大宗库银委托朱出面拆放，获取余利，从而使“慎裕”成为运用道库存银，向沪地各钱庄拆放的“领袖”钱庄。朱葆三亦因此增强了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实力。

1905年7月21日，上海商务总会为美国限制华工入境和虐待华工，发动抵制美货和收回苏浙铁路权利的斗争。朱葆三作为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在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斗争中，团结其他行业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坚决站在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曾铸一边，表现得很积极、很活跃。

1905年夏季，上海的绅士以官办马路工程局腐败为由，申请改为绅办，以试行地方自治。是年阴历十月，遂有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之设，苏松太道袁树勋在上海绅商互选和推荐的七十六人中，选定李平书为总工部局领袖总董，朱葆三等为办事总董。前者“常川驻局”，后者“常川到局”。朱葆三还与上海总商会会董、出口公会发起人、宁波人陆维镛和棉布业出身的宁波商人虞芗山等宁波帮，共同发起组织“商界共和国”。

1910年前后，包括朱葆三在内的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城自治公所、上海商团公会等一些团体的领导层人物，对清政府玩弄君主立宪的骗局已逐步察觉而有所醒悟，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对革命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

辛亥革命前，虞洽卿、朱葆三等宁波帮头面人物发起组织“宁商总会”，会址在上海公共租界云南路。“宁商总会”执有香港英政府注册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会执照，当时上海人叫它“特别照会”，非常过硬。公共租界巡捕房未经会审公堂的允准，不得任意到“宁商总会”内搜查财物和拘捕任何人。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常在业余时去宁商总会打牌、约人会谈;同时也是掩护革命党人秘密集会，暂避风头的最好掩护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1月3日，上海起义，朱葆三随清政府末任上海道刘燕翼(襄荪)逃避到租界洋务局。此时他们获悉清政府南京督署复电，内容有“上海革命事起，商团尽叛，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等语。朱葆三即托词去斜桥寓所迁移家眷，暗中潜往毛家弄商团司令部通报，使商团及时得到情报，赶在清政府派兵之前举行起义。恰值当晚杨谱笙、高自白率敢死队和商团攻克了制造局，张士珩逃跑，上海宣告光复。朱葆三由同情革命进而投身革命。

上海光复后，主要任务是组织苏浙联军进攻南京，消灭长江下游清军的各据点，因此军需浩繁。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沈缦云为都督府财政总长。不久，沈赴南洋募款去职，陈其美会同沪上各界代表在味莼园(张园)开会，公举朱葆三继任财政总长。他提出以毋苛捐、毋滥费、毋挠权三个条件相约而后上任。此时上海商业凋敝，金融恐慌，筹集款项十分困难，而每月用款之多恒逾百万。朱本人不支薪水，车旅之费亦自掏腰包，所聘顾问、参议亦各尽义务，不领分文。为了解决上海光复后各项浩繁的开支，沪军都督府拟动用前清政府上海道存放于各钱庄的庚子赔款，但此款早已被末任上海道刘燕翼存于各钱庄、道库的公款存折，送交比利时领事保管。陈其美以此为由将钱业公会总董朱五楼软禁，迫使钱业同人提供借款。后经各方磋商，由朱葆三出面具名负责发给收据始得解决，遂有“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说。1912年1月，中华银行成立，朱为董事之一，不久被选为董事长。同年2月，他辞去财政总长职。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5月9日(佳日)，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用上海总会名义，提出中日直接交涉青岛问题的主张，激起各界舆论的严厉抨击。13日，上海总商会发出“元电”为“佳电”辩解。14日，上海各团体反对，并在国民大会上提出罢免朱、沈两人。当时朱葆三年已七十二岁，平时很少过问会务，仅画押署名而已，一切由沈联芳主持。朱葆三叹曰：“一、不满人意，怨尤丛集，难一;二、不理众口，乌能取信，难二;三、‘佳电’是非可征诸将来之事，实无足深辩，难三。有此三难，乌能再留。”1920年，朱、沈两人相率引咎辞职。

此后，他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1926年夏季，时疫盛行，朱葆三冒暑前往时疫医院察看，顺道劝募捐款，因年老体弱而染疾不起，加之胞弟捷三在定海病逝，悲痛不能自制，终于9月2日在上海寓所病逝。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将外滩附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以示对他的尊敬。

参考文献

• 上海市工商联档案资料:《沈燮成访问录》1962年11月23日。
• 《朱葆三辞职书》,《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7版。
• 《上海总商会档案》全宗第37号编目1-30
• 《申报》1919年7月1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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