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初名魁寿,字星杓,参加县考时改名奎绶,号介孙,入南京水师学堂时改名作人。原字起孟、启孟,后改启明,号知堂。笔名有:开明、子荣、仲密、药堂等;晚年改名遐寿,号苦茶庵老人。浙江绍兴人。鲁迅胞弟。1885年1月16日(清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一)生于一个渐趋破落的士大夫家庭。六岁开蒙,接受传统的诗书科举教育,十二岁丧父。十七岁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隶管轮班,学习日文和希腊文六年,阅读梁启超《新民丛报》、谭嗣同《仁学》以及《天演论》、《原富》、《民约论》、《穆勒名学》等,开始接触西方新思想,并翻译《侠女奴》、《玉虫缘》,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同时也接受了佛教思想影响,形成悲天悯人思想和佛家相对观念,埋下后来消极变节的种子。
1906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先在东京中华留学生会馆讲习班学日语。次年夏入私立法政大学预科肄业,因眼睛近视改学土木工程。一年后毕业,入立教大学,并改学古希腊文。课余与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及鲁迅等到《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持续一年。1909年周作人与日本羽太信子结婚,后在日本生活两年,爱好日本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和民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六年,加快了接受西方思想的进程,并与鲁迅共同从事文学活动,一起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表示出对匈牙利、波兰等国及祖国命运的关心。周氏兄弟实际上成为介绍和翻译中欧、东欧新文艺的最早之人。
1911年夏,偕妻子羽太信子返回绍兴。辛亥革命时只是闲住家中,翻看旧书或为《古小说钩沉》抄录资料。1912年民国建立后,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课长,后又改任视学,因其妻即将分娩未到差。1913年4月,任绍兴教育会会长并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后改为《绍兴教育杂志》),兼省立五中英文教员。在浙江的七年里,他一面教书,一面继续研究日本和西方文化、乡土文化及乡贤前辈的著作,包括徐渭、张岱、毛奇龄、章学诚、范宣等人的著作,打下了中西学问的深厚根底。
1917年春北上,经鲁迅向蔡元培校长推荐,先任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编纂员半年。同年秋任北大文科教授仍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后兼北大日文系主任。1920年兼女高师教授,1922年又兼燕京大学副教授,1929年秋改为文学讲师,直到1937年,共计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最初以相当精力投身到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参与《新青年》和稍后的《每周评论》的工作。1918年以前与陈独秀、鲁迅等经常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1919年起,与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任《新青年》杂志编委,轮流编辑该刊。他在文学革命运动中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个性的文学》和《思想革命》、《祖先崇拜》等重要文章,表达了他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学观,阐明了在文学革命之后必须有思想革命的深化,清算旧文学、旧道德、旧思想,用科学、民主、自由的新思想来重建国民性,表现出改革的热情和希望。还在《新青年》上译载普罗文学作品,介绍“新村”生活,宣传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其小品散文力主平和冲淡,恬静闲适,在“五四”时期曾产生较大影响。1920年秋,任《新潮》月刊编辑部主任。11月,与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耿济之、沈雁冰、叶绍钧等发起文学研究会,至1921年元月4日正式成立。该会为民国以来第一个新文学团体,其宣言就是周作人起草的,表明他这时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不久,上海、广州分会相继建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2年,文学批评集《自己的园地》由北京晨报馆出版。1924年冬与鲁迅、孙伏园、章依萍、林语堂、钱玄同、章川岛、李小峰等创办《语丝》周刊,且是《语丝》前期的主要编者,并在该刊发表了《日本狂言》、《希腊小诗》,与“正人君子”陈源、“老虎总长”章士钊等以及与日本文化侵略展开斗争;对国民党反共“清党”也有揭露。他自称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理论,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1926年为女师大之事,与现代评论派大打笔战。
但在北大工作期间,他也发现自己没有找到执著的“信仰”,1924年曾因听信妻子谗言,而与兄长鲁迅失和。1928年发表《闭门读书论》,继“文学店关门”之后又宣布“杂文店”关门,当起“隐士”来了,实际是思想开始落伍和消沉了。他写作草木虫鱼系列文章,博物和民俗并读,古书越读越多,“浮躁凌厉”之气消失。1930年主编《骆驼草》,不久停刊。1932年起常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写稿。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他感到祖国“风雨如晦”,已经是明季一片亡国之象了,并有了亡国之后做遗民的打算。不过,“文学店”并未关门,周作人对新文学和古文学的关系研究甚深,对“公安派”文学作了阐发,对蒋介石的“清党”产生疑惧,对太平天国等革命斗争的效果产生怀疑,从而形成了苟全生命于乱世的混世哲学。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与孟森、冯祖荀、马裕藻由校方任为留校教授,负责保护校产。对此左派文化人对他予以督责,胡适等人也加以劝阻,但他一意坚持,借口有十口之家的“家累”,又有海派与京派之争,到南方左派要杀他等等,硬要留在北京“苦住”。1938年又开始兼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1939年元旦在居处遇狙受伤,秋起沦为汉奸,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同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及其弟李光华,因冀东暴动失败无法安身,回到北平,周为李星华安排在北大会计科当出纳;其后李星华姊弟二人去延安,周为之预支两月薪金做路费,并为之办了出北平的“良民证”。12月汉奸汤尔和死后,周继汤尔和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后又任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1年5月,出席东亚文化协会会议。1943年1月发表《中国的思想问题》,说中国人生存受到威胁时也会反抗,引起日本文人指责其为反动老作家。加之汉奸集团内部倾轧,2月初周被解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常委及教育总署督办职,3月又经汪精卫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对于沦为汉奸担任伪职,他自称是“老而为吏”,不以为耻,且诋毁岳飞等抗金将领,反说秦桧的求和保存半壁江山是有才识。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6日,被国民党政府以曾任伪职、充当汉奸逮捕,押北平炮局胡同监狱。1946年5月27日,周被押解南京老虎桥监狱。11月16日被南京首都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没收。周不服,以留校教授、保管北大校产,忍辱冒死不辱使命,在校抵抗奴化教育等有利证据,请复判。当时北平十五名教授联名致信国民党当局,亦请求量刑从轻。1947年12月19日,国民党最高法院改判周为十年有期徒刑。郑振铎曾在《惜周作人》一文中说:中国文艺界在十四年抗战中最大损失是周作人附逆。周在狱中三年写了几种《说文》著作和几百首诗歌。1949年1月26日,国民党政府以局势转变,周被保释出南京老虎桥监狱,暂住上海友人家,于8月15日回到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在北京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和著述,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作品;并在上海《亦报》和《大报》发表九百多篇小品随笔,后在海内外发表《知堂回忆录》、《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等。
周作人一生著译甚多,主要著作:解放前有《雨天的书》、《谈龙集》、《泽泻集》、《谈虎集》、《永日集》、《周作人散文抄》、《看云集》、《知堂文集》、《夜读抄》、《苦雨斋序跋文》、《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风雨后堂》、《立春以前》;解放以后的著作有《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知堂回想录》、《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其著译解放后曾辑集为《周作人文类编》(10册)、《周作人散文全编》(14册)、“苦雨斋译丛”等。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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