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民，原名维新，江苏淮安人。生于1884年2月12日(清光绪十年正月十六日)。他的父亲周佩香是个举人，在乡里设馆教学。周幼年随父读书，十五岁时转入谈觐孙办的东文学堂就读，汉文教师为罗振玉。1902年秋赴粤，入广东公学，学费多由已受聘该公学的罗振玉相助。1906年考取官费赴日留学，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肄业两年半，因广东官费停发，只能归国。1908年秋，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同时自习财政经济。辛亥革命后，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

1912年3月，临时政府北迁，周作民随同去北京，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熊希龄以国务总理兼掌财政，对他赏识，擢升为库藏司司长。由于库藏司经手军政款项的发放和汇划，周因而与代理国库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负责人，以及各地军阀及其军需人员，有较多交往而相结识。

1915年，周学熙重掌财政，周作民因未得重视，具呈辞职。后经当时任交通银行总行协理的任振采推荐，至该行任稽核课主任，不久，兼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当时倪嗣冲任安徽督军，倪的心腹王郅隆任安武军后路局总办，周作民在安徽与这两人结识，这是他后来创办金城银行的契机。

1917年5月，金城银行成立，主要投资人即为倪嗣冲与王郅隆。倪投资17万元，王投资10万元，合占资本总额50万元的54%;加上其他军阀、官僚投资16万元，因之86%的资本来自军阀、官僚。金城由王郅隆任第一任总董，周作民任总经理，设总行于天津法租界，并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分行。

金城银行成立后，周作民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业务发展迅速。经过三年时间，存款由40万增加到1198万元，放款由378万元增加到851万元，纯益由9万元增为89万元，在华北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三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该行获利途径之一，是承购北洋政府的公债、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这样既为银行获得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度过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

1921年金城银行与盐业银行、中南银行组成联营机构，次年大陆银行亦加入。这四家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周作民、胡笔江、谈荔荪为联营机构的领导人。四行联营的主要内容是：(一)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以中南银行钞票为四行共同发行;(二)设立四行储蓄金，后来又合办四行信托部。1934年以储蓄会的资金，在上海建成一座高达二十二层的国际饭店。这些都给四行扩大业务带来了不少有利条件。

周作民办金城银行是以皖系为靠山，但他恐遭政治失败，连带事业失败，常标榜他并非安福系，仅借安福系势力为事业取得各方面的便利而已。1927年，金城银行的资本总额已增为700万元。不久，北洋军阀统治垮台，金城银行失去了原有政治上的靠山。于是周作民通过政学系的黄郛、张群、杨永泰和钱新之的关系，积极向国民党政权靠拢，先后担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兼职多起。他在业务上的措施，除了继续保持在华北各分行的业务优势外，开始逐渐将重心南移，加强长江流域各行的机构，并在广州与香港等处添设新机构。1935年，金城银行第八届董事会决定周作民担任总董兼总经理，集大权于一身。1936年1月，总行迁到上海。到抗战前夕，金城在全国各地的分支行处已增加到六十五处。

周作民在日本留学时，很赞赏三井、三菱的一套经营方针，因此，他想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些工矿、交通及贸易企业。在他的主持下，金城银行的放款和投资有其特点。他放款集中于少数重点户，主要投放于其本行投资的企业和自营附属事业。在工业放款中，主要投放于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煤矿工业和面粉工业。1933年金城与中南银行一起，组成诚孚信托公司来管理已经收购的新裕纱厂和北洋纱厂，并且代管恒源纱厂;又以扬子纺织公司名义，收购了大生一、二厂并入新裕。在诚孚公司下，设有制造纱厂部件的诚孚铁工厂，还开办了纺织实验所，吸收和培训纺织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由于他对永利化学公司创办人范旭东的信任，金城银行对这个公司的放款也较多。1926年该公司制造洋硷时期，金城曾单独予以60万元的透支。后来在创办硫酸铵厂期间，又联合其他银行继续予以支持，金城的放款金额曾达到240多万元。周作民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关系也很深，在资金上亦多方面予以通融。金城银行对永利化学公司和民生实业轮船公司的投资，分别占这两大企业资本总额的9.73%和16.66%。

在周作民的主持下，金城银行的规模和存款总额，在抗日战争前的私营银行中，长期居于第二位，个别年份曾跃居第一位，超过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这期间，金城承购公债和进行公债投机，仍是获利的途径之一。

1935年下半年，在国民党政府亲日外交推动下，周作民和吴鼎昌一起，曾率经济考察团访问日本，回国后成立中日贸易协会，吴鼎昌任会长，周作民任副会长。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国民党势力退出华北，周作民为了维护金城的财产安全和经济利益，把平、津、沪三个分行，交给留日出身的几个经理负责。周正是利用与日、蒋双方都有特殊关系，使金城银行于抗战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占领区，都能同时继续营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民被任命为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实际上他很少过问。1937年11月间，他在南京参加这个委员会会议后回沪时，因沪宁路火车已经中断，遂乘轮去武汉，绕道香港回沪。随后他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上，依然指挥沦陷区金城银行各地分支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正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被拘留。1942年3月，日方把他和李思浩、林康侯、唐寿民一起遣送回沪。日方意图是要他们这些人与日伪合作。周作民除任金城银行和有关投资企业的职务外，未出任任何伪职，只是与日本和汪伪方面的一些头目有所接触。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对他进行恐吓和敲诈，几有逮捕之势。后经张群、吴鼎昌等疏通，经蒋介石批准，知照有关军、政、司法机关，说他过去担任秘密工作，“迭有报告，希加保护”。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9月，又迫使各商业银行出售黄金、外汇，向“中央银行”缴存现金，进行增资。金城也被迫出售了原来陆续积累的外汇。当时，蒋经国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对金融界头面人物进行威胁，要周作民交出私人外汇，并下令非经蒋经国许可，不准离沪。但在美国陈纳德民用航空公司的庇护下，周终于安然离开上海，飞穗转港。这些严酷的事实，使周作民终于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真实面目。

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感召下，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私营金融业老一代头面人物中，第一个于解放后回归大陆的，旋即被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1年9月，“北五行”(即盐业、金城、中南、大陆、联合五银行)公私合营，他任联合董事会董事长，1952年12月，六十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时，他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接受企业改造，并带动其他同业，促成了联营、联管。

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脏病猝发，病逝沪寓。

参考文献

•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周作民日记》(部分抄件)。现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
• 《金城银行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刊》,1937年上海世界书局代印。
• 籍孝存、杨固之:《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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