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钟岳，字生甫，号惺甫，又号惺庵，白族，云南剑川人。1876年10月17日(清光绪二年九月初一)出生书香门第之家。他从五岁起开始读书，到十五岁已读完《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书经》、《四书集注》、《易经》、《朱子》、《礼记》、《春秋》、《左传》、《周礼精华》、《公羊传》、《穀梁传》、《性理精义》、《史记菁华录》等书，并练习作文。由于自幼阅读大量古书，旧学有相当基础，加上“少年记性颇强，十五岁以前所读各书，约能背诵”^[1]。所以，“颖悟异常”，“落笔惊人”^[2]，多次在云南丽江应府试，大理应院试，都名列前茅。

1898年，周钟岳在剑川被延聘教私塾。1900年肄业于大理西云书院，被在省襄办团练的赵藩约为文案。1902年5月，赵藩去湖南长沙开办四川济楚盐局，周钟岳前往司文牍。1903年初，赵藩以四川臬台兼管学务，聘周为学堂教员。同年秋，周回昆明参加癸卯科乡试，中试为第一名举人。

1904年，周钟岳由云南学务处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一年。第二年10月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周钟岳在日本时，曾与范熙壬等合组《新译界》杂志社，并著有《法占安南始末记》一书，又汇辑师范讲义为《师范丛论》十卷。

1907年底，周钟岳回到云南，担任省学务公所普通课课长兼省城两级师范教务长。此时，正值英、法组织隆兴公司掠夺云南“七府矿产事件”发生，清政府竟然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云南人民十分愤慨，设立“保存云南矿产会”、“矿务调查会”等，坚决要求废约。云南绅商各界推举李增、周钟岳为赴京代表，向北京外务部请愿废约。1910年秋，又发生了英国侵占云南“片马事件”，群情更加激愤，组织“保界会”进行斗争。云南谘议局又推周钟岳、李日垓为赴京代表，请求北京外务部抗议英国侵略片马。1911年7月，周钟岳、李坤、顾视高等人乘赴京出席教育会议之机，约同云南籍的京官，就“七府矿产”和“片马事件”要求外务部采取行动。由于全国人民的斗争，“七府矿产”开采权终于被收了回来，但“片马事件”的交涉未能取得结果。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北京震动。周钟岳于10月15日离京南返，“凑一角色，无徒在台下观也”^[3]。他已经意识到可能会出现“亡秦恐归三户”^[4]的局面。周钟岳南下途中，亲见革命气氛甚炽，颇受感染。他在日记中写道：“至沪后，闻某处某处失守之信……人人欢迎;忽《时事新闻》有革命军小挫之揭示，观者愤恨，几欲毁其报馆。于此亦可见人心之趋向也。”^[5]11月12日周钟岳到达昆明。此时云南响应辛亥武昌起义，已成立以蔡锷为首的军都督府，周被任命为秘书长，专司文牍。此后一年，云南军都督府的重要文电大部分为周钟岳起草。这些文电，后来择其要者辑成一书，名《天南电光集》。“云南光复以后之事，借此可窥一斑矣。”^[6]

1912年8月，周钟岳被任命为云南教育司长。次年2月，兼任云南光复史编纂局总纂。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编成云南光复史十册，另有《云南光复诸人事略》一册^[7]。“虽仓促成书，而事皆征实。”^[8]1913年4月，周钟岳改任滇中观察使，1914年8月因病辞职。1915年2月，周应蔡锷邀约赴京，担任全国经界局秘书长兼局评议委员会主任。他在经界局任职期间，根据蔡锷的指示，与同事合作，编成《经界法规草案》、《中国经界纪要》、《外国经界纪要》等书^[9]。

1915年8月，“筹安会”出笼，袁世凯蓄谋已久的复辟帝制的阴谋表面化了。11月，蔡锷潜赴天津，乘船东渡日本，经香港、海防去云南，发动反袁护国战争。蔡离天津去日本时，电告周钟岳代拟请假三月赴日就医的呈文。周在蔡上船后，将呈文送给袁世凯。袁派人搜查蔡锷的所有文电，一无所获。周钟岳被监视，乃改名周谧，化装为商人，逃往天津，转赴日本学习英文^[10]。

1916年年底，由于蔡锷的建议，周钟岳回国到四川成都，就任四川督军署秘书长，协助代理四川督军罗佩金。次年，驻川的滇、黔军与川军发生武装冲突，滇军失败退出成都，周钟岳亦随之返回昆明。

这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亦于8月1日通电“响应”，组织了靖国联军，自任总司令，以周钟岳为总司令部秘书长。唐以“护法”之名，出师四川，亲自率军进驻贵州毕节，周钟岳亦随军至毕节。1918年5月，广州非常国会决议改组广州军政府，废除元帅制，改为总裁制。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实权却掌握在滇、桂军阀手中。孙中山大失所望，愤而辞职，通电斥责滇、桂系军阀“置根本大法于不顾”，“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唐继尧收到这个通电后，竟批道：“无耻已极。”周钟岳也鹦鹉学舌地批道：“一片糊说。”^[11]

1919年11月，唐继尧因其祖母和父亲先后去世，请假治丧，以周钟岳代理云南省省长。1920年6月，在“废督裁兵”的声浪中，唐继尧宣布废除督军称号，专任靖国联军总司令，而以周钟岳为云南省长，但大小事务仍得听命于唐继尧。

1920年爆发了川滇战争，驻川的滇军先胜后败。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以“士兵厌战”为由，准备班师回滇，驱逐唐继尧。唐派周钟岳前往毕节，以慰劳滇军为名，观察动静。顾品珍问周钟岳，唐继尧“既促开和会，何必出兵以争四川?既废除督军之名，何必创树联军之帜?”周钟岳尽力为唐解释，说他“非有争川之心，始终不过欲排除护法碍阻而已”。设联军总司令部，不过“以为收束军队之机关”^[12]。同年底，周钟岳回昆明向唐继尧汇报，说顾品珍的言行“殊属可疑”。唐继尧为了稳住顾品珍，即任命顾为云南东防督办。顾品珍仍率师向昆明进发，唐继尧军心动摇，被迫于1921年2月通电辞职，逃往香港。

顾品珍进驻昆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云南，请周钟岳继续担任省长。周表示：即去无以对地方，然仍留无以对联帅(指唐继尧)。只答应维持两个月。1921年4月，周钟岳辞去省长职，回到老家剑川。

1922年3月，唐继尧率兵重返昆明，再次控制了云南军政大权。他电请周钟岳来昆，委以云南盐运使兼枢密厅厅长、省法制委员会会长职。唐继尧参与南方军阀“联省自治”的合唱，改组省政府，周钟岳为之修订省政府组织大纲，把唐继尧推上了“民治”省长的地位。1925年2月，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唐继尧派周钟岳等为云南代表出席。1926年1月，唐继尧任命周钟岳为省内务司长兼赈务处总办。后内务司改为民政司，周继为民政司长。

1927年2月6日，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联合发动政变，举兵进逼昆明，迫唐继尧交出政权。政变后，以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周钟岳被推为省务委员会常委、代理内务厅长。

新的省务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周钟岳草拟了新政府大政方针意见书和新政府宣言两件。意见书声明，“就大势所趋及环境情况观察”，云南决定加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以“确定本省地位”。6月，胡若愚、张汝骥与龙云所部发生新的武装冲突，周钟岳曾出面吁请双方不得在省城作战，使昆明免遭战火之厄。随后辞职远游江苏、浙江等地。

1930年初，云南拟设通志馆，省政府聘周钟岳为筹备主任。次年，正式任命他为云南通志馆馆长，主编《新纂云南通志》凡266卷，印成140册。后又编纂《续云南通志长编》，自中华民国元年至二十年(1912年至1931年)为限。该书1941年完成初稿，1943年进行了审订，但一直未能付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南京政府迁至重庆。云南省主席龙云特派周钟岳为省府代表飞重庆表示慰问。他说：“既定抗战政策，无论战事进展如何，绝不宜中途变更。”表示滇省除已派出第六十军参加抗战以外，还可再派出两军^[13]。

1939年4月，蒋介石电邀周钟岳至重庆中训团讲学。周钟岳到重庆后，蒋介石多次宴请，要他返昆后转告龙云，公开表明与已经叛国的汪精卫断绝关系。为了利用周钟岳的无党派人士身份装点门面，笼络和分化地方实力派，蒋又任命周钟岳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兼行政院所属县政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1944年11月，改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蒋介石与龙云地方势力之间矛盾十分尖锐。蒋利用周钟岳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特殊关系，让周钟岳带着他给龙云的亲笔信，进行疏通，要龙云就任中国陆军总部副总司令的职务。同时，又暗中部署解决龙云和控制云南的活动。1945年10月3日凌晨2时，在昆明的杜聿明率领国民党中央军，向龙云的部队发起突然进攻，占领了除五华山制高点以外的昆明全城，宣布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龙云在五华山上据险抵抗。行政院长宋子文出面，请周钟岳写信劝龙云服从。龙云被迫屈服，去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但实际上被蒋软禁。蒋介石用武力解决云南，使周钟岳大为感慨，逐渐丧失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信心。

1947年7月，周钟岳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去考试院副院长职，回到昆明。蒋介石政府则给周钟岳以总统府资政的空衔，以示笼络。周钟岳回到昆明后，埋头于整理文史资料，著书立说。1949年秋冬之交，云南省主席卢汉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两度登门拜访周钟岳，征询他对云南起义的意见。周钟岳表示支持，并为他出谋献策^[14]。

1949年底云南和平起义。1953年周钟岳被聘为云南省文史馆馆员，1954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6月19日，周钟岳在昆明病逝。遗嘱将所藏图书字画分赠云南大学、云南省图书馆、剑川县图书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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