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字缉之，别号定吾，六十岁以后别号止庵，又号卧云居士^[1]，安徽至德县(今东至县)人。1866年1月12日(清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金陵(今南京)。其父周馥于1861年底入淮军李鸿章营幕，办理文案，为镇压太平军、捻军效力，受到李鸿章的赏识，累获拔擢。1871年李鸿章督直，奏调周馥到北洋办理河工，任永定河道、津海关道，后来升任四川布政使、山东巡抚，署两江总督，调两广总督等职。

周学熙七岁入塾读书，稍长得长兄周学海的辅导，学业大进，1880年十六岁中秀才。1883年跟随周馥的幕宾邵班卿等人讲论舆地、公牍并治举业和词章，从而“粗得窥见各学门径”^[2]。翌年从李慈铭问学，颇得老师的好评。1886年其父周馥捐饷，部议给奖，周学熙得以候补郎中被签分工部都水司主稿上行走。1893年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后来多次参加会试未中，且以家累渐重，决定放弃科举正途，做异路功名的探求。1897年，周学熙通过亲戚、时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谋得开平矿局董事、驻上海分局监察职务，观察开平煤炭在南方的销售情况。次年，周学熙报捐候补道，由北洋大臣裕禄札委为开平矿务局会办，不久任总办。这是周学熙接触新式工矿事业的开始。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天津，周学熙护送眷属去沪避难。不久，周馥奉命随同奕劻、李鸿章办理和议条款事宜，周学熙为随侍其父于1901年2月12日抵达北京。《辛丑条约》签订后，周学熙到济南投效山东巡抚袁世凯，被委为山东大学堂总办。他编印《中学正宗》、《西学要领》和天文、地理、格致等课本，以进行“中体西用”的教法。

1902年5月，周馥在袁世凯督直后升任山东巡抚，成了周学熙的顶头上司，按照惯例需回避，于是周学熙被转分到直隶候补，7月经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总办银元局。时值庚子之后，北方糜烂，私钱遍布，物价沸腾，民生凋困。袁世凯决定设局制造铜元和银元，以济市面并为直隶增辟财源。周到差后，利用天津河北大悲院烬余故址，移用东局子修械厂的旧机器和上海旧存锈蚀残缺之件，招来机匠漏夜改造安装，仅费时七十日就开工铸出铜元。周的办事才能和效率，深受袁世凯的赏识。

1903年4月，周学熙经袁派往日本考察工商和币制事宜。他在日本两月，悉心考察东邻获得富强之道，认为“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3]，除练兵为国家之事外，兴学校、办工厂则以民办居多，从而坚定了他发展民营工业的决心。他回国后，随即条陈袁世凯请在天津设立工艺总局，作为振兴北洋实业的枢纽，以“考求直隶全省土产及进口所销各货，凡有可以仿造者，力为提倡保护，不必官事制造，但厘定章程，专司考察，择取日本凭帖奖牌之类，鼓舞而奖励之”，并说“果能得其要领，三五年间必然有勃然兴者”^[4]。这一建议十分符合袁世凯举办“新政”以博取政治声誉、发展工业使游民就业而隐患可消的意愿。随后，周被委派为直隶工艺局总办。他认为“工非学不兴”，1903年在天津开办高等工业学堂，培养化学和机械制造方面的人才和师资。翌年开办实习工厂，供学生实习，并招收工徒培训工匠。同年8月开办考工厂(1906年底改名为劝工陈列所)，展出所购集的国内外制品，并兼寄售货品，借以开通民智，劝导绅商投资工业。1905年冬，创办教育品制造所，招工制造各种教育用品，以应教学的需要。周还由直隶工艺总局投资开办造纸厂，作为示范;又以官督商办方式，开办劝业铁工厂;以官助商办方式，开办染织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和玻璃厂等。

为了推动直隶全省发展工艺，该局指导顺直各属府州县厅，先后设立了工艺局、所六十余处，作为地方振兴工艺的指导机关，甚中尤以推动高阳土布发展成绩显著。周学熙因振兴工艺而累获提升，由一个候补道而署天津道，授通永道，升长芦盐运使，署直隶按察使，但仍兼直隶工艺局总办。在这期间，周还先后兼任过教养局总办、淮军银钱所会办、北洋支应局总办和天津官银号督办等要差，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周的倚重和信任。北洋官营实业的兴办，虽然喧闹一时，但并没有可靠的根底。其经费来源，起初依靠银元局造币鼓铸的余利拨付;嗣后，周担任盐运使，则改由运库支付，是一种因人成事的做法。当1907年8月袁世凯卸去直督，同年底周学熙因丁母忧而去官，北洋官营实业就因人事变迁而迅速废弛。但在此期间，周学熙所负责筹办的滦州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则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和发展。

滦州煤矿筹办于1906年初。早在1902年，周学熙就奉直督袁世凯之命，办理收回八国联军入侵期间被英商骗占的开平煤矿，经四年交涉而无进展。后来经周报准，一面向英国人交涉收回开平，一面另创滦州煤矿，进行抵制。1907年9月，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后改名滦州矿务公司)正式成立，周学熙任总理，资本200万两，其中官股80万两，商股部分则由周氏家族和长芦盐商、直隶的各县知事以及在滦矿有职务的人员分认。起初，滦矿在开平镇附近用土法开采，因产煤多、成本低，销路甚好。转年又增资100万两，购进德国机械，各支矿并铺设铁路与总矿相连，规模日渐完备，成为近代化的企业。而英商骗占的开平矿，则处于滦矿包围之中，矿区的蕴藏量也因多年开采而日渐枯竭。到1909年冬，开平英商见一再阻挠无效，才同意由滦矿备款赎回之议，办法是由清政府为滦矿担保，发给债票，赎回开平。但此议却遭到擅卖开平矿的原督办张翼的阻挠，以致清政府不允为发行债券担保，遂使赎回之议搁浅。开平英商见有机可乘，决心吞并滦矿。采用大肆跌价倾销煤炭，使滦矿遭到很大的经济压力;其后开平又托人说合，饵以厚利，要求两矿合并。滦矿股东在与开平苦斗经年之后，正不堪跌价竞销所造成的巨额赔累，以及对辛亥革命爆发后政局前途可能影响股东权益的疑惧，认为和开平合并不仅有厚利可图，且可藉洋人的势力保护产业。滦矿资本家们从自身的私利出发，抛弃了先前“以滦收开”的初衷，反而接受了“以开合滦”的办法。周学熙曾为此作辩解说：“此次联合之意，倡自开平。而董事提议，股东赞成，实非学熙之本心。”^[5]1912年1月27日，双方签订了“开滦矿务总局联合办理合同草案”，6月1日签订正式合同。合同中，虽有十年后滦矿有权以双方商定的公道价值，将开平公司全产购回的条文，但1922年到期时，滦矿股东并未赎回开平。其时，国内北洋军阀混战频仍，不赎回开平矿反可以得到英帝国主义势力的庇护，并有超额利润可图的缘故。开滦联合的第一个十年中(1912—1921)，获利高达6809万元^[6]。它为周学熙等原滦矿股东带来丰厚的股息，分派股息后的余额，周建议以“新事业存折”名义积累起来，作为日后举办新事业的基金。

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06年，周学熙任总理。启新的前身是唐山洋灰公司，当时由开平矿务局垫款管理，经周学熙与开平多方交涉，始于1906年8月26日正式收回。公司决定新招股本一百万元^[7]。向丹麦斯密士厂购得卧式旋转钢窑及钢磨，在唐山设总厂，加上老厂机器，年产洋灰24万桶。1909年启新添股本30万元，在唐山马家沟增设分厂，先建机器制砖厂。次年又扩充新股150万元，添置新式窑磨，年产洋灰增至43万桶。1912年启新改组，完全商办，成为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型民营工业。

启新洋灰由于销路好，企业不断扩充，到1923年已拥有甲、乙、丙、丁四个厂，年产洋灰150万桶，在国内产销方面一直处于独占地位，直到刘鸿生在上海开办的华商水泥厂和姚锡舟在南京开办的中国水泥厂的产品于1922年问世，才打破启新洋灰的独占局面，但启新仍占优势。

启新兴办获得成功，首先由于国内工矿、交通和建筑等业对洋灰的需求日增;再是得力于当时“舍实业无以富国，利权待挽，非众擎不足为功”^[8]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思潮的推动。以启新的开办集股而言，它得到愿将宦囊转化为工业资本以获厚利的北洋官绅们的支持，第一期开办股本100万元，不消半年就全数招齐。在股款招齐之前，还得到淮军银钱所和天津官银号的低息垫款以为周转。而启新的主持人周学熙素以廉洁干练著称，颇得投资者的信任，也是个重要因素。再是启新在当地找到水泥的主要原料——坩子土，并获得滦矿供应的廉价燃料，使生产水泥的成本大为减轻，所以启新产品一问世就能独步国内市场，取得高额利润，并为国家堵塞漏卮。启新以民营企业而取得成功，对华北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也为周学熙等人后来创办华新纺织公司等企业开辟了道路。周学熙本人则由一个北洋官吏成为知名的民族工业资本家。

周学熙兴办实业的才能，深得袁世凯的青睐。民国初年曾两次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第一次任财长是1912年7月，正是袁世凯政府佯奉和平统一，而实际上蓄意消灭资产阶级民主派势力，搞专制独裁之际。袁于翌年3月20日指使歹徒暗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之后，加速了发动内战的步伐。为了筹措内战军费，袁指派总理赵秉钧、外长陆徵祥、财长周学熙于4月26日和英、德、法、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约合二亿八千万银元)的《善后借款合同》。这一条件苛刻有损主权而事先又未经参议院审议的非法借款合同的签订，自然遭到国会和国民党人的反对和指责。周学熙为此刊出《布告善后借款情形文》和《中国善后借款合同案汇编》，为自己和袁政府辩解。随后，周于5月16日请假，避往青岛(9月11日免职)。周学熙就任财长之初，曾提出《财政政见书》和《财政方针说明书》，企图对当时财政有所整理和建树，但实际情形是“内外同一困穷，举措动生牵掣”，结果只能“多成纸上空谈”^[9]。

周学熙第二次任财长是1915年3月，他原想利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和“白朗军”之后取得暂时统一局面，在财政和实业方面有所作为。他提出清丈田亩，以增加田赋收入;整顿场产，以裕饷项;实行烟酒公卖，以增辟税源;清理官产，以补助国库收入等办法，为袁政府筹措军政费用。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创办民国实业银行，以推行都市工业建设;创办县农工银行，发展乡村经济等。同年8月，筹安会成立，周对复辟帝制不予附和，并上书袁世凯劝阻，继又请辞财长职，袁不准。后来周请病假，乞居北海养病避嫌，直到次年4月才准去职。从此，周学熙无意做官，而专心于实业。

华新纺织公司创设之议，始于1915年。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二年，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棉纱、棉布输入锐减，价格飞涨，纱厂利润倍增。周学熙见有大利可图，授意王锡彤、马萍等人具呈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创办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计划筹集资本1000万元(官四商六)，在直、鲁、豫三省设厂。周利用财长的职权，拨官款80万元订购纱锭25000枚，并发表他的九弟周学辉为公司督办，决定先建华新津厂。但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时局动荡，股东疑虑观望，津厂建设迟缓。1918年曹汝霖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以华新商股未集，决定将华新津厂改为官办。股东闻讯十分焦急，连日开会商讨对策，后经周学熙向徐世昌总统疏通，才允准改归商办。于是华新成立董事部，改推周学熙为主任，邀杨寿枏为副主任^[10]。由杨寿枏从无锡招聘工匠来津，漏夜赶工安装机器，到1919年1月，华新津厂便竣工投产。津厂采取包工制，工人受到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津厂开工后，当年就获得利润140万元，到1922年共赢利413万元，超过该厂200万元开办资本的一倍以上。

华新津厂既成，周学熙加速进行华新青(岛)厂的建设，并于1919年底建成投产。青厂资本150万元，纱锭20000枚，周学熙任专董，以他的次子周志俊实际主持。在华新青厂建成前后，日商在青岛先后建了九家纱厂，与华新竞争十分激烈。为了维护企业的生存，华新青厂只有在业务经营上、生产管理上尽心竭力，出奇制胜。周志俊曾赴欧美考察纺织技术，回国后增添设备，使该厂成为纺织印染的全能厂，经营赖以不坠。

华新三厂建于河北唐山，有纱锭24000枚;华新四厂建于河南卫辉(今汲县)，有纱锭20000枚。唐、卫两厂资本主要由启新和滦矿的“新事业存折”基金投入。唐、卫两厂投产时，国内纱厂已处于不景气状态，由于两厂所在地区产棉既多，纱销亦畅，因而投产后尚能年有盈余。华新津、青、唐、卫四个厂的建成，是周学熙为首的北洋实业集团的鼎盛时期。

周学熙所经营的企业，虽以前述滦矿、启新、华新等厂矿为主干，但他先后参加创办的还有京师自来水厂、滦州矿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与比利时商人合营)、普育机器厂和启新机器厂等。为了抵制北洋交通系官僚对华新纱厂的觊觎，1918年周学熙应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邀约，担任全国棉业督办并兼长芦盐垦局督办。周曾组织棉垦公司以开拓原棉生产，因各处原盐滩业主意见分歧，阻碍甚多，北洋政府又不给予实际支持，结果毫无进展。1920年底，周辞去全国棉业督办和盐垦局督办职务。

为了使产业资本能获得金融资本的挹注，周学熙在清末便重视对天津官银号(1910年改名为直隶省银行)等金融资本的运用。1915年担任财长时，曾提出创办民国实业银行的建议，不久周氏去官，事遂搁置。1919年北洋政府财政部决定开办中国实业银行，以熊希龄任总董，周学熙任总理，总行设在天津。1923年华新卫辉纱厂为筹措资金，发行公司债180万元，即由该行担保。后来由于行内人事矛盾，周辞去中国实业银行总理职务，另创华新银行为所经营的厂矿调剂资金。由于军阀对银行的恣意摊派，使银行不堪苛索，1931年周将华新银行闭歇，另设久安信托公司办理资金调剂，由其子周志俊经理。

以周学熙为首的北洋实业集团的大股东，多为北洋上层人物。以启新洋灰公司的股东而言，可分为以周学熙家族为主的安徽系，和以袁世凯的子弟袁心武、袁凤镳、袁铸厚和亲信王锡彤等组成的河南系，以及后来倒向河南系的实力派李希明系。周学熙有创业的才干和毅力，但工作中也有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和任人唯亲的情形，这些便成为河南系袁家兄弟们夺取企业领导权的口实。在1924年的启新股东常会上，周学熙受到河南系和其他不满周氏的大股东们的指责，周因此称病辞去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理职务。为了应付北洋实业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影响，周于1924年成立了“实业总汇处”，任理事长，以为控制所属各企业的枢纽。但各公司的负责人常自行其是，使周难以统驭。实业总汇处仅存在一年，便改组为实业协会，由周任会长，王锡彤、李士伟任副会长。这个协会也只维持了两年，到1927年初改为实业学会，成了研究性质的学术团体。周也在这一年引退，不再直接过问企业的事务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新官僚资本的兴起和扩张，尤其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后，日本财团乘机窜进华北，对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加剧，周氏所经营的实业就日趋衰落。1936年华新津厂以欠债过多周转不灵，被迫售与日商公大纱厂。不久华新唐厂也因欠债200万元，吸收“东洋纺绩”投资300万元，成了中日合办厂。同年耀华玻璃公司中的比利时商人所执股份被日商旭日公司秘密购去，耀华也成了中日合办厂。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青岛沦陷，华新青厂被日本宝来纱厂吞并。周与杨寿楣合资经营的无锡广勤纱厂则被战火所毁。开滦煤矿于太平洋战事发生后，被日本侵略军接收改为军管。

周学熙兴办实业，开端于直隶工艺总局，发源于启新洋灰公司，发展于滦州煤矿，到华新四个厂建成，则达到事业的鼎盛时期，成为我国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实业集团。周学熙与南方知名实业家张謇齐名，有南北二“四先生”的赞誉^[11]。但是，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沉重压迫，周氏手创的一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同样也摆脱不了被摧残和被吞并的命运。他曾为“实业救国”理想遭到破灭而慨叹说：“毕生十事九成空。”^[12]他自引退后，曾捐资在安徽家乡兴学，植树造林和赈济灾荒。他还成立师左堂刻书局，先后编刻丛书五十余种，以备家塾教授子弟之用。晚年则以读经、赋诗和念佛自遣。

1947年9月26日，周学熙卒于北平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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