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棠，原名以灿。1877年(清光绪三年)出生于汉口。原籍浙江绍兴。幼读塾学，聪颖敏捷，后因家境窘困辍读，随父亲周庆和改习钱业。稍长，娶汉阳黄陵矶徐氏为妻，略有资本，开办晋安、阜通钱庄及盈丰玉机器米厂，一度兼任日本住友银行买办，在汉口金融界崭露头角，结识工商各界名流。

1909年，为表示对外商歧视华人的不满，周星棠受地皮大王刘歆生委托，出面邀约工商界知名人物梁俊华、韦紫封等，集股筹资兴建汉口华商跑马场，与洋商跑马场相抗衡，周星棠任总经理。

1912年，应昌、大维两公司为争夺湖北布、纱、丝、麻四局承租权，均以租期未满为由，向湖北军政府要求继续租办。黎元洪下令取消租约，交楚兴公司承租。应昌公司借旧股折算问题继续纠缠，经周星棠等多方斡旋，终使双方达成协议。同年12月，楚兴公司正式具章承租，周作为发起人之一，投资35000两，仅次于总理刘象羲，占新增股金约13%，当选为公司董事^[1]。嗣后，欧战爆发，楚兴公司经营有方，连年盈利，引起省内一伙军阀官僚垂涎，租期未到，即被萧耀南下令，转交湖北将军团组织的楚安公司经营。周星棠协助徐荣廷等，以楚兴公司历年积累及个人分红、添招新股，相继创办大兴、裕华两个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周分任公司董事。不久，接任大兴公司董事长。

北京政府时期，周星棠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兼任省长萧耀南的财政顾问。1920年，刘歆生因买卖亏空，积欠法商汇理银行借款200万元。刘无力偿还，声言要破产还债，汇理银行准备接收刘歆生全部财产。周星棠极力劝阻刘不要宣布破产，以免汉口大片地产落入外人之手。同时，他促请省、市财政当局出面予以清理、偿还，终使法商阴谋未能得逞。1922年华北大旱，周星棠在武汉工商界率先发起募捐，被推为领袖率队前往信阳、安阳等地放赈。因成绩显著，被授予二等嘉禾章。

1923年4月，汉口总商会改选，周星棠出任会长。1924年8月，江浙战起，申汇价涨，银根奇紧，汉口出现开埠以来前所未有的金融恐慌。适逢比期将至，一般商人惶惶不安。为维持市面不发生大风潮起见，周星棠先以私人产业代汉口钱业公会担保，向银行公会借款30万元，另由中国银行放出30万元，共同维持市面。同时，周一面与各银行联系放宽贷款抵押，一面主持汉口总商会与钱业公会联席会议，支持钱业公会发放临时流通券五百万元。他面谒萧耀南，请求通知官钱局暂行借出有价证券，作为临时流通券担保品。几经周折，终于度过中秋大比，收兑临时兑换券。全市商号除少数倒闭外，大多幸免于难。

1925年2月，周星棠以湖北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汉口总商会会长身份进京，为汉口划为特别市多方奔走，面谒段祺瑞。“五卅”惨案发生，武汉商界举行抗议游行，汉口总商会立即为沪案垫款一万元，由中顺银行转交上海总商会。6月11日，汉口英租界义勇队使用机枪射杀中国抗议群众，酿成惨案，汉口总商会宣布对英经济绝交。周星棠在总商会址主持“汉案追悼大会”，发表沉痛演讲^[2]，强烈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6月21日，他被推选为湖北沪汉案救济会副主任理事。

同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东山再起，为兴师讨奉，四处筹措军费。吴先令湖北官钱局加印官票五百万串，遭到全省各界一致反对。12月，吴又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下令在汉强制发行军需汇兑券3000万元，声言倘敢拒绝行使及有意破坏本券者，定按军法从严惩治。武汉商界人人自危，纷纷避往他埠。12月5日，周星棠邀集省商会联合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及三镇商会代表一百六十余人，举行联席会议，严正声明本会绝未闻此事，更未曾收到任何契据，会议决定赴督署请愿。6日，周星棠等组织五团体代表三百六十余人，联袂步行至督署请愿，向萧耀南呈递请愿书^[3]。周痛切陈词，言明发行军需券，后果不堪设想。萧当面允称，此券绝不在汉发行，更无强迫行使之意，旋即手谕，请代表转告绅商各界。吴佩孚阴谋至此流产。

1926年3月，湖北官钱局因军政各署长期垫借无度、官票发行过滥，酿成全省性的挤兑官票风潮。武汉各团体及官绅各界组成全省官票维持会，推周星棠任主任，负责主持。周多次召集工商各界举行联席会议，向当局明确提出罢免官钱局局长，起诉舞弊员司;召集各法团联席会议，讨论维持官票具体办法;结束官钱局，收兑官票，改组为省银行。

同年4月，汉口总商会第十一届改选，周星棠再次连任会长。7月，北伐军自广东出发，势如破竹，直逼鄂境。吴佩孚、陈嘉谟通令在汉发行军用票，以应急需。周星棠邀同武昌、汉阳商会负责人，组织商界代表多次赴督署请愿交涉。北军以武汉商界立即筹款200万元为条件，同意暂不发行。指定由汉口总商会代为筹办。周几经推延，勉强筹交三十余万元。吴佩孚得款后即败走。北伐军占领汉口后，新任市长刘文岛召集商界开会，要求汉口总商会将余款一百六十余万元作为军事借款。适值武汉市场困顿，金融枯竭，一时难以收齐。周星棠先以私人产业向中南银行抵押20万元，垫付北伐军，余款陆续筹措补足。

北伐军围困武昌期间，城内发生严重粮食恐慌，周星棠等出面与守军将领会商，愿筹款三十万元作遣散费，并与北军接洽，保证守军将领平安出境。陈嘉谟同意，刘玉春以对不起吴大帅而拒绝。9月末，城内饥荒日见严重，蛇鼠猫狗早已被吃尽。周星棠与红十字会等团体再次分途向攻守双方军队，要求开放城门，允许妇孺出城觅食。几经斡旋，终使平湖、文昌两城门开放六天。四万七千余难民乘汉口总商会租用轮驳逃出，并送入食米一千石、棺木五百具。10月10日武昌被攻克，在同日举行的汉口市民庆祝国庆大会上，周星棠当选为主席团成员。11月，周出席湖北政务委员会召开的劳资仲裁会议，被推选为全省劳资仲裁委员会委员^[4]，负责调处商民协会纠纷案件。经过数月努力，全省劳资纠纷渐告平缓。

1927年1月，武汉人民为抗议英国水兵杀害中国工人，一举收回英租界，改为汉口第三特别区。英国在汉各银行、工厂相继宣告停业，致使武汉市场金融呆滞，华商蒙受重大损失。周星棠以汉口总商会名义，向英商公会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呈请外交部向英国交涉。3月，武汉政府下令组成第三特别区管理局，周被任命为三名华董之一^[5]。4月，武汉市政府正式成立，周星棠出任市政府委员^[6]。

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为打破经济封锁，实行集中现金政策。武汉市场顿起金融风潮，铜元绝迹，申汉汇兑不通，国库券及中国、中央、交通三行汉钞币值猛跌。4月23日，汉口银钱业各公会推举周星棠，与武汉政府财长、省财政厅长，以及中国、中央、交通三行行长等，组成金融讨论会，研究恢复申汉汇兑问题。6月，武汉政府为筹集北伐军出师河南军费，发行北伐胜利有奖债券，成立劝销委员会，前往各团体接洽劝销。周星棠经与各业讨论，率先认购四万张，折洋20万元。

同年7月，武汉金融风潮愈演愈烈，中国、中央、交通三行汉钞每元仅折现洋一角，金融恐慌达于极点。周星棠沉着应付，竭力维持^[7]，多次召集各商帮开会集议，讨论维持金融措施。最后综合五点意见，呈报当局采择施行。武汉财政当局即予公布，对恢复市场元气起到一定作用。

1928年4月，汉口总商会换届改选，周星棠提名黄文植继任会长。此间，周历任武汉市政府常务委员、财政部顾问、汉口市政府参议、外交部第二特别区(旧俄租界)董事，两次代理第三特别区管理局长，以及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和中华道路建设协会夏口分会会长。

1931年汉口特大水灾，周星棠与贺衡夫等工商界人士发动募捐，救济灾民，参加复堤及善后工作，先后担任湖北水灾善后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湖北分会执行委员、湖北水灾救济总会常务委员。

1932年4月，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来汉，分别约见旅汉日侨和武汉各界代表。周星棠与汉口市商会会长贺衡夫应邀前往，当场批驳日商关于中日关系紧张成因的诡辩，并将谈话记录整理为意见书，呈交国联调查团。

1933年，武汉第一纱厂因日纱倾销，内部管理不善，负债累累。为扭转营业困顿局面，董事会推举周星棠为董事长，出面主持，期望借助周的声望来扭转颓势。周星棠接任后，多次与债权人英商安利英洋行谈判，请求暂缓债期，放宽经营限制，无奈颓势难以挽回。1935年末，亏损已达400万元，所欠债款不但未减少，积欠利息一项竟突破200万元，终因无法维持，第三次宣布停工。经全体股东大会讨论，认为债权人操纵厂务，有违复工合同规定，致使营业不振，亏累甚巨。经周星棠出面与安利英洋行谈判，始将不合理欠款予以削减，积欠本息从1200万元，减至830万元。周提出止息还本，英商则要化债为股，将未付息金折合为260万元，划入第一纱厂股本项下。另将厂方原有股金489万元，折合为340万元，双方股本共为600万元。以此，英商在董事会中要有三分之一席位。旋经股东大会多次磋商，予以否决。几经周折，最后达成将全部机器、厂房、生财另行出租，以所得租金抵偿债务。1936年10月，复兴实业公司承租第一纱厂，周星棠遂辞去董事长职务。

1934年7月，周星棠认股七万元，与汉口烟土大王赵典之等创办汉口商业银行，11月正式开业，周任董事兼总经理，主持行务。该行主要经办各种存款、抵押放款、押汇、贴现、汇兑买卖生银及有价证券、兼理储蓄、保险和房地产业务。创办人因多为工商界名流，“纯粹为汉埠商界所组合”，开张后业务十分活跃^[8]。除省内各商埠外，另设办事处于北平等地。嗣后因董事长赵典之不懂银行业务，周与之经常发生争执，不久愤而辞职。

周星棠毕生从事工商业，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辛亥革命后，他主持恢复华商赛马公会和华商总会^[9]。增设商团，组建济良所，修复张公堤，创立县道局，推广义务教育平民学校，出面筹组华洋义赈会。周历任西安大华纺织公司、郑州豫丰纱厂、山东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重庆庆华颜料厂董事长，以及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信托公司董事等职，在国内享有一定声望。他连任汉口总商会会长六年，倡设商事公断处，注重维护华商利益，“举凡病殃商民之事，皆剔除无遗”。

抗日战争时期，周星棠历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一直与中共人士保持往来。当日军攻占武汉前夕，周迁居大后方。

1942年，周星棠病逝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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