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名士楚，艺名麒麟童，浙江慈溪人。1895年1月1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市)。前辈多为仕宦。其父周慰堂业余喜爱京剧，乃搭班演青衣，艺名金翠仙。周信芳五岁开始学戏，六岁时在杭州拱宸桥天仙茶园首次登台，表演《黄金台》中的娃娃生，取艺名“七龄童”(按虚岁计)。是年，周信芳给来杭州贴演《扫雪打碗》的老生小孟七配演定生(娃娃生)，为表现人物在雪地奔走滑倒的场面，周在戏中于急急奔走中走了一个“吊毛”，博得满堂彩声。1906年，周信芳参加王鸿寿(艺名“三麻子”)的满春班，王鸿寿向周信芳传授了不少老生戏和红生戏，王独特优美的做派对麒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07年，周信芳拜南派名家李春来为师，改艺名“麒麟童”。

1908年，十三岁的周信芳到北京参加喜连成科班，和梅兰芳、林树森等带艺搭班。周信芳在京首演《定军山》、《翠屏山》、《戏迷传》，获好评。他与梅兰芳合作演出了《九更天》和《战蒲关》。1909年，因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清廷规定“国丧”期间不准演出，周信芳遂搭班去天津，参加了新戏《二县令》、《好心感动天和地》、《巧奇冤》等戏的排演。是年冬，周嗓音倒仓，次年虽渐有好转，但未能恢复到原来的宽亮程度。周信芳心里着急，慢慢地他留心并吸取汪笑侬、孙菊仙的唱法，使自己略微沙哑的嗓音，唱起来苍劲浑厚，吐字清晰有力，且在唱腔中常以停顿，用胡琴过门衬托，形成“笔断意不断”的艺术效果。

1912年，谭鑫培在上海演出期间，周信芳向谭学了《御碑亭》、《桑园寄子》等戏。谭特别提到演《御碑亭》时要用眼神变化来表现人物的复杂心情，使周深受启发。时值辛亥革命前后，周信芳受潘月樵、汪笑侬等爱国艺人的影响，至1919年共六七年间，先后排演了《民国花》、《新三国》、《宋教仁遇害》、《王莽篡位》、《赛金花》、《杨乃武》、《英雄血泪图》、《党人碑》、《学拳打金刚》等戏。《申报》曾于1913年3月30日登载“玄郎”的文章《记廿八日夜之新新舞台》，评论《宋教仁》一剧：剧场内“座无隙地、环立而观”，卖座“实为开幕后破题第一遭”;“麒麟童饰宋先生，语言稳重，体态静穆，尚称职。永诀一场，做工既妙肖，发音又呜咽，甚至有泣下沾襟者”^[1]。他在五四运动后编演的《学拳打金刚》，因为戏中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势力，矛头直指卖国贼，因此只演了一天，就遭禁演。田汉曾写诗赞扬这一时期汪笑侬、周信芳等编演的新戏：“喜为人间吐不平，早年英锐已知名。曾因王莽诛民贼，亦借陈东励学生。”^[2]

在编演新戏同时，周信芳排演了《琵琶记》、《乌龙院》、《萧何月下追韩信》、《临江驿》等戏，并于1924年在北京演出《追韩信》等戏，受到北京观众的欢迎。1923年，为声援“二七”大罢工，他编演了《陈胜吴广》。此后他排演了连台本戏《汉刘邦统一灭秦楚》、《华丽缘》、《龙凤帕》、《封神榜》等。1927年，周信芳参加了田汉主持的南国社，同年12月他参加南国社举办“鱼龙会”的演出，与欧阳予倩、高百岁、唐槐秋等合作演出了京剧《潘金莲》。翌年秋，周信芳任南国社戏剧部长，又于9月初与夏月润、欧阳予倩、李桂春、赵如泉等倡议，创办《梨园公报》。1929年，周信芳任上海伶界联合会宣传部长、会长，主持《梨园公报》工作。他在刊物上先后发表《谈谭剧》、《谈谈学戏的初步》、《最苦是中国伶人》等文章。1930年9月，周信芳闻某军阀强迫余叔岩演戏，乃撰文《伶人亦有自由否》，揭露、斥责军阀官僚势力轻视伶人已经到了剥夺自由的程度，愤而指出：“某巨公，以军需孔亟着名伶演戏筹款，其征叔岩，试问此项是何义务?然人各有志，演与不演，乃个人之自由也，毁誉自有舆论，强迫为之，不啻剥夺自由。呜呼!军阀之专制，使无辜者叩头如捣蒜，平等何在?”^[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者野蛮侵占东三省。周信芳在上海看到报纸，十分愤慨，他对戏班同人说：“我们不能像姜太公那样，再稳坐钓鱼台了。我们不能再演《封神榜》了，我们要演能唤起民心的戏。”^[4]他与尤金圭夜以继日地编写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整理出《明末遗恨》、《洪承畴》、《董小宛》三个戏，其中《明末遗恨》演出达半年之久，场场客满，颇为轰动。戏中崇祯皇帝悲愤地告诉皇太子：“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而当公主问崇祯：“儿有何罪?”崇祯以颤音回答：“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项大罪!”台下群情激愤，愤怒者、抽泣者及每一位看戏的人都受到深深的感染。1932年春，周信芳组织移风剧社，前赴山东、天津、东北、北京、江苏、湖北等地演出，将近三年。1935年周率剧社返回上海，更受戏迷欢迎。

20年代到30年代，周信芳不仅一直与进步文化团体来往，编演了大量新戏;而且表演技艺日愈成熟，形成独步南方的麒派艺术特色。周信芳在代表剧目《乌龙院》、《清风亭》、《四进士》、《追韩信》、《徐策跑城》、《打渔杀家》、《扫松下书》、《打严嵩》中塑造的宋江、张元秀、宋士杰、萧何、徐策、萧恩、张广才、邹应龙都以剧中人物的正直、质朴以及他真实、生动、优美的表演而各具特色，深受观众喜爱。他把这些舞台艺术形象的创作、表演，融于生活气息浓郁、艺术感染力强烈的麒派艺术中，给人壮美、激昂的美感享受。他的唱腔质朴刚劲，在每一腔、每一句、每一字上都用足气力;在唱、念上，他讲究咬字、喷口、重音和节奏，力求把剧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准确、细腻地表达给观众。他在《四进士》、《清风亭》中的大段念白，抑扬顿挫，感人肺腑。他的做工极富创造性，在吸取王鸿寿等前辈艺术家表演特色的基础上，注重创新，像《追韩信》中萧何观诗，《跑城》中徐策步伐的快慢等变化，都凝练地表现了萧何、徐策的不同心情。正如周信芳所说：“在表演上我总是力求真实，无论唱、做、念、打，我总力求情绪饱满，力求体现角色的性格和当时当地的思想感情。”^[5]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周信芳率移风社被困在天津，一个月后才回到上海。10月6日，由田汉、欧阳予倩主持，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卡尔登戏院举行座谈会。周信芳认为，京剧界的爱国艺人要同整个文化界的同志联合起来，积极投身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他与欧阳予倩倡议，成立文化救亡协会歌(平)剧部。几天后，歌剧部成立，周任主任，他与高百岁、金素琴等演员到淞沪战场的前沿阵地、后方伤兵医院等处进行慰问宣传。他还到电台进行义播劝募，播唱《明末遗恨》，并义演《红菱艳》和《武松与潘金莲》。

上海沦陷后，周信芳仍坚持演出，排演了《温如玉》、《香妃恨》、《文素臣》、《徽钦二帝》等;特别是《徽钦二帝》的公演，周信芳饰演的宋徽宗有很多唱念，令观众激动，如徽宗被金兵俘虏，往东北押送时对百姓的两句唱：“只要万众心不死，复兴中华总有期。”反面人物张邦昌有一段念白：“我这个皇帝，是你们要我出来做的，无非是维持维持地方而已。”这副北宋汉奸的无耻嘴脸，又恰与当时汪伪政权的汉奸们相似，每演到此必引起观众的嘲笑。该戏的公演引起上海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注意，他们写恐吓信威胁周信芳等主要演员，最后迫使英租界工部局勒令停演。该戏只演了三个星期就被迫停演，周信芳非常愤慨，他后来把因同样原因不能公演的《史可法》和《文天祥》两剧的新戏预告挂在卡尔登戏院舞台两侧，以激发观众的民族爱国热情。

1940年1月，上海的进步人士举办慈善义演救济难民，周信芳率移风社演员和话剧演员联合演出了话剧《雷雨》，他主演周朴园，金素雯、桑弧、胡梯维、高百岁等参加了演出。周信芳的表演受到观众的肯定，报纸评论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周信芳认为：“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和角色的内心活动，话剧在这方面抓得很紧，演员的体会也深，京剧如果也能够这样，那就好了。”^[6]

抗战胜利后，周信芳与田汉在上海重逢，两人长谈京剧改革问题。1946年9月21日，应周恩来邀请，周信芳到周公馆参加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揭露了美国和蒋介石政府的内战阴谋，鼓励与会者留在上海，坚持进步文化工作。1947年，周信芳毅然在《文汇报》上发表反对内战的文章，国民党特务恐吓他，他也不动摇。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下旬，周信芳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信芳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京剧的改革、创新，先后排演了《文天祥》、《信陵君》、《闯王进京》、《义责王魁》、《海瑞上疏》、《澶渊之盟》等新戏。1952年，他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荣誉奖。1953年，他任赴朝鲜志愿军慰问团副总团长，到朝鲜慰问演出。1955年和1961年，国家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先后在北京联合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和“周信芳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演出庆祝活动，周均获奖。1956年，他率上海京剧院访问苏联。

周信芳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1975年在上海逝世。著作有《周信芳文集》、《周信芳戏剧散论》、《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周信芳演出剧本新编》及艺术经验记录《周信芳舞台艺术》。摄制戏曲影片有《宋士杰》和《周信芳舞台艺术》(包括《徐策跑城》、《下书、杀惜》)。传人有高百岁、陈鹤峰、沈金波、童祥苓、萧润德、霍鑫涛、张学海及子周少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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