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湖南沅陵人。1897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其父周夔九曾入湘军幕府，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晚年赴闽任莆田县知事。周佛海幼年丧父，他和弟妹三人由其母抚育。
 周童年在乡村私塾读书，1912年考入沅陵高等小学。次年因欺负新同学受到谴责而自动退学，旋转入长沙兑泽中学，随后又转入沅陵中学。
 19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周佛海得到师友资助旅费，前往日本求学。到东京后开始学习日语和其他课程。1918年5月6日，东京中国留日学生集会，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遭到日警殴打并被捕多人。在东京的留学生大多数主张罢学回国，周也不例外地回到国内。因生活无着落，经人介绍到在奉天(今辽宁)安东县办厘金的一个同乡那里谋事，孰知到后实无事可做，所看到的是“满目芦苇，几家土屋”，感到“前途渺茫”，“几欲跳海自尽”^[1]。两个星期以后，他又回到东京，经过短时间的准备，竟侥幸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官费生。一年以后，预科毕业，周被分发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读书以外还给中华书局译些书稿，并给《解放与改造》杂志撰文，挣些稿酬。
 当时的日本，一方面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不断涌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等论著相继出版，周佛海也程度不同地受到这股新思潮的影响，“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2]。
 1920年周佛海由日本返国。原打算回湖南省亲，正碰上湖南发生湘军谭延闿、赵恒惕驱逐祸湘的张敬尧，交通梗塞，他只好滞留上海。这时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为军阀当局所不容，也避居上海。周佛海通过张东荪的介绍认识了陈独秀，又结识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发生了兴趣。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周佛海以留日学生党员代表身份参加，会后仍回日本。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他又升学到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于1925年5月毕业回国。
 周佛海入党后也曾对马克思主义做过肤浅的探讨，在比较了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后，认为“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在中国几等于零”^[3]，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的全面合作。这时戴季陶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周佛海系应戴的约请由日本返穗的，不久任宣传部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月支薪水240元。按当时规定，共产党员在社会任职有薪给收入者，须交纳部分薪水作为党费。周妻杨淑慧却说：这钱挣来不容易，何必交党费，还是退了吧!周佛海早就有退党打算，为此，他拒绝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曾对周进行教育挽救，但无效。为纯洁党的组织，9月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脱党后的周佛海，为了表明他要当一名“国民党的忠实党员”，他纠集广东大学的几名教授，创办《社会评论》，以攻击共产党为能事。1925年，他还在《孤军》、《独立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的反共文章。
 北伐军于1926年7月由广东出发，10月攻克武汉，周佛海通过戴季陶的介绍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信任，委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这时国民党内左、右两派斗争激烈，周除向蒋秘密汇报武汉情况外，决心寻机逃离大革命中心的武汉。
 1927年5月，正当夏斗寅叛军逼近武汉时，军校学生开赴前线作战，周奉命在校留守，因得以伺隙由汉口携眷搭乘英轮潜逃。但在上海上岸时，却遭到南京政府的逮捕，经过其妻杨淑慧多方奔走，找到上海特派交涉员郭泰祺及王世杰等人疏通，并经吴稚晖、戴季陶等人营救，监禁半个月后得到释放。
 周佛海获释后，蒋介石任他为筹备中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同年8月，南京政府中蒋系与桂系矛盾加剧，蒋不得不宣布下野，随后到日本。周失去靠山，也去职离宁赴沪。此时戴季陶任中山大学校长，周遂应召赴粤相助。不久又回沪，奉蒋命与戴季陶、陈果夫等创办政治评论刊物《新生命月刊》。
 接着，周又创办了新生命书局，《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即在此时完成。
 蒋介石于1928年复任总司令后，周又被派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同年夏北伐战争告一段落，7月蒋到北京西山碧云寺祭灵并酝酿编遣军队问题，周佛海、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等随行。
 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3月召开，周佛海被指派为党员代表。这时正是蒋桂战争前夕，周为蒋草拟讨伐李(宗仁)、白(崇禧)的宣言，并随蒋出发到武汉。蒋桂战争以桂系失败告终，周因反桂有功，被蒋任命为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次年在蒋、阎、冯中原大战中，周则忙于为蒋草拟通电、宣言和宣传大纲。
 1931年3月，蒋介石与胡汉民在约法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蒋不顾胡的反对，于5月召集国民会议，形成宁粤对立。国民会议后，周又随蒋赴江西“剿共”。11月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周佛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宁粤妥协的结果，蒋介石再次下野。蒋在下野前安排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并徇顾的请求任命周佛海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1932年蒋与汪精卫合作重新上台，汪任行政院长，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于1935年继陈公博之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此前他还参加秘密组织蓝衣社的活动，是“中统”特务首领之一;同时又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组长之一，成为蒋氏贴身机要人员。
 西安事变发生后，1937年1月汪精卫兼程回国，周佛海与邵力子等奉命去香港迎汪，汪、周彼此引为同调。
 “七七”抗战爆发后，周佛海对抗日抗争前途悲观绝望，他认定“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在“八一三”后，周与来南京西流湾八号住所的客人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高宗武等大唱和平低调(即鼓吹妥协投降)，胡适感到此处的气氛与外面大不相同，就称之为“低调俱乐部”。同年年底，周佛海与陶希圣等在汉口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该会网罗所谓文化界人士，制造反共降日的舆论，并先后在长沙、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周佛海从此就转而成为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集团的主要骨干了。
 从1938年初到年底，围绕着中日战争，日本政府对蒋、汪进行诱降分化。7月，周瞒着蒋介石秘密派高宗武、周隆庠由香港到日本，试探对日妥协的途径与条件，高与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国会议员犬养健等多次晤商。双方确定以汪精卫为收拾时局的对象。汪精卫、周佛海得知上述消息，并获悉日本五相会议决定“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汪、周对此心领神会，于11月决定授权高宗武、梅思平再往上海，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拟定了汪精卫响应日本招降声明及出逃的计划。27日，梅思平由上海经香港到重庆，向汪精卫送交与日方签订的秘密协议。
 12月5日，按预定步骤周佛海由重庆飞往昆明为汪精卫做出逃的准备工作。18日汪精卫等由重庆飞往昆明。次日，汪精卫偕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等逃往越南河内。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对汪进行公开招降。27日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人携汪精卫声明电稿由河内到香港。29日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向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发出《艳电》，31日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刊出，标志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一伙人公开叛国降日。
 1939年5月，汪精卫由日本人保护从河内到上海，周佛海等与汪会合，旋即住进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开始伪政权的筹建工作。
 为了制造舆论，7月9日汪精卫首次在沦陷区发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讲话。周佛海也精心炮制了《回顾与前瞻》的长篇文章，为敌人张目。周佛海分析当时对时局有三种观点：“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觉得第三种看法是对的。他的根据是“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4]，表明他是个民族失败主义者和民族投降主义者。
 周佛海不只是做些汉奸理论的宣传，在准备汪记伪“六大”时，他还组织了“学艺研究社”，作为收罗汉奸的机构，派罗君强为总干事，一时投机政客、国民党失意分子、无行文人均逐臭前来，周佛海则一律予以接待，发给生活津贴，留作伪政权成立时之用。
 汪伪政权终于在1940年3月30日敲响开场锣鼓，周佛海沾沾自喜地说：“第三次中政会，通过中央各院部会人选，余所预拟者，大体均照样通过。此次中央，实余助汪先生组成。”^[5]
 周佛海叛国投敌，他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周在伪政权中曾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警政部长暨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财政部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等要职。
 周佛海落水当汉奸后，兜售汉奸理论，拼凑汉奸班底;对于人事、外交、军事、财政、特工等大权，无不力求控制。
 周佛海不遗余力地培植私人势力。早在1939年秋，他即笼络易次乾、耿嘉基、罗君强、金雄白等结为“金兰之谊”。汪伪政权成立后，周又与李士群、罗君强、汪曼云、金雄白等十人结成小团体，把他们安插在各伪部、会内，使其成为周的耳目，从而使周佛海的个人势力渗透于各个角落。
 周佛海对特工组织也不放松控制。汪伪特工总部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就是由周一手拉进汪记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在汪记六届一中全会上，周佛海又顺利通过建立特务委员会的组织，自兼主任委员，直接控制特工总部。
 汪伪的主要“外交”活动就是和日本主子打交道，周佛海很轻易地操纵了“外交”大权。伪政权建立后，外交部长名义上由褚民谊担任，但重要交涉仍由周与日本直接进行。褚民谊曾就《中日关系基本条约》的签订情况说：“这件事由周先生(周佛海)和影佐大佐二人去办理，不用我操心，等他们谈妥后，我来盖章。”^[6]
 周佛海还将他的权力触角伸向军事方面。伪政权成立后，周设法成立了“肃清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下设“和平建国军总指挥部”，其任务是收编投靠汪伪的各种杂牌武装。其后周又筹建直辖于自己的税警团，由周的亲信罗君强主持实际工作，周自兼团长。把税警团搞成一支训练有素，装备较好、拥有几万人的汉奸武装。
 财政金融是周佛海全力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伪政权建立后，周出任财政部长，其亲信则分任盐务、关务署长。1941年在周佛海策划下，又筹建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他兼任总裁，并在上海、苏州、蚌埠、扬州、广州、武汉等地建立分行。
 汪伪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于1941年6月，在南京设置“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为委员长，周佛海、陈公博为副委员长。“清乡”前后进行了三期，给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同年8月，周佛海与日本派遣军副总参谋长土桥拟定《长江下游地带物资统制暂行调整要纲》。建立隔绝地带，对某些物资实行封锁，并实行食盐按人口配给制度。汪、日还联合成立中央及地方物资统制委员会。
 但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投机成性的周佛海眼看大势不妙，又想投入蒋介石的怀抱，进行政治投机。1942年10月，周派军统特务程克祥去重庆，向蒋介石输诚，通过戴笠面交其亲笔信。信中表示希望沟通宁、渝之间的联系，促成“全面和平”的实现，希望宁、渝合流。1943年3月5日，周佛海在上海会见被捕释放的吴开先，准其返回重庆，要吴向蒋介石“相机传达和平意见”^[7]。5月，程克祥由重庆返上海，带回电台及译电、报务等人员，并向周佛海报告会见蒋介石、戴笠等人情况。以后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周和戴笠之间信使往返不断。
 周佛海迎合蒋介石的反共心理，11月25日会见胡宗南驻上海代表洪复礼，详细讨论了联合反共和阻止长江南北两岸地区新四军发展问题。1944年2月13日，周佛海在接见伪政治部保卫局副局长胡均鹤时，令其今后“移重点于对付共产党”^[8]。4月3日，周委托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人员葛湛侯去重庆，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关于实现中日全面和平及蒋、汪联合反共的意见。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周佛海又任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45年1月，周兼任上海市长前，曾征得戴笠同意，周同时还兼任上海市警察局长、保安司令等职;派他的心腹罗君强任上海市秘书长兼财政局长。
 2月23日，周佛海、陈公博召集一次以反共为目的的军事会议，庞炳勋、孙良诚等伪军头目参加。会议详细讨论了汪、日军事协定，议定：美国如在中国登陆，日军则全力抵抗，汪方军队则主要对付八路军、新四军。3月11日，顾祝同派谢企石会见周佛海，转告国民政府“咸望南京与重庆配合，共同‘剿共’”^[9]。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决定接受苏、美、中、英四国《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命令他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等伪军，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一带治安。
 周佛海受宠若惊，19日他声称已奉命任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并成立了行动总队司令部。他宣布：(一)本司令部所辖区域内各部队，未得委员长(指蒋介石)之核准，不得擅自移动及受任何方面之收编。(二)与治安有关之集会等行动，未经本司令部核准，不得举行。(三)对已停战之日军及日侨，不得侮辱或伤害。(四)人民纳税之义务，仍当履行，不得借词拒纳。
 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压力，9月30日军统局还是将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等汉奸软禁起来，并由军统局长戴笠用飞机亲自押往重庆白公馆，后又以叛国罪转移到南京受审。在审讯中，周佛海狡辩说：他参加南京伪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则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10]。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他死刑。周不服，多次申请复判。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死去，周佛海的处境更为不妙(因戴是周在抗战期间与重庆联系的重要人物)，他哀叹：“雨农(戴笠的字)死，我也完了。”^[11]不过周佛海在1947年3月26日仍然得到蒋介石的特赦令，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12]，周佛海因心脏病和其他并发症，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参考文献

•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5年版。
• 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大同书局1927年版。
• 陈公博、周佛海著:《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版。
• 《周佛海先生论文集》,“中华日报丛书”之四。
•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1937年7月至1945年6月(缺193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周佛海狱中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 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 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4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59、1960、1961、196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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