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正秋，原名伯常，别号药风，广东潮阳县人，生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幼年被上海一个贩卖鸦片的巨商认领为“螟蛉子”。郑少时聪慧过人，十四岁时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成年后参与其义父的鸦片生意，成了一个很会赚钱的少老板。但后来由于“所托非人”，资产亏蚀过半。

清末，郑正秋因对清廷的政治腐败不满，和一些革命人士相结识。那时他对京戏很感兴趣，经常出入各大剧场，并以“正秋”为笔名在当时鼓吹革命的《民呼》、《民吁》和《民立》报上发表剧评，这是上海出现“剧评”的开始。

1912年底，京剧著名演员谭鑫培在上海新新舞台演出。因年老体弱，唱做衰退，观众李午初喝了倒彩，引起新新前台老板黄楚九的恼怒，率众殴辱李某，引起诉讼。郑为李鸣不平，在报上写批评文章。从此，他就被人看作“不畏强御的剧评家”^[1]。后来，他一度出任上海《民言报》的戏剧编辑，又在当时的《民权报》、《中华民报》等开辟专栏，发表戏剧评论文章。后自办《图画剧报》，主张改良旧戏，提倡新戏，认为戏剧必须是改革社会、教化群众的工具。从这时起，他开始与新剧发生关系。

1913年，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张石川认为郑正秋是自己经营电影生意最好的合作者，因而邀郑正秋、杜俊初、经营三等组成新民影戏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剧、导演、搜罗演员和摄制影片的全部业务。这时，郑编写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剧本《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是根据郑“改革社会，教化群众”的观点，以郑家乡潮州的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当时还没有女演员，所有角色全部由男演员担任。由于这部影片抨击了当时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所以1913年9月底在上海新新舞台首次放映时，曾轰动一时，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共鸣。随后，他因与张石川意见分歧，离开电影界去从事新剧活动。

同年底，郑正秋组成新民新剧社，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剧目有郑自编的《恶家庭》、《火浣衫》、《义丐武七》等，其他还有《遗嘱》、《家庭恩怨记》、《婚变》、《血手印》、《恨海》、《爱之花》，以及一些外国家庭故事剧如《空谷兰》、《梅花落》等约三十余出。这些剧目的内容，大都是描写有关家庭和婚姻问题的。由于“浅显易懂，颇多兴味”，因而“男女老少，个个欢迎”^[2]。

郑正秋在新民新剧社，一面当老板，一面当编导和演员，能胜任多种角色。如在《义丐武七》中扮“武七”，在《武松与潘金莲》中扮“武大郎”，在《恶家庭》中扮“老太太”等，都能演得惟妙惟肖，得到好评。但新民新剧社因敌不过张石川、经营三组织的民鸣社的竞争，一年后被迫并入民鸣社。从此郑不愿再负领导责任，专做演员和编导。

1915年，郑退出民鸣社，另组大中华新剧社。1918年又组织药风剧团在舞台演出。1919年参加笑舞台和平社新剧部。至1921年，他曾一度登报脱离新剧界去做交易所生意，结果一败涂地，又回头重新搞新剧。

在近十年的新剧活动中，郑所编演的新剧，虽标榜“改良风俗，破除迷信”和“改革社会，教化群众”，而实际上则相反。因此，剧评家啸天曾对此提出批评，说所演新剧，“除家庭儿女外无剧本，除妒杀淫盗外无事实，除爱情滑稽外无言论”，并“未能导人为善”^[3]。1918年郑在《药风敬告》一文中也发出过慨叹说：“新剧为我国所必当有者，因社会万恶，不可无药药之耳。乃剧人不德，使吾有新剧万恶之叹。”最后还说他想筹几十万资本，编演正当的小说戏。随后，郑编演过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新剧，如《隐痛》、《石家庄》、《桃源痛》、《蔡锷》、《中山被难》、《窃国贼》、《徐锡麟秋瑾合传》、《女学生的觉悟》等，都具有较好的内容，风格有所变化。

1922年，郑和张石川、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又合作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他们都感到影戏潮流将来势必发达，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另一方面，在郑说来，仍把电影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4]。在制片方针上，郑仍主张艺术应“教化群众”，强调应摄制“长片正剧”^[5];但张石川却认为这种理想只应先作尝试，从业务发展着想，仍应“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6]，郑不得已而屈从之。

郑在“处处惟兴趣是尚”的方针下，先后编写了《滑稽大王游华记》、《掷果缘》、《大闹怪剧场》、《张欣生》等，但这些低级趣味的影片并不受观众欢迎。明星公司营业不振，经济情况岌岌可危，只好回头采纳郑正秋拍摄“长片正剧”的主张。于是郑又开始编写宣扬“改良主义”的所谓“社会片”，其主要思想不外是“教孝”、“惩恶”和“劝学”之类。他的第一部创作是1923年完成的《孤儿救祖记》，由于在艺术上“全片富于影戏色彩”^[7]，“带有较多的民族生活气息”^[8]，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上映后颇为轰动，因而摇摇欲坠的明星公司的经济得以复苏。

《孤儿救祖记》获得成功后，郑于1924年编写了《苦儿弱女》、《好哥哥》、《玉梨魂》，1925年又编写了《盲孤女》、《二八佳人》、《一个小工人》、《小情人》、《上海一妇人》和《最后的良心》等。这些环绕“妇女问题”的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婚姻、蓄婢制度和娼妓制度的吃人罪恶，有其进步意义。

但在1927年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之后的形势下，郑又开始趋向以武侠片为中心的创作以迎合小市民观众的口味，如《侠风奇缘》、《山东马永贞》、《黑衣女侠》、《北京杨贵妃》、《血泪黄花》、《梅花落》等。郑将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改编成《火烧红莲寺》。此片在上海放映时颇为轰动，票房收入激增。明星公司见有利可图，三年之内竟将《火烧红莲寺》改编达十八集之多。从此，什么《火烧青龙寺》、《火烧剑锋寨》、《火烧九龙山》、《火烧七星楼》、《火烧韩家庄》等等，一时“火烧片”空前泛滥，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抨击。此后，郑虽表示不愿再与“武侠片”同流合污，但在1929年编演了《战地小同胞》后，又回到改编文明戏的老路上去，把《碎琴楼》、《桃花湖》、《红泪影》等搬上银幕。

到“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郑思想上才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他带有悔悟的心情说：“横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越走越光明的生路，一条是越走越狭窄的死路。走生路是向时代前进的，走死路是背时代后退的。”^[9]敌寇深入、民族危亡的形势下，神怪、武侠和鸳鸯蝴蝶之类的影片已失掉了观众，因此他曾积极主张聘请左翼文艺工作者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他参加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工作，曾在《明星月报》上发表过一篇《如何走上前进之路》的文章。

由于思想倾向上的改变，他的创作实践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如1931年写的《自由之花》、《春水情波》和1933年编写的《姊妹花》等，有了比较进步的内容。特别是《姊妹花》，剧中描写的贫富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的阶级矛盾。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描写细腻通俗，当1933年在上海公映时，曾轰动一时，创造了连映六十余天的票房纪录。

郑自幼体质素弱，经常患病，为了解除痛苦，逐渐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至拍摄《姊妹花》时，他虽已戒绝烟瘾，但身体健康已每况愈下，难以正常活动，只能躺在床上进行导演。《姊妹花》问世后，1934年又勉力完成了《再生花》和《女儿经》里的一个片断，以及《热血忠魂》的部分编写工作，终于1935年7月16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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