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汝成，字子敬，一作子进，直隶静海独流镇人，1862年(清同治二年)生。早年从学静海名儒杜麟孙。十九岁入清末洋务派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学习军事。水师学堂是光绪六年(1880年)，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准，派前船政大臣吴赞诚在天津筹办，派严复为总教习，聘用英国军官教练，仿英国海军教习章程制订条例和计划。1881年建成招生，郑汝成应考入选，为第一届驾驶班学生。188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共三十名，学成毕业后多上舰实习，郑汝成在“威远”舰实习^[1]。这批毕业生后来多为北洋水师的骨干。

1886年，清政府决定选派三十三人作为第三批海军留学生前往英国、法国学习海军军事。郑汝成作为清政府选派的留学生，赴英国军校，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军事理论。毕业后，派往英国地中海舰队，上“额格士塞兰德”号军舰实习，同时在该舰实习的还有后来成为民国初年的海军总长刘冠雄等。郑汝成在英国学习时，主修枪炮及铁甲舰，成绩优秀，考试“屡列高等”。

1890年，郑汝成留学期满回国，在北洋兵船候补，擢蓝翎五品顶戴千总。不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保荐郑汝成为“康济”舰大副，称：“郑汝成，系由天津水师学堂驾驶学生出身，曾经出洋肄业，学成回华，在船候补。该员年富力强，于船学、操务讲求精熟，堪以升署精练左营守备，充康济船大副”^[2]。

1891年，威海水师学堂(刘公岛水师学堂)总办丁幼亭离职，郑汝成奉调接任，不久又兼任总教习。1895年初，甲午战争爆发。刘公岛被日舰攻陷，威海水师学堂也随之解散，郑汝成遂转入天津水师学堂任正教习。清廷在甲午战败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郑汝成为海军教习，无所用。三年后，郑投入时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式陆军的袁世凯麾下。

1902年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成立直隶军政司，自兼督办。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其时，郑汝成已成为袁世凯的干将，帮助袁办军校。郑先任教练处帮办(总办冯国璋)，同时兼任保定北洋武备师范学堂监督。北洋师范武备学堂是短训班性质的军校，为袁世凯训练新军军官的一种方式。1903年，出任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总办，这是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陆军武备学堂，是为培养北洋常备军基层军官所设置的，毕业生散布北洋各军，对北洋军的形成影响甚大。这两所军校都是袁世凯培植自己势力的重要工具^[3]。

1907年，清政府决定重建海军，郑汝成重回海军任职，任陆军部海军处机要司司长。1909年秋，随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出访欧洲，考察各国海军及订购新舰。该年9月，考察团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的海军学校和船厂，并向意大利订购炮舰一艘，向奥地利订购驱逐舰一艘，向德国订购驱逐舰三艘、江防炮舰两艘，向英国订购巡洋舰两艘。郑汝成因熟悉欧洲列强海军，在考察过程中贡献良多。1910年，任筹办海军事务处军法司司长。同年底，清政府改筹办海军事务处为海军部，郑汝成改任军制司司长。1911年春，烟台海军学堂发生学潮，该校发生汉满学生斗殴事件，郑汝成奉命前往处理。当时，烟台海军学堂的满族八旗子弟有二十余人入学，水平低下，故设专班。汉满学生不相往来，秋季运动会因比赛而斗殴，满族学生全部离校告状，遂由登莱青道台出面解决，勒令学校开除肇事汉族学生，由此激起汉学生对清廷的极大不满。郑汝成到后旋即接任该学堂监督，接替同情学生的谢葆璋，并兼海军部一等参谋官，授海军协都统衔。

郑汝成来烟台不久，就爆发了辛亥革命。烟台革命党人深受武昌起义胜利的鼓舞，准备在烟台发动起义。而敌视革命的郑汝成则采取措施，对革命党人严加防范。1911年11月12日，革命党人在烟台发动武装起义。海军警卫队和海军练营的部分官兵宣布反正，转向革命，随即开进烟台市区。烟台的其他军警也纷纷倒戈，一夜之间烟台即告光复。烟台起义成功后，郑汝成见大势已去，便带着烟台海校中的几十名满族学生逃回北京，海军警卫队也有部分官兵逃散^[4]。

1912年，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任命郑汝成为总统府高等侍卫武官。旋奉袁命往南京办理留驻那里的南方民军的裁汰、整饬、发饷事宜。1913年，郑汝成擢升海军中将。7月，被袁世凯任命为上海镇守使，率陆军第七、第十九旅驻防上海，统辖驻沪海陆各军及江南制造局，协助冯国璋、段芝贵所部袁军在江苏、江西两省的作战。随着“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担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南市，并在7月18日宣布独立。此时，上海讨袁军约有七千五百人;吴淞要塞司令姜国梁也投向革命党人，并对进逼吴淞口的“飞鹰”号驱逐舰进行炮击。其时，陈其美认为兵工厂是部队的命脉，以免于战火为由，派人前往制造局，试图游说郑汝成，“中立”江南制造局，封存武器弹药。郑汝成予以拒绝。郑一边命令士兵们抓紧修筑工事，一边积极向袁世凯报告。事变发生后，袁马上任命郑汝成和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为前敌指挥，与上海讨袁军对峙。

7月23日凌晨，陈其美指挥讨袁军向江南制造局出击，激战一小时，攻入该局第一道大门。高墙内的敌军凭借有利地形和火力优势，固守第二道大门;郑汝成、李鼎新则让黄浦江上“海筹”、“应瑞”、“肇和”、“海琛”、“镜清”等舰集中炮火助战，对讨袁军阵地进行猛烈轰炸，讨袁军损失重大。 当晚，讨袁军再次向江南制造局东、西两侧进攻，一度突破东栅门，但被黄浦江上各舰的炮火击退。讨袁军并未气馁，又相继向江南制造局发动了几次进攻，但终不能克。8月13日，大批援军抵达，郑汝成率舰至吴淞口，与北洋政府海军部派来的海军陆战队会合，轮番猛轰吴淞炮台;海军陆战队也迂回江湾，从侧面进行袭击。讨袁军伤亡严重，只好放弃吴淞炮台，转移到嘉定，最终不得不解散队伍，宣告失败。

8月至9月，镇压了讨袁军起义后，郑汝成先后兼任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淞沪一带接战地域司令官、江南制造局总办，又获海军上将之衔，并被授权“指挥一切事宜”。至此，郑汝成掌握了除租界以外的军政大权。郑一切唯袁世凯马首是瞻，先后对上海民众在辛亥革命中取得的成果进行清算。带有地方自治色彩的上海市政厅被改为上海工巡捐总局，观察使被改称沪海道尹，县民政长被改称县知事，各初级审判厅也全部被裁撤^[5]。郑汝成疯狂捕杀革命党人，对于藏身租界的一些上海讨袁军官兵，或诱捕，或收买流氓下毒手，后来又按照袁世凯的电令以“划分警权”名义满足租界当局的扩张要求，换取其帮助捉拿“国事犯”。

1914年夏，范鸿仙(字光启)接受孙中山指示抵沪，在葛罗路设立机关，一面联络革命志士，一面说服驻军中有反袁倾向者做内应，准备攻打上海镇守使署;不料，该行动为郑汝成侦悉，范光启在机关起草军书时遇害，受牵连的二百多人也都被枪毙^[6]，以致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上海建立的组织受到重大的打击。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最后通牒，承认耻辱的“二十一条”，并加快恢复帝制的步伐。在群情激愤之中，郑汝成却指责反日爱国运动是“煽惑滋事”、“要挟政府”，对反日运动加以镇压。郑汝成的倒行逆施的行径，备受袁世凯的青睐，为袁在东南的心腹，袁世凯曾说“异日代冯国璋者，舍郑汝成莫属，而郑之才非华甫所能敌，诚后来者之彦也”^[7]。郑声言：“一身独当东南各省反对之冲。”^[8]10月，郑汝成受封为将军府彰威将军。1915年秋，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潜回上海。10月29日，他设机关于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五号，筹划在沪发动起义，并准备采取暗杀的方式秘密除掉郑汝成。陈其美认为，上海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要塞扼长江之口，制造局为后方重地，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但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上海不下，则东南难图。而郑汝成拥精兵控海军，又干练多才，为“袁氏江南屏藩”，故要想取上海，须先除去郑汝成，“逆酋不杀，则上海与海军二者皆不能急图也”^[9]。11月10日，郑汝成在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举行的天皇即位招待会途中，行至上海虹口租界附近外白渡桥被革命党人王晓峰、王明山刺杀身亡，终年四十三岁^[10]。

袁世凯获知郑汝成被暗杀消息后，大为震惊，叹息“坏我长城，南方无宁息矣”，并即刻下令：“郑汝成追封一等彰威侯，照上将阵亡例从优议恤。”给治丧费银二万元，拨予天津所属小站营田三千亩给其家属，以资赡养，并在上海及原籍建立专祠。同时，任命松江镇守使杨善德为上海镇守使。而王晓峰、王明山两位革命党人被捕后自租界引渡解归上海镇守使署，12月7日在西炮台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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