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螺生，福建同安县人，生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幼年随祖父南渡至马来亚的怡保(又称坝罗)侨居。长大后，即驾牛车以运输为业。后稍有积蓄，即自设“吉承隆”号，经营粮油、杂货。因热心公益事业，常为侨胞排难解纷，遂成为当地福建帮之帮长。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1900年到新加坡，曾游怡保。初时，郑螺生对康有为颇为钦敬，给予热情接待;后阅东京《民报》，逐渐认清康有为立宪保皇的真面目，特别是在保皇会南洋分会长邱菽园于新加坡《天南新报》揭露康有为骗款卖友的丑行之后，便与康断绝关系。此后，郑倾心民主革命，与李源水等倡办道南俱乐部，订阅《民报》、《革命先锋》、《新福建》、《新广东》等报刊，在华侨中积极宣传排满革命。当时，南洋华侨中了解革命宗旨的人还很少，阅读上述报刊的人多被讥为“狂士”。但郑螺生等毫不气馁，坚持宣传不懈。

1907年，孙中山由陈楚楠、林义顺等陪同到马来半岛，组织同盟会霹雳分会，郑螺生与李源水等首先加入同盟会，分别被举为该分会的正副会长。从此，凡筹饷及宣传起义等事，郑螺生无不竭尽全力完成。因他对三民主义的坚定信念，孙中山曾字之曰“维成”。

由于同盟会霹雳分会的积极宣传，革命思想逐渐深入所属各埠的广大侨胞，如参加广州起义的黄花岗烈士郭继枚、余东维，刺杀清政府将军孚琦的温生才，谋刺清水师提督李准的陈敬岳，都是霹雳同盟会的会员。清政府为了笼络华侨，破坏同盟会的活动，于1907年派钦差杨士琦到南洋“抚慰”华侨。杨到怡保时，当地保皇会召开大会欢迎。郑螺生与李源水等人赶到会场，在杨士琦登台演讲时，郑突然递上质问书，大意是：我国自来多灾多难，我们侨胞在家乡无衣无食，不得已而远渡重洋。过去在国内还得不到政府的照顾，现在政府反而千里迢迢到南洋来抚慰我们，实在有点舍近就远，令人费解。杨士琦一时无言以对，急得满脸通红，举座哗然。其秘书打圆场说，诸位这般举动，岂不怕得罪杨大人?听众不以为然，哄堂大笑。接着又有数人起立质问，“欢迎大会”终于不欢而散，使得清廷愚弄华侨的图谋难以得逞。

1910年11月，孙中山由美洲取道南洋赴日本，至槟榔屿(又称庇能)，约胡汉民、黄兴、赵声等会商，决定在广州再行举义，并为此扩大筹饷10万元。由于保皇党的破坏，在华侨中筹款颇为困难，郑螺生竭力奔走劝募，自己除捐现金1000元外，并变卖其拥有的福建、江苏铁路股票，以助军饷。黄兴对郑螺生和李源水的热心极为赞誉，在给他们的信中写道：“列兄筹款苦状及毁家纾难之义举，尽情宣告，无不奋励激发，勇气百倍。”1911年3月，黄兴从香港赴广州参加起义时还特写绝命书寄给郑等人：“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1]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霹雳分会改组为国民党霹雳直属支部，郑螺生当选为常务委员。1913年，国民党新加坡总支部成立，郑当选为常务委员，热心革命不减当年。对于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他筹饷声援。后来他因犯英殖民政府之忌，被驱逐出境回国。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郑被委为大元帅府庶务司长。1927年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侨务委员会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对东北养兵数十万、不作抵抗而拱手让敌，以致江山割裂、国土沦丧，十分愤慨和焦虑。为了支援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筹划在侨胞中募集军饷，并寄家书嘱其在南洋的儿子道：“日寇内侵，国难日亟，侨胞爱国，正在斯时，航空建设，尤为需要，快劝亲友，节衣缩食，集资后援。”^[2]1932年10月，迁就日本侵略者意图国际共管我国东北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郑螺生立即与张永福、方之桢等归国华侨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部会及各机关团体，“挥泪陈词”，指出该《报告书》大不利我国，“谬点难以殚述”，并针对其错误论点，提出“绝对反对东三省设立自治政府”、“绝对反对所谓顾问委员会议”等十二项正义主张，呼吁全国同胞“输财效死，各尽所能”，“一面援助东北义军，一面出师讨伐伪国”^[3]。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郑螺生因年迈体弱，返回马来亚，但仍积极宣传抗战，鼓励华侨捐款救国。1939年12月14日，郑病故于马来亚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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