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宸,1888年2月29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德清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少时敏思好学,先就读私塾,诵读“四书”、“五经”等古籍,并学习联句吟诗,期望考取秀才求得功名;惟因家境贫寒,乃辍学家居练学珠算记账,准备日后随父从商。由于鸿志难遂,精神空虚苦闷,常常求神拜佛,但企求上进的心愿并未息止。
1905年,赵紫宸闻悉苏州有一所基督教教会办的萃荣中学,不收学费,即离家去苏州求学。他入校后勤奋攻读,获得了新的科学文化知识,眼界逐渐开阔;同时也受到了宗教的熏陶,逐渐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1910年赵在萃荣中学毕业后,考入美国教会办的东吴大学。该校收费昂贵,赵四处筹措,最后动用了他母亲多年节衣缩食积攒的全部积蓄,才勉强凑齐。在东吴大学,他勤勤恳恳地读了四年,成绩特优,1914年毕业后被选送去美国田纳西州万德比尔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社会系学习。他在美国半工半读,生活俭朴,仅有一套西装,衬衫是晚上洗了白天穿。经过三年刻苦学习,他出色地完成了学业,毕业成绩名列第一,获得金质奖牌。
赵紫宸于1917年回国后,在母校东吴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大纲、社会管理、十八及十九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社会进化、圣经文学及伦理学等课程。1922年任东吴大学教务长。
1926年,由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神学馆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道学院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神科,改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赵紫宸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授,不久继刘廷芳任宗教学院院长。该学院招收文理科大学毕业生专门进行基督教的教育,宣示“发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基督教学术”,以培植学生在中国传布教义、建造教会、推广美国基督教思想和美国“友谊”。宗教学院还竭力在燕京大学形成宗教气氛,其教授都在文理各系兼课,以便把宗教学院的精神渗透到整个燕大。赵紫宸主持宗教学院,怀着“为基督尽忠心”的虔诚感情,期望培养出一批批人才在中国发展基督教事业,尽心竭力,整日奔忙。
当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在宗教思想方面是属于美国现代派和自由派的,与南京金陵神学院的正宗派、教会派相对峙。由于受到燕京大学美籍哲学教授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的影响,宗教学院曾讨论过放弃《圣经》中的《旧约》,而以中国先贤圣训代替的问题。许多教授虽然知道《旧约》里讲些什么,却对中国文化的底蕴不甚了了,因而讨论旷日持久,不得要领。赵紫宸主持宗教学院后,由于他对基督教抱有“自传”的热忱,同时又对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思想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因而能把西方的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基督教哲学思想体系。他在宗教学院主讲系统神学和宗教哲学等课程期间,编著了一系列神学著作,贯串着“自传”的精神,体现了他中西并重、物质与精神并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哲学思想体系,受到国内外基督教人士的高度评价。他的主要著作有:《耶稣传》、《圣保罗传》、《基督教进解》、《基督教哲学》、《耶稣的人生哲学》、《基督教中心信仰》、《基督教与我的人格》等。《耶稣传》既依据有关史料、传述和经典著作,又阐发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独到见解。《基督教进解》包括“知识与信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本身——耶稣基督”、“上帝论解”、“论救法”、“教会生活”、“基督教与世界”等论述,其中引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著述,阐发基督教教义,内容丰富,立论谨严。
赵紫宸自1928年起,兼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主办的《真理与生命》月刊主编计九年。该刊以登载阐发基督教美国现代派、自由派思想的文章为多,赵经常撰写一些阐述自己宗教哲学思想的文章。“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该刊也发表了一些宣传抗日爱国的文章。在1931年10月1日出版的《真理与生命》上,赵发表《基督徒对于日本侵占中国国土当持什么态度》一文,严正指出应当“将此次事实之真相,宣告于世界信众,并联合世界信众,特别是日本的信众,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扰乱世界的罪恶”,表明了他抗日爱国的立场。
由于对于我国古典文学有深厚的根底,特别是诗方面的造诣,赵紫宸在燕京大学曾兼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讲陶渊明诗等课程,东吴大学赠予文学博士称号。1932年—1933年他曾赴英在牛津大学讲授中国文化。他一生先后赋诗词五千余首,取材宽,含意深,既重格律又不受拘束;虽然带有宗教色彩,但许多诗篇爱憎分明的态度以及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亦甚鲜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处于战争状态后,赵与燕京大学十几名教授被日本宪兵队囚禁半年多,他在被囚期间赋诗一百七十余首,忠贞爱国的感情溢于言表。他的诗词后来成集的有《南冠集》、《玻璃声》等。
赵紫宸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除1946年一度离职外,直至1952年该学院停办,前后达二十多年。他为支撑萎靡不振的宗教学院,寻求经济上的支援,劳心焦思,不遗余力。他曾去美国向教会人士游说,争取捐款;也向国内入教的资本家募集;他走访金陵神学院不止一次,企望分得一点美国捐款;对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颐指气使,他也竭力忍受。直到解放以后,宗教学院成了一些敌视新中国的人躲避和活动的场所,他仍怀着“为基督尽忠心”的虔诚心情,四处奔波募捐,筹集经费,竭力维持宗教学院,而对师生此时的种种活动却无暇顾及。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赵紫宸先后去过耶路撒冷和美、英、荷、日、印等二十多个国家进行讲学和教会活动,受到各国宗教界的尊重。194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赠予神学博士称号。1948年参加世界教会协进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成立大会,被选为六主席之一。嗣因该会支持不义战争,赵愤而辞去主席职务,并在报上发表声明。他笃信基督教,但他热爱祖国,希望基督教能为中国服务。1948年冬,美国协和神学院聘他为客籍教授,他不就,于解放前夕毅然回到祖国。
赵紫宸回国后,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会议,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此后,他担任北京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常委等。他虽年逾花甲,但仍不倦地学习,乐于接受新事物,热爱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他和宗教界爱国人士一道,积极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毒害我国人民和青年的种种事实,号召摆脱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晚年他对西方基督教教义继续进行了许多研究。
1979年10月21日,赵紫宸因病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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