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昌，字竹君，号惜阴，江苏武进人，生于1856年(清咸丰六年)。少时家贫失学，入钱庄习贾，因私自挪用钱库款项被辞退。富户朱某鉴其聪明伶俐，为之捐官县丞，分省广东候补。到广州后，赵凤昌先在广东藩司姚觐元幕下任记室，得以饱览群书，精研幕道。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赵夤缘得充督署文巡捕。由于他勤奋好学，处事练达，很快便获得张之洞的赏识，被委为督署文案，参与机要，起草文电奏稿，“摹仿之洞书法几能乱真”^[1]。
 1889年，张之洞移督两湖，赵凤昌以亲信幕僚随同前往。抵鄂后，升任总文案，掌督署机要。赵凤昌遂借此“与在省寅僚广为结纳，其门如市”^[2]。1893年，朝中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张之洞大参案”，名翰林周锡恩因被赵凤昌揭破其抄袭文章为张之洞祝寿一事而恼羞成怒，在京运动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附带攻击赵凤昌替人钻营差缺，“声名甚秽”^[3]。结果，清廷在处理此案时为了既不得罪张之洞又能敷衍京官的脸面，遂将赵凤昌革职勒令回籍^[4]，赵凤昌成了张之洞的“替罪羊”。
 遭此变故，赵凤昌对仕途功名心灰意冷，他决心从此不再涉足官场，但是他的政治热情并未减退。1894年，赵凤昌回到上海定居，张之洞因对赵所受处分过意不去，仍给他安排一份差使，名义上在武昌电报局挂名支薪，实际上常驻上海为湖广督署办理通讯、运输诸务。赵凤昌遂借此与当地官绅、外国领事建立联系，继续为张之洞提供情报，出谋划策。
 赵凤昌回沪定居时，正值甲午战争爆发。他与张謇、屠寄、经元善、何嗣焜等一批与张之洞有雅素的帝党名流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诗酒酬酢，议论朝政，言战之声甚高。维新运动期间，因经元善的介绍，赵凤昌结识了南下办报的康有为、梁启超，“时与讨论”^[5]。
 1900年，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赵凤昌对此十分敏感，他从电报局连续向张之洞发出“不费一钱的一等密电”^[6]。这些密电大都系报告外国人对此事件的态度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年6月，英帝国主义为了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派军舰进入汉口、南京、吴淞，一时江海各口岸人心惶惶。这时，赵凤昌向他的武进同乡、正在上海的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提出了一条“保护东南”之策，其内容为：“各国兵舰勿入长江内地，在各省各埠之侨商教士，由各省督抚联合立约，负责保护。上海租界保护，外人任之，华界保护，华官任之。总以租界内无一华兵，租界外无一外兵，力杜冲突。”^[7]这一策略的目的在于稳定上海秩序，预防义和团运动在南方蔓延，也为防止外人借机出兵上海。6月下旬，盛宣怀召集赵凤昌、何嗣焜、张謇等人，在“盛宝源祥宅中”设立临时办事处，决心置清廷的宣战上谕于不顾，由赵凤昌联络张之洞、张謇游说刘坤一，盛宣怀亲自致电李鸿章，陈述“保护东南”之策。他们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东南三大帅的赞同。6月26日，东南各省督抚的代表与各国驻沪领事在上海订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这两个约款的基本内容与赵凤昌所提出的“保护东南”方案毫无二致。这就是著名的“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订立后，赵凤昌等人并没有停止其活动，随着北方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他又和张謇一系的帝党策划了一个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位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的计划。具体的方法是用“迎銮”的名义，“将那拉氏与光绪迎到汉口或南京，作为行都，然后再强迫那拉氏交出政权”^[8]。8月初，赵凤昌接到神机营文案庆宽从京中寄来的密信，告以：“宫中传见义和团之红灯照，试演其术，且获赏，我已送老母往西山避祸，南中当知大局去矣!”^[9]赵遂加紧游说张之洞。同时，张謇也一再致函刘坤一，陈述“迎銮”^[10]之策。但是，由于张、刘二督与西太后之间并无根本矛盾，加之西太后很快向列强投降，使他们之间的矛盾缓解，赵凤昌等人的计划遂成泡影。
 《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发展。在江浙地区，以张謇为首的资产阶级财团开始崛起。这一时期，赵凤昌与张謇的配合更加密切，他不仅积极参加张謇的经济活动，而且十分热衷于立宪。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爆发，给知识分子以很大震动。是年5、6月间，张謇与赵凤昌、汤寿潜等人聚集于上海，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起草了一份《拟请立宪奏稿》，请求清廷“仿照日本变法立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11]。这是国内较早呼吁立宪的文章。7月，赵凤昌又托内务府满人庆宽将张謇刻印的《日本宪法》十二册“径达内廷”，此事引起了西太后的注意，军机大臣瞿鸿禨“旋命其七弟来沪，托凤昌选购宪法各书”^[12]。
 日俄战争结束后，两国在美国调停下将于朴茨茅斯签订和约，重新分割中国权益。赵凤昌闻知后，遂在上海串联张元济等爱国人士合电枢臣，要求清政府派专使“预会建言”，以防利权外溢^[13]。他还向署湖广总督端方上《为预筹外患请特简专使陈公义而维危局密折》，请代为转达^[14]。获端方赏识，不断有书信往还。
 1906年，清廷颁发“仿行宪政”上谕，国内立宪运动由秘密转入公开。这一时期，赵凤昌经常出入于上海的张园、《时报》馆等处，为张謇等人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和资产阶级领导的保路运动出谋划策，曾被江苏铁路公司聘请“担任总公司职务，随时赞划一切”。^[15]
 1909年，赵凤昌正式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16]。次年11月，他通过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邀请来华参加“南洋劝业会”的美国民间商团到上海访问，特意在家中设宴招待商团首领大来夫妇。席间，张謇、熊希龄等立宪派领袖与美国人商讨了中美合资，“共营银行、开航业、设商品陈列所、置商品调查员”等事^[17]。事后，江浙资产阶级中间掀起了一股“社会联美”的浪潮。
 1911年5月，清廷悍然成立皇族内阁，“是时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18]。赵凤昌与张謇、汤寿潜、沈曾植等人联名致函摄政王载沣，要求“行宪法，罢亲贵，一新纲纪”。遭拒绝后，赵凤昌“遂断言清廷之无可属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19]。是年6月，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上奏清廷，请将赵凤昌开复原官，由他“礼聘到东，备咨要政”^[20]。奏上即获批准。但是赵凤昌却以“病躯”为由，婉辞了赵尔巽的邀请^[21]，继续居留沪上。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至上海，赵凤昌立即召集立宪派准备应变。10月15日，他邀约江浙立宪派首领雷奋、沈恩孚、杨廷栋和同盟会员黄炎培到他家惜阴堂开会，“商讨时局前途应付方法”^[22]。会后，雷奋等人即赴苏州，会合从武汉赶回的张謇，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了一份要求清廷解散内阁、宣布立宪的奏折。此后，张謇曾两次来到上海，均下榻惜阴堂，同赵凤昌面商下一步的行动。
 11月初，上海光复。赵凤昌感到清王朝大势已去，决心积极向革命党人靠拢。11月12日，他和张謇等人发起，邀请已独立各省谘议局代表和部分革命党人在上海方斜路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了临时政府筹备会议，决定成立“全国会议团”，采用共和政体。目前暂时“公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并公认上海为临时外交政府之所在地”^[23]。13日，赵凤昌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给革命党人的公开信，要求与革命党人“约定时刻、地点”进行“面谈”^[24]。立宪派当天就收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回信，赞同“邀各省同志代表联合来沪，组织临时议会”^[25]。11月15日，“全国会议团”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名称在沪成立，赵凤昌在其中扮演了幕后军师的角色。他积极向革命党人建言献策，在革命党和立宪派之间穿针引线，颇获好感，他家惜阴堂“成为当时讨论国事的会场”^[26]。黄兴、宋教仁、陈其美、黄郛、谭延闿、李书城、李烈钧、柏文蔚等革命党都督和将领均与他过从甚密，“惜阴堂宾客云集，论政以外，兼及论军”^[27]。
 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于次日造访惜阴堂，向赵凤昌征询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其后又“屡至商统一建国诸要端，尤先以网罗英贤及国家财政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和黄兴多次以各部人选名单向赵凤昌征求意见，赵凤昌答之曰：“建府开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28]在他的推荐下，张謇、汤寿潜、程德全等立宪派和旧官僚纷纷被邀进临时政府。1912年初，孙中山甚至亲自致函赵凤昌，邀请他担任临时政府的“枢密顾问”，但是此举却遭到了赵凤昌的婉却^[29]。他抱定不出山、不做官的思想，始终未在临时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
 辛亥革命期间，赵凤昌不仅与南方革命党人关系密切，与北方袁世凯之间的联络也十分频繁。先是，早在立宪派筹备临时政府的时候，赵凤昌便提出过一个联络袁世凯共同倒清的方案^[30]。稍后，他通过其妻弟洪述祖与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建立了联系，唐绍仪便成为他在北方的代言人。1911年11月，洪述祖根据赵凤昌的授意，炮制了一份将以隆裕太后名义颁发的诏书，交唐绍仪转达袁世凯和亲贵奕劻，劝说他们敦请清廷召开国民会议，“投票取决共和、君位问题”^[31]。倘不允准，则“以去就争之”^[32]。12月初，清廷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双重压力之下，被迫派出了以唐绍仪为首的议和代表团。
 唐绍仪南下之前，曾电约赵凤昌、张謇等“东南人望”赴汉口会议^[33]，但是赵凤昌认为和议在汉口进行不便于自己插手，遂复电唐绍仪“径来沪上开议”^[34]。12月17日，北方代表团抵达上海，次日，赵凤昌便约唐绍仪与黄兴在惜阴堂相见，南北议和也于当天开始。
 据时人回忆：“这次议和是一个大烟幕，有关会议情况的电报，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重要问题在夜里谈：清帝退位问题、退位后的优待问题、退位后谁来的问题、要外国承认问题，等等。”^[35]“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36]“在和议过程中，每星期当中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兆铭、陈其美等曾在赵家聚会。”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做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37]。种种迹象表明，赵凤昌是议和中的一个神秘人物，他不仅能在南北双方穿针引线，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南方的意见。
 1912年1月中旬，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南北双方在惜阴堂里订下了清帝退位后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密约。随后，双方又在第一届内阁总理和陆军部长的人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坚持“内阁总理必须提出同盟会会员”，袁世凯方面则坚决反对。为此，赵凤昌提出了一个折中双方的办法，他建议唐绍仪加入同盟会，然后出任内阁总理，此举得到了双方的赞同。孙中山、黄兴当即表示“欢迎绍仪入党，同时即决定请绍仪为国务总理”^[38]。
 陆军部长也是内阁中的要职，双方均将此看作掌握实力的关键。南方推举黄兴为候选人，北方则必欲段祺瑞担任此职，一时相持不下，和谈陷入僵局。这时，赵凤昌深恐内阁不早日成立将引起列强的干涉，他急忙函电黄兴和汪精卫等人，劝黄兴以就任参谋总长为调和之计^[39]。在他的劝说下，本已无心恋战的黄兴很快便放弃了对陆军总长的争取。
 南北议和结束后，赵凤昌因调停有方而得到了袁世凯的青睐，袁世凯特意发电邀请他到北京政府中担任“顾问”，但是赵凤昌也拒绝了袁世凯的延揽^[40]。他甚至退出了自己曾经参加发起而现在已经公开打上了袁记标签的“统一党”^[41]，以示不介入任何政党纠纷。这一时期，他热心致力实业活动，曾被选为汉冶萍公司总董^[42]，不久又和张謇、应德闳合资收买了《申报》股权，俨然成为上海工商巨头。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二次革命”爆发在即。4月，孙中山、黃兴通过章士钊秘密联络岑春煊，准备拥岑倒袁，曾经策划于惜阴堂^[43]，但是，赵凤昌联络较多的还是国民党中的“法律解决”派。5月底，他在张謇的授意下，同在沪的国民党“法律解决”派汪精卫、胡瑛、陈陶遗等人共同商订了一份调停南北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一、国民党“决心举项城为正式大总统”。二、袁世凯须申明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国民党都督。三、坚持“宋案”法律解决^[44]。6月12日，张謇将这一方案电告袁世凯。
 袁世凯接到这一方案后，对国民党人采取了欺骗手段，他一方面“同意”调停，一方面又不断向南方调兵遣将，并连续撤免国民党都督。到7月初，形势已经十分恶化，但赵凤昌仍然对袁世凯寄予幻想。7月5日，他还给张謇去信，请张密电袁世凯宽释被捕的革命党人，“借收彼党人心”^[45]。不料“赣宁之役”猝然爆发，赵凤昌的调停之梦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二次革命”失败及时局的动乱，使赵凤昌“实业生计大受损害”^[46]，但他对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双方都充满了抱怨之情。未久，熊希龄、张謇等好友先后走上了与袁世凯在朝合作的道路，而赵凤昌则因“不肯牺牲”而遭到北京政府的猜忌，袁世凯的爪牙对他“污蔑无所不至”^[47]，甚至无端造谣，说他“欲在上海向某国借兵，另组政府”^[48]，企图加以陷害。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赵凤昌立刻投入反袁活动。此前，他曾接到黄兴从美国的来信，请他和张謇、唐绍仪、汤寿潜、伍廷芳、庄蕴宽等“海内人望”联合起来，共同推翻帝制^[49]。为此，赵凤昌进行了积极的行动，他一方面利用《申报》大造反袁舆论，一方面秘密游说直系将领冯国璋，企图劝冯在南京建都，造成第三种势力，北逼袁世凯下台，南与护国军并立^[50]。但是由于冯国璋首鼠两端，赵凤昌很快便对他失望了。1916年5月17日，黄兴再次从日本给赵凤昌等人来信，希望他们逼令袁世凯“早行退位”^[51]。同时，黄兴还派人专程回国联络赵凤昌，准备在宁、皖、赣、鄂一带布置反袁武装^[52]。袁世凯死后，赵凤昌给黄兴去了一封长信，信中把黄兴称作“同志”、“吾党”，期望他“早日归国，解一时纷纠之局，树百年远大之规”^[53]，表示了同革命党人重新合作的愿望。
 1917年7月，北京发生“张勋复辟”，赵凤昌再度投入反复辟斗争。他与段祺瑞的幕僚熊希龄联络频繁，积极为“讨逆军”运动军舰前往大沽助战^[54]，同时他还充当了段祺瑞和孙中山之间的调停人。草拟了一个“遵约法”、“唯宪法”、“督团逼散，归罪于逆”的调停方案，希望双方“不争是非”，实现南北统一^[55]。然而随着段祺瑞窃据北京政权和孙中山南下护法，调停活动很快失败。
 1917年之后，中国由表面的统一转入公开的分裂，各派军阀争权夺利，战乱不已，外侮内患，日甚一日。赵凤昌也感到前途渺茫，心灰意懒，他在政治上日渐消沉，实业上一蹶不振。1919年第二次南北议和时，双方虽然再度将他推为“调人领袖”^[56]，但是终于毫无建树。赵凤昌从此息影沪滨，埋头于辞章考据，参禅拜佛。1938年逝于上海，终年八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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