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棣华，名同连，字棣华，以字行。江苏镇江大港人。1895年9月16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于江苏淮阴。父亲赵明达是富裕的盐商。早年就读于常州五中、金陵大学，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后转入西北大学商学系，主攻经济，获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与陈立夫、余井塘、吴大钧等人友善。1926年学成归国，先后在南京省立第一中学、国立东南大学及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教。同年，经陈立夫、余井塘介绍加入国民党。1927年，赵棣华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职。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新设立统计、调查研究二科，赵棣华任统计科主任，陈立夫任调查科主任。1929年，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调赵任职秘书处总务科，主管党务财政。在任内，创立全国公务员所得捐。国民党中央华侨捐款保管委员会成立，陈果夫任主席，聘赵棣华为秘书，管理海外华侨捐款。当时华侨捐款甚巨，赵棣华对之保管运用尽心尽力，如南京马路之修筑、中山陵、谭延闿墓、北伐阵亡将士公墓、遗族学校、中央广播电台、“国民大会党”、华侨招待所等等，无不是善用华侨捐款而成。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主计处，赵棣华任主计官兼统计局副局长，旋升任局长。在任内，悉心从事会计制度的设计和推行，颁发全国会计制度统一规定八大册，修订了预算法、会计法、决算法等主计法令，并推向全国。此举标志着现代化的主计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1933年，江苏省政府改组，陈果夫任省政府主席，赵棣华被任命为财政厅长。接任财政厅长之初，江苏省财政相当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赵棣华决定从改革田赋入手。30年代中国各县地方财政几无制度可言，无统一收支办法，也无完备的账册，全由县长包办，而县长则主要依靠当地的“吏书”，因此“苏省田赋制度积弊至深，仅凭书吏挟其私存图册以为鸿秘”。赵棣华改革有三个方面：一是整理土地陈报。第一步是将吏书手中的税册收回，由县政府保管，第二步是办理土地登记，第三步是办理土地清丈。执行第一步时，因为与吏书的利益发生正面的冲突，加以地方乡绅的观望，一开始遭遇到很大的阻力，但赵棣华以惊人的毅力终克完成。土地清丈始于1935年，后因抗战爆发而未完成。二是整理田赋附加，把江苏各地一百五十多种名目的附加废除六十多种，禁止二十多个县自行印发辅币小票。三是变更田赋征收办法，由银行代收税款，改纳银为纳元。

赵棣华同时改革了江苏省财政的主计制度。通过制定各县编制地方预算暂行办法、各县动用预备费临时办法、预算科目细则、各县县金库暂行规程、各县地方款项稽核规程、省政府购置审定委员会规程及办事细则、江苏省财政稽核委员会组织章程及稽核细则等一系列的法规，统一收支程序和完善账册，建立预算、收支程序、会计、稽核等一整套地方财政的处理程序。在其任财政厅长期间，规定现金保管、账务记录、收支权限各自独立，而以预算为事先计划与控制之依据，以决算为事后之考核。同时，规定由江苏银行、江苏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保管现金，作为代理省、县金库;由财政厅派往各县的会计主任登记账务。这样，各县有收支预算、收入以条例与预算为据，支出以支付命令为凭。这些都堪称我们地方财政现代化的创举。

经过赵棣华大刀阔斧的改革后，江苏地方财政逐步好转。1932年省财政实收九百八十五万元，到1933年达到一千一百九十七万元。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全省许多县金库财政盈余多者数百万元，少者亦有几十万元。

1934年，赵棣华兼任江苏省农民银行总经理。赵棣华为江苏农民银行制定不以营利为目的、所有业务及行政设施无直接以农民利益为旨归的经营方针。在此原则下，江苏农民银行迅速展开业务，分支机构由原来不足三十处，在赵棣华接任后的数年间发展至八十多处，在重要的市镇亦开设有办事处。同时，江苏农民银行严守不在省外设行的原则，以服务本省为目的，将苏南各分行多余的头寸，由总行优先调苏北应用。规定各县城区吸收的存款，全部贷放农业，不得作城市工商业贷款。赵棣华对江苏农民银行的业务进行改革，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同时也向合作社、生产互助会、乡镇代表、农民个人和政府机关放款。赵棣华还发起成立了江苏农村金融委员会，成立农村合作社，还筹建农业仓库，实行青苗贷款、推行农贷，并办理抵押、保管、加工、运销等业务，在发展江苏农村经济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以后，国民党CC系以此为起点，成立了全国农村合作社，建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

1935年，赵棣华由财政厅委任为江苏银行董事长。同年，在国民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江苏省政府改组，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任省主席，赵棣华留任财政厅长。赵棣华向国民党中央荐计献策：在各战区内设直属行政院的经济委员会，配合军事政治需要，统筹发展经济，对敌进行经济作战。国民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首先在第三战区设立经济委员会，任命赵棣华为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和交通银行协理。这时江苏大部分地区沦陷，赵棣华随顾祝同在江西上饶办公，赵棣华在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调整生产，促进贸易，储备物资，加强运输，调节金融，严密缉私”的六大纲要。在当时第三战区大部分地区为日军包围的形势下，赵棣华组织贸易委员会以供应物资;组织合作委员会，以协助运销农产;成立第三战区的五省(苏、皖、浙、赣、闽)通汇处，以流通金融。同时组织水陆联运队处，以辅助铁路与公路运能之不足。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协调战时经济，战区的战略物资得到抢运，工业得以扶持，军粮民食有所保障，而金融亦见安定。在任职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时，赵棣华与重庆国民党高层保持着密切联系，往返上饶与重庆间达二十多次。在经济建设方面，赵棣华认为，战时经济建设应确立两个基本方针：“第一，要以军事为中心，以经济来配合抗战，巩固国防;第二，要在战时树立战后的新经济基础，努力建国，发展民生。”为此赵棣华提出都市工业农村化，把机器工业分散到农村的主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陷于香港，未能赴重庆，这引起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国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对交通银行的攘夺。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为抵制孔祥熙，邀请属于国民党CC系的赵棣华出任副总经理，并代总经理职。赵棣华上任后，把交通银行的设计处扩充为五科，自任处长，并延揽纺织、冶金、农林、金融经济研究专家多人各司其事。1942年7月，交通银行成为国民政府指定作为“发展实业”的专业银行后，钱新之、赵棣华竭力开拓业务，为发展大后方的工业出力。在赵棣华的主持下，加强银行与实业界的配合，以求发展，赵棣华提出由银行发行公司债与商业债券，代公司募集股票;开办了工厂添购机器设备保值存款;又以交行信托部的名义成立蜀余公司，运销川盐至两湖、滇、黔等地。

抗战胜利后，赵棣华当选为全国银行公会主席，并担任镇江旅沪同乡会会长。1945年，任中央财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赵棣华任国民政府委员。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为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专程来上海会晤赵棣华等人，以谋良策。赵棣华建议开放外汇，取消输入限制，允许直接购买国外生产生活必需品;对全国各种货仓物品进行摸底调查，以最快的速度、最广泛的渠道掌握物资;提出由政府接收的敌伪工矿企业及其国营事业应早日估价，转售给民间，既可以借此收回通货，又可充分调动人民的管理才能和生产积极性;准许人民按法律规定申请经营矿产等资源。赵棣华同时表示，交通银行当鼎力相助政府利国利民的措施。陈立夫后来把赵棣华及其他知名人士的意见汇总后写成报告，交国民政府行政院。但国民政府根本无意采纳，一心推行币制改革。

1948年，赵棣华随交通银行南迁广州，并接替钱新之为董事长，仍兼总经理。这一年，赵棣华撰写《挽救目前经济危机意见书》上呈蒋介石，痛陈当时财政经济之失策，指出“国内经济秩序如不能安定，则外汇之掌握无补于民生，亦无裨于税源。纵观三年以来，七亿美元之耗损，徒以增少数豪富之积聚，以进而加剧都市奢侈之风尚”，反对中国银行抛售黄金政策，认为“徒以助长投机，增贫富之距离”。赵棣华提出“收缩通货，放开物价”为中心内容的多项具体措施。但其时国民政府正准备迁往台湾，这些意见建议也无从采纳。

交通银行随国民政府迁台湾后，赵棣华认为工业起步要以民生事业为前提，故一到台湾即筹备中本纺织公司和台北纺织公司的开工，并以其子赵耀东任总经理。1949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从香港归来的镇江籍银行家徐国懋时，就谈起其对赵棣华的经济管理才能与理财能力的赞赏，并希望赵棣华能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赵棣华德高望重，备受政府重视，一生兼任职务极多，举其大者有：中央合作金库常务理事、四明银行常驻监察人、新华银行董事、大中银行董事长、大生纺织公司常务董事、中法药房董事长、上海市轮渡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中国纸厂董事长、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监察、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常务董事、中国植物油料厂常务董事、馥记营造公司常务董事、太平洋保险公司常务董事、中国棉业公司常务董事、中央日报董事、新闻报董事、江苏实业公司董事长、南通学院主席校董等。此外，他还兼任中华民国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常务理事、江苏建设协会理事长、上海市参议员、镇属五县旅沪同乡会副理事长、镇江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等。1936年，赵棣华和妻子李崇祜还在镇江办有崇华小学。

1950年，赵棣华随严家淦赴法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旧病复发。12月病逝于美国。

参考文献

• 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人物志》第7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
• 赵家连:《财政金融巨擘赵棣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镇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2003年版。
• 赵棣华:《一年来之江苏财政》,《江苏月报》第3卷第1期(1935年)。
• 赵棣华:《江苏地方计政之改革》(1—4),《会计季刊》(1935—1936年)。
• 赵棣华:《工业农村化》,《东南经济》第2期(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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