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禹，字舜臣、舜诚，1898年7月4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1]出生于山东曹州(今菏泽县)附近的赵楼村一户世代务农的贫穷农家，排行第三。七岁上私塾念书，但只读了两年便辍学，在家帮大人干活，割草、放羊。不久，父亲赵锡君因劳累过度去世，靠母亲郝氏支撑一家生活。赵登禹常听村里老人讲武侠故事，赞赏侠客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的义举。十三岁时，拜菏泽一带著名武术师朱凤军为师，学习武术，他练功十分刻苦，深得师父器重，学了将近三年，刀、枪、棍、棒样样精通。艰苦生活的磨炼，十五六岁的赵登禹已长得膀大腰粗，臂力过人。

1914年初秋，一次偶然的机会，赵登禹听说当时驻扎在陕西潼关的冯玉祥部队纪律严明，深受老百姓欢迎，遂与同乡好友赵学礼、赵金胜结伴，从菏泽步行一千八百多里路到潼关，投奔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被编入该旅第一团第三营佟麟阁连。赵入伍后，严格要求自己，苦练军事技术。由于有了武术功底，他的动作标准、利索，得到长官好评。有一次训练时，冯玉祥发现赵登禹身体魁梧，武术出众，便调他当自己的随从卫兵。

冯玉祥治军严明，亲自给士兵讲政治课，以“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反对官僚政府，反对外国侵略”^[2]的爱国爱民思想教育官兵，还将自编的《识字课本》、《军人教育》、《军人读本》等普及读物发给官兵学习。冯本人以身作则，带头读书，并规定在自己读书写字时，不接见任何人，无论谁来赵登禹都要挡驾。在冯的影响下，赵登禹在练兵之余，也抓紧时间学习文化。作为冯玉祥的随从卫兵，对冯的为人处世、治军治学，有了较深刻的了解，潜移默化，终身受益不浅。

1917年秋，冯玉祥率部进驻湖南常德，兼任常德镇守使。当时常德驻有日本领事馆，常有日本浪人仗势欺压中国老百姓，无人敢管。有一次，几个日本浪人酒后闹事，在街上殴打小贩。赵登禹气愤不过，把几个浪人狠揍了一顿，令他们当众向小贩道歉。然后又把他们扭送到旅部交冯玉祥处理，几经交涉，迫使日本领事赔礼道歉，保证不再重犯。1920年前后，赵登禹被任命为旅部直属工兵连第三排排长，跟随部队转战河南、河北、北京等地。由于屡立战功而连续被提拔，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联合孙岳、胡景翼，班师回京，发动了北京政变，把所部扩建为国民军第一军，赵登禹升任团长。

1926年9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不久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加北伐。赵登禹被任命为孙良诚部的团长，随即奉命援陕，解西安之围。赵登禹团和刘汝明师克咸阳，攻坝桥，绕道王曲、子午镇，北攻雁塔张家村，击溃刘镇华部，为解西安之围立下战功。1927年初，南方北伐军已胜利进军到长江流域。为了配合北伐军，冯玉祥决定率兵出陕，“援鄂攻豫，会师中原”。赵登禹以战功晋升为旅长。1928年又升任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七师师长，随宋哲元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先后剿平樊钟秀部、李云龙部、耿庄、段茂功部、何毓斌、赤亚武部以及党毓昆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赵登禹为第四路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赵师在河南杞县与蒋介石嫡系冯轶裴的教导第一师和张治中的教导第二师对峙。有一夜，冯军郑大章的骑兵绕袭柳河车站，烧毁蒋军十多架飞机，蒋介石幸免被俘。后来冯、阎军大败，第四路军退到山西运城一带，被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赵部第二十五师被改为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一○九旅，赵为旅长，驻山西猗氏县(今临猗县)及辽县(今左权县)一带，休整练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十九军奉调至北平附近的通县、蓟县一带驻防，赵旅随之到蓟县附近。1933年1月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后，长驱直入热河省。3月4日，赵旅奉命从蓟县出发，向冷口增援。3月5日，日军从热河大举进犯长城各口。驻凌源之东北军万福麟部，于汤玉麟放弃承德后向喜峰口溃退。3月6日，赵旅接命令折回，转向喜峰口。该旅先头部队王长海团冒雪经两天急行军，于9日上午抵达喜峰口，抢占关口两侧高地。当天，日军以大炮轰击，在装甲车掩护下，向我阵地猛攻。我军沉着应战，数次肉搏，敌死伤甚重，终未得逞。为便利作战指挥，3月10日，宋哲元特委任赵登禹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前敌总指挥^[3]。3月11日上午九时，日军集中炮火猛烈轰击，掩护步兵两个团向我喜峰口两侧高地猛攻，肉搏十多次，互得互失，双方伤亡惨重。东侧高地刘景山团阵地一度被占，赵登禹和第三十七旅旅长王治邦立即组织力量增援刘景山团，夺回阵地。在激烈战斗中，赵的左腿被炮弹炸伤，他强忍剧痛，坚持指挥战斗。12月，喜峰口两侧高地被敌占领。赵登禹奉命于午夜分兵四路，包抄奇袭日军，是夜，塞北寒风怒吼，大雪纷飞，赵登禹扶着拐杖，率王长海团绕至敌后，占领日军炮兵阵地，夺大炮十余门，因山僻路险，不便运回，当即加以破坏，使13日敌人反攻时，炮击甚少。14日，攻击喜峰口正面之敌于上午十时向后撤退^[4]。由于日军连日进攻长城各口未能得逞，便改变战略，改向滦东进攻。4月11日占领冷口，使喜峰口我军处于腹背受敌之势，第二十九军被迫撤至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赵登禹经过喜峰口战役，声名大振。国民政府颁奖他青天白日勋章。第二十九军获准增编第一三二师，并以战功提任赵登禹为该师师长。

1933年5月，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并勾结日伪夹击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8月，冯玉祥被迫撤销同盟军总部，宋哲元奉调回张家口继续主持察哈尔省政务。9月，赵登禹师奉命进驻张北县，该师所部二一七团向被敌伪军李守信所占据的独石口、沽源进攻，夺回了失地。1934年10月，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等由张家口去多伦，途经张北县时，无理拒绝我城防守卫查看证件，被带到一三二师司令部，仍蛮横拒绝查询。我军气急，从特务营选出一百名高大士兵，持着上刺刀的步枪，十人一班，五分钟一换，轮流向敌人头上约一寸远外刺去，让日本人知道中国军队不可侮，迫使川口等人赔礼道歉。1935年5月，日本特务人员数人，经张北南门强行进城，被卫兵带到一三二师司令部，经请示省政府，于次日放行。事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以日本人受辱为由，要挟宋哲元，并以武力相威胁，提出无理要求。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本的武力威胁，派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谈判，达成所谓《秦土协定》，保证日本人在察哈尔省自由往来，取消察省国民党机构，设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察省撤走。

1935年8月28日，南京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赵登禹一三二师也随军到了北平，驻扎南苑。1936年夏，第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突然被日本人抓去。赵登禹、冯治安(第三十七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刘汝明(第一四三师师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商量，认为日本胆敢擅抓我方高级将领，实在欺人太甚，我们不能示弱，于是派人交涉。赵扬言限日人两小时内放人，否则先将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同时向所部下令，要求两小时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不久，日方将宣介溪送回，诡称此次抓人系属“误会”。事后，二十九军调整防务，赵的一三二师移驻河北的任丘、沧州、河间一带。1936年1月，国民政府授予赵登禹陆军中将衔。5月，兼任河北省第四区剿匪司令。11月，兼任河北省政府委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增兵达十多万人，对平津进行军事包围。7月26日，日军攻占平津之间要地廊坊，并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于28日中午以前从北平附近撤退完毕。同日，赵登禹奉命到南苑与佟麟阁副军长共同负责北平防务。次日，第一三二师指挥所到达南苑，赵登禹即召开师、旅、团长会议，发布口头作战命令，进行战斗准备，并亲临前线视察战壕和防御设施，鼓舞士气。28日凌晨，日军集中步兵三个联队，炮兵一个联队，飞机二十多架，向南苑发起攻击。赵登禹和佟麟阁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敌人猛烈进攻下，我军伤亡过大，只好且战且退。战至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佟麟阁在指挥突围时，与日军遭遇，众寡悬殊，弹尽殉国。赵登禹率部向大红门集结，准备反击，当赵所乘汽车驶至大红门御河桥时，突遭埋伏在两侧的日军袭击，当即壮烈牺牲^[5]。同他一起遇难的有副官长赵国治、副官主任李先池、随从副官赵登高以及司机。

南苑血战后，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参议田春芳协同北平红十字会到大红门将赵登禹等牺牲将士就地掩埋。赵、佟英勇殉国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军民同声哀悼，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发布褒恤令，追赠赵登禹和佟麟阁为上将^[6]。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将赵登禹等第二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遗骸由大红门移葬卢沟桥畔。北平市政府将西城南太平桥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以志永久纪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2813.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