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钧，字智庵，河南汝州(今临汝县)人，生于1859年2月3日(清咸丰九年正月初一)。1878年，他考秀才不中，投入左宗棠所部楚军，随军进驻新疆。1883年，在伊犁充当勘划中俄边界办事员，由于“边防出力”，被“保以巡检遇缺即选”^[1]。1889年改捐典史，分发直隶省，次年到省。二年后补新乐县典史，1895年调署东明县典史，1897年调署东明县中汛管河巡检，并署开州下汛中判。1899年调署天津北仓大使，题补献县管河主簿，不久捐升知县，充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率巡防营，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1900年至1901年，他率领巡防营在京津一带镇压义和团。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委派他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并奏保他免补知县，以直隶州知州仍留直隶补用。

赵秉钧心凶骨媚，深沉阴鸷。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后，认为他“才长心细”^[2]，于1902年初派他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创办巡警，并奏保他为知府，加盐运使衔。他和袁世凯的警务顾问三浦喜传(日本人)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选募巡警，迅速地成立了一支有500人的巡警队，分布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治安”，“成绩昭然”^[3]。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同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之一是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赵秉钧奉袁世凯之命，把新军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法”，然后率领巡警1500人进入天津城，担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在伊藤和原田的指导下，他又创办天津侦探队(后改为探访局)和天津巡警学堂。1903年他将天津和保定两所巡警学堂合并，更名北洋巡警学堂。此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他在天津“划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4]，以推行“猛治”，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03年3月，袁世凯奏保他免补知府，以道员留原省补用。8月奉旨照准。

1905年9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火车站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惊恐。赵秉钧带天津侦探队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10月巡警部成立，经袁世凯奏保，赵秉钧担任巡警部右侍郎。由于他的警务才干出众，袁世凯和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对他极为信任，巡警部的机要大权都掌握在他手中。对北京的警政，他“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行踪无定”^[5]。次年1月，他奏请从天津和保定抽调巡警官兵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工巡局为内、外城巡警厅，把北京的警政抓到手，使原来在北京办巡警的肃亲王善耆“地位颇危，仅能自保”^[6]。他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人民遭受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言行也都逃不出他的监视，甚至宫廷动静也在注视之列，所有重要情报都能及时地送到袁世凯手里。这样，他便一跃而成为袁世凯集团的特工头子。

1908年底，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满族少壮亲贵与袁世凯集团的矛盾激化。次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回河南彰德“养病”。善耆乘势夺取北京的警权。3月，赵秉钧被撤职。从此他闲居天津，时常往来彰德，与袁世凯暗通消息，窥测时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彰德参与袁世凯的窃国密谋。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后，他担任民政部大臣。当时，八旗兵多调入北京城内，扬言要屠杀汉人。人心惶惶，局势混乱。他奉袁世凯之命先入北京，利用自己在巡警界的潜势力，在姜桂题所部毅军的支持下，把新调进的旗兵“一律资遣回城外汛地”，撤出旗籍巡警，减免捐税，强令商店营业，戏院开演，迅速地恢复了秩序。

袁世凯为了逼迫清帝退位，从1912年1月中旬就称病不复入朝，内阁所有奏折及请旨都由赵秉钧和梁士诒、胡惟德三人往来传述。1月19日，他们代表袁世凯列席亲贵王公讨论退位的御前会议，赵秉钧提出内阁解决时局的方案，即清政府和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当场遭到激烈反对。他很不耐烦地说：“此案实为内阁苦心孤诣于万难之中想出来的办法，若不见纳，除了袁内阁全体辞职，别无办法了。”说罢扬长而去。以后，他和梁、胡多次逼宫，最后隆裕太后曾哭着要求他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母子二人性命”。他又陪着大哭，并“誓言保驾”^[7]。

清帝被迫退位以后，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让位给袁世凯。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唐绍仪组织内阁，赵秉钧任内务总长。赵秉钧深知袁世凯和同盟会的妥协只是一种策略，当唐绍仪提出在内务部司员中安排几名同盟会员，以表示新旧合作时，他坚决反对，说要害部门必须全用北洋旧人。两人争持不下，他便扬言要率领内务部全体司员辞职，终于迫使唐绍仪让步，而且从此拒不出席由唐召开的国务会议。问其理由，则说：“会议关系本部之事甚少，而现在维持秩序之事诸关重要，故以不赴为便。”

不久，袁世凯逼走唐绍仪，赵秉钧暗中唆使北京军警会议召开特别会议，威逼参议院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陆徵祥内阁国务员名单，他仍连任内务总长。8月间，陆徵祥因受参议院弹劾，称病请假，赵秉钧奉命代理。此后，为了骗取同盟会领导人的信任，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他请人代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同时对应邀进京的孙中山和黄兴极力表示亲热。9月，袁世凯准陆徵祥辞职，提出赵秉钧由代理改为实任。当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黄兴企图通过赵秉钧实现“政党内阁”主张，便在参议院国民党议员中极力疏通，使赵内阁得以顺利通过。赵秉钧仍兼任内务总长。与此同时，外交总长梁如浩、农林总长陈振先、司法总长许世英都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本来已宣布脱离同盟会的工商总长刘揆一也表示愿恢复党籍。因此，赵内阁被人称为“国民党内阁”。但对这个“临时现凑的政党内阁”，当时“人多非笑之，谓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8]。

内阁组成不久，赵秉钧就变了腔调。当有人问他加入政党的事时，他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政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看的，也有搁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有人说亲眼见过他送到统一党和同盟会的党证。他则摇着头说：“此恐怕不是我写的吧!”

10月3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说“以维持现状为主义”。然而，不久他就把国务会议移到总统府召开，一切听命于袁世凯，使内阁变成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工具。

1913年初，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独占优势。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计划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赵秉钧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权位有被夺走的危险，便和袁世凯一起策划暗杀宋教仁的阴谋活动，但在表面上他却对宋教仁特别友好。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伤势很重，延至22日逝世。不几天，正凶武士英及谋杀犯应夔丞被捕，在应夔丞家中搜出赵秉钧给应的密电报一册及叮嘱应夔丞“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之密函一件，还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指使应行刺的函电多件，而且在洪致应的函电中，有多处提及袁世凯和赵秉钧指挥暗杀事，如：“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又：“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又：“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等等。这些证据被公布出来，宋案真相大白，举国人心震动，舆论哗然。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上海法庭传赵秉钧出庭对质。赵秉钧拒不出庭，装出一副无辜受累的样子，抵赖说：洪致应函电从未阅过，完全是洪假托名义，“招摇”或“隐射”。又装腔作势地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无问世之心。”由于总统一再敦促，才出来帮忙。后来，南方国民党人坚持要他出庭，他便凶相毕露，说“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如何干系，尚未判定”，要我“出庭受质”，完全是“野心枭桀，攘夺政权，藉端发难，血口喷人”。同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他发动特务机关制造假案，反诬黄兴组织“血光团”，派遣团员来京暗杀政府要人，授意北京检察厅票传黄兴到案对质，借以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尽管赵秉钧使用了这些鬼蜮手段，终不能掩盖事实真相，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以“感患牙痛兼头眩”为名引嫌自请免官。袁世凯批准他请假十五日。后来，他一再续假，直到7月16日袁世凯才准他辞职，而让段祺瑞代理总理，组织“战时内阁”，血腥镇压“二次革命”。次日，赵秉钧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21日又担任了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对京津一带反袁的国民党人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

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以后，赵秉钧于12月16日接替冯国璋担任直隶都督。1914年初，自上海越狱脱逃的应夔丞来到北京，以功臣自命，要求袁世凯实践其“毁宋酬勋”的诺言。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奉袁世凯密令，于1月19日在京津铁路火车上用电刀将应杀死。这件事使赵秉钧感到兔死狐悲，他为应鸣不平，径自发电通缉杀应凶犯，并抱怨袁世凯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9]袁世凯装作不知内情，2月19日又让他兼直隶民政长。但是，没过几天，即2月27日，他在天津督署突然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孔流血而死^[10]。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袁世凯“遣人置毒羹中，杀以灭宋案之人证者”。

对于他的死，袁世凯假装非常痛惜，派朱家宝及其次子袁克文赴津治丧，特发治丧费一万元，并送挽词：“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1915年底袁世凯做皇帝，又追封他为一等忠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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