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锡琛，1889年8月24日出生。原名锡櫄、锡椿，后改锡琛，字雪村，又字君实。浙江会稽(今绍兴)马山镇人，近代编辑出版家。出身小商人家庭，五岁入私塾读书。十六岁，入县城东文传习所学日文。十七岁，入本县东湖通艺学堂学习。不到半年，章锡琛就不得不结束自己的中学生活，在父母的安排下回家完婚。
 对家里的小店生意，章锡琛了无兴趣。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在乡下办起了一所小学，取名“育德学堂”。小学堂中只有两位教员，朋友当校长，章自己做副校长。两年后章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在师范一年的学习进步很大，1909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被学堂监督杜海生留为该校附属小学教师。不久，又兼任明道女子师范学堂教员。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二十三岁的章锡琛来到上海，由杜海生介绍进商务印书馆，任《东方杂志》编辑。1920年后，接任《妇女杂志》主编。次年又兼为《时事新报》编辑《现代妇女》旬刊，为《民国日报》编辑《妇女周报》副刊，是文学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立达学会的最早成员或发起人之一。
 主编《妇女杂志》期间，章锡琛果断地调整编辑方针，大胆革新内容，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和夫权思想，介绍各国妇女运动。《妇女杂志》因发表鲁迅等作家的大量新文学作品，倡导新思想，很受读者欢迎，发行量从近千份激增至一万份。
 五四运动后，在反封建礼教的呼声中，关于性道德问题引起重视和讨论。1925年1月的《妇女杂志》是《新性道德专号》，刊登了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和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章锡琛在文章中主张性生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文中引用了福莱尔的“对于性的冲动及性的欲望的自制，实在是第一要务”及“甚至如果经过两配偶者的许可，有了一种带着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及其他个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的”等主张，触动了道学先生们的神经，遂群起而攻之。3月14日《现代评论》第一卷十四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陈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章锡琛和周建人又各写一篇文章答陈百年，旨在引起公开争论，但是已经不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而是由《现代评论》大加删节后，刊在5月9日第一卷二十二期上的“通讯栏”里。鲁迅看到《现代评论》这样扭曲章、周两位的文章，就把它们全文发表在5月15日《莽原》周刊第四期上，并在《集外集·编完写起》里说：“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惊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
 陈百年的文章发表以后，商务就不再让章锡琛主编《妇女杂志》。在郑振铎、胡愈之、吴觉农等朋友的支持下，章锡琛于1926年1月创办《新女性》杂志。商务印书馆要求他或者停办《新女性》，或者离开。在商务工作了十四年的章锡琛决意离开，专心主办《新女性》，从组稿、编辑、校对、付印到发行，他全都一力承担，同时还兼任私立神州女校国文教员。
 《新女性》杂志社为了克服经费困难，逐渐出版了《妇女问题十讲》、《新性道德讨论集》等一些图书，印刷装潢都很好，销路也不错。于是，大家商量索性办个书店。
 从1926年7月开始筹备，章锡琛以商务印书馆的一二千元退俸金为基础，加上兄弟章锡珊的一些资金，8月22日，在宝山路的家中挂出了“开明书店”的招牌。关于书店名称有不同的说法，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史料记载为鲁迅取的名，店招为孙伏园所书。开明书店的发起和策划者除了章氏兄弟，还有胡愈之、夏丏尊、刘叔琴、杜海生、丰子恺、胡仲持、郑振铎、孙伏园、钱经宇、吴仲盐(章锡琛的妻弟)等。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章锡琛曾以妇女问题研究会代表身份参加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积极声援爱国群众运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立即写诗在13日的报上发表，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白日青天杀劳工”的激愤之语;次日，又与胡愈之、郑振铎、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冯次行联名写信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并在15日的《商报》上公开发表，率先向社会揭露事实真相，被周恩来誉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壮举”。
 1928年冬，章锡琛组织专为开明书店承印书籍的美成印刷所，任副所长。同年改开明书店为股份有限公司，开明的资本从最初的5，000元左右发展到50，000元，章锡琛先后被推为协理、经理、常务董事，1934年被选为总经理，开明书店逐渐成为声誉鹊起的出版机构。
 1934年2月，国民党下令查禁149种书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冯雪峰、钱杏邨、巴金等28位进步作家的书籍，涉及25家出版社。开明书店领衔联合同业，两次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章锡琛还和夏丏尊联名写信给蔡元培、邵力子，迫使当局放宽禁书尺度。
 1935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就义。鲁迅扶病收集整理了他的遗作译文集《海上述林》。当时出版这本书要冒很大的风险，章锡琛毅然接下书稿，秘密排字制版，由内山完造在日本印行。当时开明资金短缺，买铅材的钱由开明书店编辑所同人捐助。鲁迅在《〈海上述林〉上卷序言》中，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从创办开明书店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是章锡琛出版事业的黄金时期。开明书店成立后，首先确定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少年为自己的读者群，出版了大批教科书、文学书籍和青少年读物。
 1927年，由章锡琛亲自创办的《开明活叶文选》是开明书店极富特色的出版物，后来书业多有仿效。这份文选一直办到抗日战争爆发，到1937年时，已出了两千多篇，成为大中学校普遍采用的国文教材。
 林语堂打算编写英文教科书，开出每月300元预支版税的高额条件，四处物色出版者。先联系了北新书局，北新认为风险过大，未果。再由孙伏园做中间人联系开明，章锡琛一口答应。当时开明的资金一共才四五千元，营业额也不大，书编成后是否销得出去，还是一个未知数。但章锡琛觉得林语堂英文底子厚，水平高，值得尝试，他又请丰子恺作了精美的插图。1928年《开明英文读本》上市后，市场反应很好，一个月内加印了几次，林语堂获得的个人版税收入就高达30万之巨，开明也由此获利颇丰。再加上后来与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的那场官司和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使得《开明英文读本》在沪上一枝独秀，销量飙升，连商务、中华这样的书馆都自叹不如。
 30年代中期，开明还出版了颇有特色的初中课本《国文百八课》，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为开明书店打开了局面。
 1929年12月开明书店停办《新女性》，废刊词说：“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已经不需要了。”代之而起的是1930年1月创刊的《中学生》。这种出版线路的及时调整，是章锡琛对出版与时代关系正确理解的结果。
 开明十分重视杂志的编印，其代表性刊物有《新女性》、《一般》、《中学生》、《中学生文艺》、《新少年》(一度改称《开明少年》)、《国文月刊》、《月报》等。
 开明的读物往往具备系列性、连续性，是最注重编辑出版丛书的书店之一。它的《开明少年丛书》、《开明青年丛书》、《开明青年音乐丛书》、《开明文史丛刊》、《开明少年文学丛刊》、《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开明文学新刊》等，都成为拥有广大读者、享有较高声誉的优秀系列读物。《开明青年丛书》，包括朱光潜的《谈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阅读与写作》等。《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包括叶圣陶创作的童话《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徐调孚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等。《开明文学新刊》包括了茅盾、老舍、叶圣陶、巴金、夏丏尊等著名作家的小说、散文、戏剧集，如朱自清的《背影》、叶圣陶的《倪焕之》等。文学方面还出版了茅盾的《蚀》、《虹》、《三人行》、《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灭亡》、《新生》，高尔基著、沈端先译的《母亲》等名著(为逃避查禁，译者署名为沈端先，书名改为《母》)。
 除教科书、杂志和青少年读物外，开明书店在古籍和工具书方面也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书。《辞通》原名《蠡测编》，后名《读书通》、《新读书通》，最后定为《辞通》。全书共24卷300万字，是作者朱起凤花费三十年心血写成的。书稿的价值，得到了胡适、钱玄同等众多学术名流和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群学社等多家出版社的一致肯定。然而，由于书稿篇幅极大，内容专门，偏字较多，排印困难等各种原因，出版社往往认为销路有限，唯恐亏本。书稿在多家出版社数进数出达十余年，不能出版，到1930年，辗转到开明书店时，章锡琛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并付给作者6000元的高额稿费。章锡琛曾对此书编辑宋云彬说：“朱丹九(起凤)先生竭尽毕生精力，写成这样一部大著作，不但应该给他出版，也应该多送点稿费，让先生晚年过得舒服些。”令人欣慰的是，这部书稿经过三年的精心整理，到1934年正式出版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预约10000部，两个月内售罄，又加印数万册，仍然供不应求。章锡琛毅然决定出版《辞通》，是当时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接着，开明书店又出版了影印《二十五史》和《二十五史补编》，对史学研究有很大便利，被世人称为“扛鼎之作”;还出版了明末毛晋汲古阁《六十种曲》;出版了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和卢芷芬、周振甫编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等极为实用的工具书。
 开明书店的资本最多的时候也不过30万元，但章锡琛凭借自己的能力吸引了一大批来源不同的文化人，稳扎稳打，使开明成为旧中国六大书局(商务、中华、开明、大东、世界、正中)之一，后来更和商务、中华鼎足而三。
 开明书店拥有由夏丏尊、叶圣陶、顾均正、唐锡光、赵景深、丰子恺、钱君匋、王伯祥、徐调孚、傅彬然、宋云彬、金仲华、贾祖璋、周予同、郭绍虞、王统照、陈乃乾、周振甫等学者、作家担纲的一支知名的编辑队伍。其出版物注重质量，内容、编校、纸张、印刷、装订、装帧设计都十分讲究，在读书界享有盛誉。
 开明特别注重培养和使用年轻人，章锡琛亲自给年轻人办讲座，在他们年满出师后都委以重任。章锡琛也希望他的出版事业能在子女们手中传下去。他的儿子在排字房、印刷间、营业部轮流学习了好几年，才调到南京去主持开明分店的工作。这是他理想中的职工教育，他教育出来的新一代要懂得排字、浇版、印刷、装订以及发行等各部门的工作，可以成为出版界的全才。
 开明书店门市部敞架售书，所有书籍向读者开放，买不起书的人也可以去读书，进一步体现了开明“破除市侩之营利的方术，专谋著作界及读书界之特殊利益”的办店宗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日寇进攻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第三天，开明书店设在虹口梧州路的经理室、编译所、货栈及美成印刷厂，被日寇炮弹击中，开明所有图版纸型、藏书资料、几百万册存货，以及正在印刷厂待印的《二十五史》全部锌版，美成印刷厂的所有器材，全部被毁，损失达资产的80%以上，元气大伤。这时，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找到章锡琛，建议合作开办书店，日方提供资金，中方负责经营。章锡琛当场婉拒，表示中日双方正在开战，此举不妥。
 开明随后向武汉转移，所运机器、纸张途中遭劫，只得停业。章锡琛乃回沪留守，解决房屋诉讼等问题，并着手恢复印书业务，将纸型秘密运往内地用土纸印刷取得成功。
 1941年12月8日上海沦陷后，日军查封开明等书店，强令充当宣传“大东亚共荣”进行奴化教育的工具，遭到一致拒绝。开明的出版工作就此停顿，凡留沪的作家、朋友和同人生活困苦者，章锡琛派人送去生活费，以解燃眉之急，共渡难关。
 1943年12月15日，章锡琛、夏丏尊被日军从寓所抓走，震动了文化出版界。经多方营救，十天后获释。两位先生在狱中都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出狱后，章锡琛写诗明志，有“要为乾坤扶正气，枉将口舌折侏儒”之句。
 抗日战争时期，开明书店设在重庆、桂林、昆明、成都、贵阳、衡阳、吉安、金华等地的办事处，在恶劣的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显出强劲的活力。开明在重庆参加了国定本教科书联合发行处，承供教科书数量占7%。开明人还以团结互助、长夜待旦的心情编纂辞书，没有虚掷光阴。
 抗战胜利后，章锡琛带领开明同人重新复兴开明，但是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书店的经营区域逐渐缩小，加上钞票一再贬值，经济上的困难甚至超过战时。在白色恐怖下，开明书店艰难中仍然出版了《闻一多全集》和《朱自清文集》等。
 开明出版物一直坚持中间偏左的路线，1946年内战爆发后，周恩来安排上海工作时，把开明书店定位为“第三线”，希望它利用自己的“中间”身份尽可能维持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锡琛辞去开明书店常务董事职务。1949年12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专员、处长，拟定新中国第一个《著作权暂行法》及其《细则》。1950年2月，开明书店向国家出版总署递交了请求公私合营的呈文。6月，章锡琛代表开明董事会在北京召开的“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上作了“开明书店的新生”的讲话。1953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全国出版行业中第一家实现了公私合营，开明的大部人员进入了国家出版总署。
 章锡琛悉心创业不图名利，从不以开明创始人自居。开明书店董事会曾决定在北京北小街购置住宅赠予章锡琛，对他为出版界作出的贡献表示崇敬，并使其安度晚年。当时章锡琛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得知消息后，立即要求董事会撤销这一决定，同时迁出该院，另租东单三条的房子居住。
 1954年，章锡琛调古籍出版社任副总编，当时国家正在组织整理出版《资治通鉴》，在排版校对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章锡琛主动承担了艰巨繁重的扫尾工作，长达数月不分昼夜默默无闻地付出心力。1956年转入中华书局任副总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9年6月6日含冤逝世。1988年恢复名誉。
 章锡琛一生从事编辑、出版事业，创办、经营开明书店二十余年，集结了一批优秀、正直、进步的文化人，视出版工作为教育事业，编辑、出版了大量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进步书刊;并主持出版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现代文学巨匠的名著，以及《辞通》、《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重要文史书籍。一生发表译著七百多篇，译有《文学概论》(日译本)，著有《新文学概论》、《妇女问题十讲》、《漫谈商务印书馆》等，撰写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出版”条目，校注有《文史通义选注》、《助字辨略校注》、《马氏文通校注》。

参考文献

• 章士宋:《章锡琛和开明书店》,《出版史料》2007年第2期。
• 王建辉:《开明创始人章锡琛先生》,《出版广角》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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