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鸿钊，字演群，号爱存，笔名半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1877年3月11日(清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浙江湖州(今吴兴县)城南荻港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父亲章乃吉是塾师，叔父是光绪己丑科进士。

章鸿钊从五岁起随父亲读书，十二岁时跟随族叔学习作文。他勤奋好学，攻读文史之外，还自学数学，遍览中国算术书籍，1897年编成《综合算草》，次年考取秀才。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曾教了两年家塾。1901年入湖州安定书院和爱山书院读书，秋末以第一名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堂。1903年秋，东文学堂停办，他随学堂监督(校长)罗振玉和日籍教员藤田丰八去广州，在两广督署学务处襄办编辑教科书事务。1904年初，章鸿钊被广东当局选拔到日本留学。

章鸿钊和同时代的许多爱国志士一样，目睹清政府的腐败，立志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欲以科学救国，振兴中华。在日本，初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预备班，一年后转入理科，先学数学，后改学农学。1908年毕业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科，受业于地质学家小藤文治郎。

1911年6月，章鸿钊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他是我国留日学生中较早选修地质学并获得地理学士学位的人。回国后，任北京京师大学堂地质学教师，是我国主讲地质课的第一位本国学者。

武昌起义后，章鸿钊欣然应邀赴南京参加筹建临时政府事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实业部矿政司下设立地质科，它标志着中国地质事业的诞生，章鸿钊被委任为地质科科长。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筹划开拓。他对于“我国山川蕴藉，灵秀所钟，弃利于地，无人过问，欧美学者先后逾海而东，日本继之，足迹及于中国之大半，而我国犹若勿闻”^[1]的状况，引以为耻，力图改变。他草拟了《地质调查咨文》，向全国征调地质人才和地质图籍;又写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并附有筹设地质研究所的详尽计划和简章。其中一段写道：“调查私议者，欲诉之于全国人民也。设研究所，并期之于我国后生青年也，而尤以培植青年为最切要。”^[2]他力主先办地质研究所，招收中学毕业生，修业期限为三年，以快速培养中国自己的地质调查人才。同时，还向当局疾呼：“谋国者首宜尽地利以裕民财。欲尽地利，则舍调查地质，盖末由已!”^[3]4月底临时政府北迁，北京政府将实业部分为农林、工商二部，9月，他转任农林部技正，因此上述计划未能实现。

1913年初，工商部地质科由丁文江继任科长。矿务司负责人张轶欧采纳章鸿钊的方案，与丁文江商定开办地质研究所(实即高等地质专科学校)，将章氏所拟章程、计划以部令颁布。9月，招生30人，10月初开学。章鸿钊受聘兼任主讲教师，11月，代理所长。年底，农林、工商二部合并为农商部，章鸿钊正式担任所长，专力从事地质教育。当时，农商部长张謇不以办地质研究所为然。经章鸿钊恳切陈词，据理力争，研究所计划才获得批准。到1916年，该所第一批学员有22人毕业(其中4人因考试不及格，未发毕业证书)，为我国地质调查提供了骨干力量。其中不少人如叶良辅、谢家荣、王竹泉、谭锡畴、李学清、朱庭祜、李捷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章鸿钊对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亲自带领全班学生到北京西山和河北滦县、开平等地实习，并在西山区进行矿产勘测工作。在1916年7月14日的毕业仪式上，一些外国地质学者看了学生的学业展览后，认为“成绩甚佳”，“实与欧美各大学无异”，“为中国科学上的第一次光彩”^[4]。章鸿钊在毕业典礼上谆谆劝勉学生：“从事地质，虽苦亦乐!”“学问上研究不可忘记，形式上的痛苦总要忘记。”^[5]他鼓励学生要以调查矿产富国利民在精神上的快乐，战胜野外地质工作的艰苦。研究所原拟继续招第二批学生，由于丁文江主张停办，遂告终止。以后，章鸿钊改任地质调查所地质股股长，兼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1922年11月，他率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博物系学生赴泰山，进行地质实习，开创我国妇女界参与考察地质之先河。章鸿钊于泰山朝阳洞刻石记述此事。

1922年1月，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章鸿钊被选为首届会长。他大力推动学会工作，创办《地质学会志》，并亲自参加编审稿件。以后他多届任理事，十分关心学会的发展。他的论文大多是在《地质学会志》和1936年创刊的《地质论评》上发表的。在我国最早的一些学会团体中，无论是组织建设，还是学术活动、论文出版，中国地质学会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较高的声誉。章鸿钊还是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的社员、撰稿人。他与鲁迅是同乡，爱国情怀相同，时有过从。

因与北洋政府地质机构的主管人在地质事业发展方针上意见不合，1928年7月，章鸿钊辞去地质调查所的职务，专事研究著述。1936年曾被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审查委员。1937年，中央研究院聘他担任地质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这些年中，他没有固定收入，家庭生活主要靠兼职和稿费维持。他以献身地质科学为志，虽然坎坷困苦，也不改初衷;论文著作，更趋广博精深。面对祖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的爱国热忱尤见坚贞。“卢沟桥事变”后，他因长子病重，滞留北平。日本人曾多次登门聘请，许以伪华北某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和优厚的薪金，都被他严词拒绝。1941年4月，他摔伤左足，卧床八个月，始能扶拐行走。他给重庆的学生去信说：伤腿虽然痛苦，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省了日本人的纠缠^[6]。他年过花甲，身处逆境，贫病交加，仍然不忘报效祖国。每有余暇，就“展简披图”，阅改《古矿录》文稿。他将这部手稿“深藏箧中”^[7]，以待将来。当他得知留在北平的几名学生在日本人招聘下有可能动摇时，心急如焚，登门规劝，晓以民族大义。在他的督促下，这几名学生终于离开北平，奔赴抗战后方。1943年秋，他腿伤已愈，遂举家迁居上海，一度暂住亲戚家中，经济上多赖亲友和学生资助。

抗战胜利后，章鸿钊于1946年下半年由上海迁居南京，任国立编译馆编纂。同年，获得中国地质学会葛利普金质奖章，中央地质调查所特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供他作研究用。他致力于《地质学论丛》的写作和区域地质构造理论的研究，编译岩石学名词等，并继续研究区域地质构造理论方面的课题，撰写和发表了有关论文和专著。

1949年4月，南京解放，章鸿钊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庆幸中国地质科学也获得新的活力。他被邀请参加南京市首届人民代表会议。1950年9月，章鸿钊被特聘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顾问。11月，他不顾年老多病，应邀赴北京参加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致开幕词。1951年，任《南京日报》社技术研究组召集人。早在40年代初，他就提出过地质科学和实际相结合，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正确主张，但在旧社会根本不被重视。解放后，他亲眼看到地质学真正与人民事业结合起来，感到由衷的高兴，迸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努力研究，发表若干新作。

1951年9月6日，章鸿钊病逝于南京。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李四光致悼词说：“章先生为人正直而有操守，始终不和恶势力妥协;他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多次拒绝和日本人合作;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贡献尤大。因此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8]

章鸿钊一生著述甚丰。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借回国探亲机会，赴杭州、富阳、临安、于潜、天目山一带进行地质考察，系统地搜集实际资料，回校撰写了《浙江杭属一带地质》的毕业论文。这是我国地质学者自己独立完成的第一份地质调查报告，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1916年地质研究所停办后，他将全所师生在一些省份实习中所写的69篇调查报告，综合整理出《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对全国地层分布、火成岩、地质构造、矿产等，系统地作了分析归纳，建立起我国地质区划的概略轮廓，是当时我国一份重要的地质研究成果。以后，他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地质发展史、地质调查史和地质科普等方面，发表了大量的学术专著。他精通文史，从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悉心研究有关地质、岩石、矿物、金属和化石方面的史料，用地质科学理论加以解释，去伪存真。他的著作，以资料翔实、论述精确著称。他的代表作有《石雅》、《古矿录》、《自鉴》、《三灵解》等书。《石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质、岩石、矿物、化石和金属方面的总结性著作，1921年出版后，1927年曾再版。《古矿录》是他用十余年时间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整理成的一部叙述我国矿产资料的重要著作，全书分十卷，按省阐述，附分布图及历代年号与公元对照表，1954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对我国地质普查勘探工作的开展，帮助极大。1923年发表的《自鉴》，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道德观念的形成、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梁启超为之作序，高度评价其学术价值^[9]。章鸿钊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都进行过反复研讨。他长期研究震旦运动问题，对日本、东亚以至太平洋区域地质构造的认识不断深化，先后发表了《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1936年)、《太平洋区域之地壳运动及其特殊构造之成因解》和《就所谓震旦运动及对于此事之批评重加省视》(1947年)等。他用环太平洋大陆块向洋水平位移来解释太平洋造山带的形成，在当时的地质学术思想上，坚持了活动论的观点。“二战”结束以来板块学说的发展，证明他的这一观点是富有远见而难能可贵的。

章鸿钊在数理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并能将数学、物理学方面的最新成就运用于地质科学研究。1929年发表的《地质学界两种过度的信仰和今后发展的趋势》一文，提出要以物理学作基础，开展地质学的研究，预言《物理地质学》或《理论地质学》“将作为一门新学科出世”^[10]。他在科学上的进取精神和敏锐的观察力，至老不衰。1951年，他还在《中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周髀算经上之勾股普遍定理》(陈子定理)和《禹之治水和勾股测量术》两篇数学论文，可见其知识的渊博和研究领域的宽广。

章鸿钊治学严谨，道德高尚，为了地质事业的发展，他顾大局，重团结，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深得后学的敬仰。晚年他在一首述怀诗中说道：“治学何尝有坦途，羊肠曲曲几经过。临崖未许收奔马，待旦还应傲枕戈。虎子穷搜千百穴，骊珠隐隔万重波。倘因诚至神来告，倚剑长天一放歌。”^[11]这是他一生锲而不舍，始终如一，献身中国地质科学的忠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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