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安徽枞阳人。1895年11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一)出生于安徽桐城。父章扬清，薄有田产。章伯钧七岁丧父，其母变卖田产供他上学。
 章伯钧幼年入私塾，继入桐城中学，1916年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20年毕业，回到安徽任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因聘请了恽代英等任教员，思想倾向进步，一年后即被解除校长职务。1921年章伯钧到北京投考庚款留美，未被录取。当时许世英任安徽省教育厅长，对章颇器重，给以公费派赴德国留学。次年由上海起程，与朱德、孙炳文等同轮前往柏林。
 章伯钧到德国后，入柏林大学学习，攻黑格尔哲学。他在柏林大学三年，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1925年，邓演达到柏林，章伯钧结识了邓。邓的政治主张，对章后来有一定的影响。
 1926年春，章伯钧回国到达广州。当时郭沫若在广东大学(7月改称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经孙炳文介绍，章被聘为广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不久，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章伯钧从广东到达武汉，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1月，任武汉国民政府人民裁判委员会委员。3月，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章被任为农民部设立的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他积极主持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
 同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清党、分共，大革命失败。邓演达离开武汉前往苏联。章伯钧则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并被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章随军南下。部队进入广东后，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失利，他经潮州乘船到香港，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28年，章伯钧从香港到上海，与谭平山等发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又不同意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表示要恢复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继续民族民主革命。他们与在国外的邓演达取得联系，得到邓的支持。人们从此把这个介乎国、共两党之间的小政治派别称之为第三党。
 1930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全国干部会议^[1]，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他起草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为总干事，章伯钧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1931年8月17日，国民党特务将邓演达逮捕，随即予以杀害。章伯钧和黄琪翔、彭泽民、季方等列名负责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工作。
 1933年9月，章伯钧和黄琪翔到香港，随后去福州，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发动的联共、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章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闽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声明脱离国民党，参加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也参加了该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这时不得不宣布解散。由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福建人民政府不到两个月即宣告失败。1934年春，章伯钧从香港流亡到日本。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章伯钧由日本返回香港，和彭泽民积极准备复党的工作。是年11月1日，他们在香港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当时反抗日本侵略，实现民族解放，已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会议决定将该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日本侵略华北，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发动民族革命的战争，以求完全的解放”;民族革命战争没有广大的农民参加，便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土地革命与反日战争是不可分离的”^[2]。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3]。《纲领》还认为：“中国现有苏维埃的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要求恢复联俄、联共政策。这次会议选举了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等十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章伯钧成为临时中央的实际主要领导人。
 1937年7月10日，章伯钧和彭泽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共同遵守的纲领，实现民主政治，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成立人民武装指导机关，组织抗日志愿军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4]，但为蒋介石所拒绝。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电邀海外爱国人士回国，共赴国难，章伯钧随即回到南京，参与抗日活动。由于国民党歧视和排挤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设立的国防参议会，没有邀请章参加。
 1938年3月1日，章伯钧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代表会议，通过《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做政治上的大改革，“整个地扫除官僚主义的毒害，切实实行民主政治”^[5]。章伯钧说：“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增加抗战力量，保证抗战胜利。”^[6]他主张建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同年6月，他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不久，他和其他国民参政员一同去重庆。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将它的政策重点逐渐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1939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共产党和其他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掀起了宪政运动，章伯钧与张君劢、左舜生联名提案，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全国政治上彻底开放，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以增加抗战力量。这些要求在参政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引起“非常激烈的辩论”^[7]，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反对。11月下旬，章伯钧与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要求成立宪政政府。由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团结抗战，主张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在1941年3月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章伯钧被国民党除名。其后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也没有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皖南事变后，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派负责人为了加强团结合作，争取民主，调解国共冲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成立会，章伯钧被推为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集体参加了同盟。1944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继续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并任民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
 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中华论坛》杂志，章伯钧任主编。他积极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以代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建议，驳斥了蒋介石指摘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是“分赃”的说法。他说：“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团结全国打开时局的第一步骤。”^[8]7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身份得到恢复。为了促进国共团结，他和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冷遹、傅斯年等参政员于7月1日一同赴延安访问，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商恢复国共和谈问题，5日返回重庆。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积极主张全国各党派共同和平建国，实现民主，反对内战。9月15日，他发表时局谈话，指出：解放区的军队及政权，“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9]。他还指出，内战不得人心，“是招致灭亡自杀的途径”^[10]。
 1946年1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政协宪草审议会和宪法小组的工作。在出席会议的民盟和无党派代表中，他同沈钧儒、郭沫若、张申府被认为是能和共产党密切合作的四名左派人士。5月，章由重庆到上海。12月，他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他说：中国固然需要宪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统一。“有了这三个事实，宪法才有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是曹锟的宪法。”^[11]
 1947年1月13日，章伯钧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当前面临的任务是争取实现人民民主，遂决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决定以1930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为基本纲领。章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国共和谈破裂以后，国民党政府厉行白色恐怖，加紧镇压民主运动，于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被迫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章伯钧和沈钧儒反对解散民盟，相继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1948年1月5日至18日，他们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发表声明，否认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反动措施，不接受民盟总部在南京政府威胁劫持下的总辞职和解散总部，以及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的声明。会议通过宣言和政治报告两个文件，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拥护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并且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向同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这样，三中全会就成为民盟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决定沈钧儒和章伯钧以中央常委名义，负责领导全盟盟务。
 同年5月，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与在香港的其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随后在香港参与开展新政协运动。9月1日，章伯钧和沈钧儒离开香港，乘海轮前往东北解放区，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9月29日到达哈尔滨。11月26日，他们发表时局声明，提出：第一，民主的新中国，只有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第二，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第三，统一的新中国，只有在消灭统一障碍的反动独裁集团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12]。
 1949年2月，章伯钧由哈尔滨到达北平。6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民盟筹办的《光明日报》创刊时，他任社长。9月下旬，章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协常务委员，并被任命为交通部长。
 1954年章出任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和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1957年夏，章伯钧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1月29日，被免去交通部长职务。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因胃癌离世。
 1982年11月15日，举行了为民盟一、二届副主席，三届中常委章伯钧的骨灰移存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仪式。1985年11月11日，由民盟中央和农工民主党中央举行的“章伯钧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肯定了章伯钧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做了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对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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