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祝家庄人。生于1881年2月13日(清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1]。其父是喇叭手，母为巫婆。张年十二三，助其父掌铙钹度日。十五六岁时，随其母至营口，在一家赌场帮闲，后来流落北满当胡匪，又辗转到海参崴的华商总会当了门警小头目。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宗昌乘民党在关东招兵之机，由关东率胡匪百人至烟台，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后又跑到上海当上了光复军团长。在“二次革命”时，于徐州背叛民军，投降了北洋军江淮宣抚使冯国璋。1916年春，陈其美在上海策动反袁时，张接受袁世凯的金钱收买，密派其营长程国瑞将陈其美暗杀^[2]。自是先后升任旅长、军官教育团团长。同年11月冯国璋任副总统后，委他为侍从武官长。1918年初，张宗昌任第六混成旅旅长，率所部随湘赣检阅使张怀芝假道江西攻湖南，4月下旬在攸县以南与湘、桂系的护法军交战，一触即溃，大败而逃，沿途烧杀掳掠，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其后经醴陵转至湘南，收集大量溃兵，改任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到1920年6月，张部退入江西袁州(今宜春)驻防。1921年初，其军队在吉安因闹饷被赣督陈光远解散，张只身北归。

张在赣南失败后曾到保定钻营曹锟的门路，为吴佩孚所反对而无结果，便转往奉天投靠张作霖^[3]。开始不为张作霖所重视，只安排给他带一营宪兵，他自不能满意。1922年5月下旬，正当第一次直奉战争过后，直奉两军仍在榆关对峙时，前吉林军师长高士傧联合绥芬河胡匪卢永贵于中东路五站起兵，声称受吴佩孚命令反奉。张宗昌奉张作霖令出兵迎击，他带领一营宪兵从哈尔滨迎击由绥芬向西推进的高、卢所部。因卢部胡匪中小首领多与张宗昌为旧相识，对他怀有好感，且他又得到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于是一战获胜，高、卢被杀。张乘机收编其败兵成立三个团，由此见重于张作霖，被委为绥宁镇守使，升任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同年冬，他又收容了一批逃入中国境内近万人的白俄军，得到大量枪炮、马匹及铁甲车等物，遂成为奉系的实力派之一。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任镇威军第二军副军长，率部向热河进攻，连占要地，到冷口与直军激战。由于冯玉祥等举行“北京政变”，直军正面防线动摇、后退，张率先由冷口插入关内，进占滦州，切断了榆关方面直军退路，使直军一败涂地。张乘势收编了吴佩孚的军队四个旅，他的队伍一时猛增。二次直奉战后，段祺瑞的执政府成立。张临时改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协助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南下，他统率四个混成旅又两个梯队的庞大队伍，继续去攻打盘踞江苏的齐燮元(直系)。由于齐军内部涣散，张部没有经过重大战斗就到了上海，奉系势力遂伸张到长江下游。1925年2月，张任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驻节徐州。4月，改任山东军务督办。从此张宗昌独霸山东，成了以“祸鲁”著名的地方军阀。

1925年10月，爆发浙、奉战争。浙督孙传芳率部迅速攻占南京、蚌埠北进。张宗昌出动所部鲁军八万，在徐州以南地区与孙军激战;这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亦与奉军开战(国、奉战争)。吴佩孚也乘机抢夺地盘，构成纵横交错极其复杂的混战局面。11月初，张在与浙孙争战中已放弃徐州，退回山东。但接着河南国民二军派李纪才攻鲁西南，张与李军战于曹州至寿安地区。其时，吴佩孚曾委派靳云鹗率部增援李纪才军，靳、李两部一度推进到济南附近的八里洼。但不久吴准备联奉反冯，指示靳云鹗做折回河南的准备，于是张乘机拼命反击，保住了他在济南和山东的地位。与此同时，直督李景林(奉系)在天津与国民军作战，李被逐出天津，逃到济南向张求救。12月初，张为援李合组直鲁联军，自任总司令，派褚玉璞带兵北上，与国民二、三军相持于德州、沧州之间。1926年初，奉张(作霖)与直吴(佩孚)取得共同“讨赤”(反国民军)的谅解，张宗昌代表奉系与靳云鹗代表吴佩孚在泰山订合作条约。随后，张派直鲁联军北进与奉军会攻津、京国民军，并派其渤海舰队北上助攻。3月下旬，国民军退却，直鲁军与奉军占天津并于4月进入北京。8月，国民军为保存实力，自南口撤退，张宗昌以前敌总指挥令所部首先进入南口。战斗结束后，由吴佩孚举荐，北京政府授张为义威上将军。

张宗昌独霸山东期间，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依靠地主豪绅，残酷地压榨人民群众，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他征收的田赋，“每地丁银一两，至少八元，多至二十元”。按正额累计，竟“征至民国二十八年”^[4]。其他军事特捐及各项苛税，名目多至五十余种。滥发的各种毫无基金准备的纸币、军用票、金库券，不计其数。他把搜刮来的大批钱财存入大连日本银行，过着极端奢糜腐朽的生活。他到处招兵，但毫无军纪，又常不发饷，一任其部下贩毒抢劫，山东人民称张宗昌有“三不知主义”，即“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5]。其祸国殃民，可见一斑。

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不久，就封闭进步报刊，把大批的进步学生关进监狱。1925年5月间，他一手造成的镇压工人的“青岛惨案”更是骇人听闻。当时，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三万余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对日本财阀的剥削与压迫，举行大罢工，他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电令胶澳督办(青岛市长)温树德调集三千余军队，开到四方(青岛郊区地名)，打死工人八人，重伤十七人，轻伤者更多，被押解回籍的三千多人。6、7月间，青岛人民继续开展斗争，张又亲到青岛进行镇压，将工人领袖、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及青岛《公民报》进步记者胡信之等多人逮捕杀害。

此外，张宗昌还在山东各地肆意逮捕屠杀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和人民群众。当时在各地传开的“切开亮亮”(把人头当做西瓜，切开晒太阳)、“听听电话”^[6](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反映了张宗昌的统治是如何黑暗和恐怖。因此，到处怨声载道：“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7]，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他的切齿痛恨。

1926年4月，张宗昌率军入北京后，立即委派各级税官进行搜刮，强迫商号居民使用奉票和山东军用票。8月6日，他下令杀害了《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并同时封闭了多家报馆。

北伐战争开始后，盘踞在华中和华东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及孙传芳迅速被击败，北伐军的炮火眼看就要烧到张宗昌与奉系军阀盘踞的地区。11月，张宗昌和北来求援的孙传芳与张作霖等举行天津会议，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被任为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率直鲁军“援孙(传芳)”，二次南下。1927年初，张调集十多万人枪，分兵两路南进，一路直趋南京、上海，接孙军防务;一路由他自己指挥进取皖北合肥。由于北伐军的迅速推进和归附了南方的皖北地方军队强烈抵抗，张在安徽方面连遭挫败。

3月上旬，北伐军推进到上海附近。3月21日，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张宗昌的直鲁军在沪东天通庵车站及闸北宝山路和北站一带，用机枪、大炮轰击工人，并在闸北放火烧毁民房，特别是张部白俄军还用铁甲车开炮射击工人群众，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凶残本性。但是英勇的起义工人终于胜利地占领了上海，直鲁军纷纷弃械投降，张宗昌令其残部退回山东。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张宗昌乘着宁、汉分裂之机继续在津浦、陇海线与蒋、冯各军开展拉锯争夺战，先后在蚌埠、徐州及兰封等地区受到沉重打击，12月再次退回山东。

1928年4月，蒋介石继续“北伐”。张宗昌于月底逃出济南，一路溃退到德州、天津至冀东。他和褚玉璞一度宣言“班师”回奉，但结果受到张学良与国民党白崇禧部的双方夹攻，9月他的残部五万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编。他只身跑到大连，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1929年初，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一度纠合鲁军余孽到烟台登陆，但旋即失败，逃往日本别府当寓公。“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企图重新获得山东的地盘。1932年9月，张从北平窜回济南，引起了当时山东统治者韩复榘的注意。9月3日，韩复榘指使张的仇人郑继成将他刺杀于济南车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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