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原名本尧，曾字警魄，后改文白，安徽巢县人。1890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四日)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家。父亲务农兼手工业，有一定文化，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等书。张治中从六岁起进私塾，聪颖好学，苦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达十年，深受孔孟之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十五岁时应童子试未中。他从一些书报及朋友交往中接触到新思想，萌生弃文从军、救国救民的想法。

1906年，张治中离家外出谋生，先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不久到安庆报考陆军小学，继而到扬州投考随营学堂，均未遂愿。为生计所迫，他先后当过盐防营备补兵、测绘学堂传达、备补警察，最后在扬州当了一名值勤警察。几年的颠沛流离，备尝生活之艰辛。

辛亥武昌首义后，张治中在上海参加学生北伐军。嗣后学生军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张治中喜出望外。他在军校第三期步科勤学苦练四年，成绩优异;同时博览群书，爱国思想日增。1916年12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安武军”倪嗣冲部见习。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张治中离开“安武军”经上海到广州，投身护法运动。他先后在驻粤滇军任连长、营长，在驻粤桂军任师参谋长、桂军军校大队长，还曾到四川担任川军独立旅参谋长等职。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开办陆军军官学校于黄埔。张治中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参加黄埔军校建校工作，6月开学后任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他和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有交往，钦佩周恩来的“谈吐、风度、学养，都有很大吸引力”^[1]。他在军校第三期任学生总队代总队长，第四期入伍生团团长，忠于职守，工作负责，受到学生的尊敬。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校内既有国民党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也有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两个组织不时发生矛盾。张治中受到周恩来及邓演达、恽代英等人的影响，对青年军人联合会支持较多，言论也逐渐左倾，被人称为“红色教官”。有时双方矛盾激化以至发生冲突，张则力求保持中立，并劝蒋介石要注意保持国共合作关系。对于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张公开采取批评态度，几遭逮捕。蒋介石赞佩张忠诚直言，老成可靠，未于责难。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张治中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随军北上。武昌光复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3月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名，通称黄埔军校)在武汉成立分校，张治中出任教育长兼学员团长。随着国共两党分歧日益加深，双方都竭力争取张治中，张“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徘徊两者之间”^[2]。1927年3月，他在进退维谷之中辞职离开武汉。11月赴欧、美和日本等国考察，开阔视野，获益甚多。

1928年7月，张治中归国，被掌握了全国军政大权的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张要求调任教育工作，力求“躲避两党斗争的风暴”^[3]，乃被派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自兼，张治中实际上为军校主要负责人。他扩充教学课程，增加教学设备，提高教学水平，同时严整军纪、校风，努力使军校正规化。他不拉帮结派，不搞个人势力，大事都请校长定夺，还教育学生拥戴蒋介石，说蒋“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值得我们拥护的”^[4]。这些言行，深得蒋之赞赏。

张治中虽任职于军校，但还是几次被蒋介石任命军职，带兵作战：1929年蒋、冯之战任武汉行营主任;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任教导二师师长;1932年淞沪抗战任第五军军长;1933年镇压“福建事变”任第四路军总指挥。但是，他始终避免参加攻打红军的反共内战。每次战事结束后，他仍回军校任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张治中见战事不可避免，建言蒋介石对京沪一带早做战备，必要时“先发制人”。先是1930年张治中兼任京沪警备司令，他特在苏州秘密设立司令部，周密部署和督促工事构筑、战斗训练、兵源补充、后勤供应，拟定了作战计划。如今面临日军侵犯淞沪在即，张治中获准指挥第五军于8月11日开始向上海集中，12日各部到达指定位置。8月13日淞沪抗战揭开战幕，张治中任京沪警备司令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进驻南翔，指挥所部向日本侵略军的杨树浦、虹口、公大纱厂等据点发起攻击。十天后日军自沙川河口等处登陆增援，张治中指挥第五军等抗日将士顽强抗击。嗣后淞沪会战全面展开，先由冯玉祥、继由蒋介石亲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直接指挥上海战事。张治中指挥四十天战事极度疲乏，并防与友军摩擦，于9月22日辞职获准回乡休养。

1937年11月，张治中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他第一次出任地方行政长官，面临抗战大局，乃“寓国防建设于地方建设”，“寓军事于政治”，提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的新政目标，努力健全和改进行政机构，惩治贪污，分派经过训练的人员，逐级更换县、乡保长。他发动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大规模组训民众，编组民众抗日自卫团，建立常备队、后备队，民众不离乡土，抗日自卫。不幸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湖南成为抗战前线。11月10日，日军侵占岳阳，长沙在“焦土抗战”方针下，于12日夜起突然纵火焚烧三昼夜，五万余栋房屋被毁，两万余人被烧死，几十万人无家可归，中外震惊，张治中难辞其咎，以“用人不当”、“漫无防范”之责，被“革职留任”。

张治中之治湘，虽仅一年多，又有长沙大火案，但还是得到蒋介石和多数朝野人士的赞赏。1939年2月，他奉调至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直接协助蒋介石主管军事机要，联系各部、会和战区，参与战事指挥，以为蒋分忧分劳为己任。1940年9月，调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他在政治部与副部长周恩来相处甚洽，还设置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大量安置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有利于团结抗日。对于国民党特务在四川綦江设立的集中营“战干团”杀害爱国青年事件，他严厉惩办首事人员，断然撤销了这个集中营，释放了全部爱国青年。以后又把其他两个“战干团”也撤销了。他在“三青团”内，秘密发动倒孔(祥熙)运动，声讨孔氏家族倒卖黄金美钞的贪污行径。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率领“三青团”代表联名提出《改革政治方案》，要求“真正以工农为本党组织之社会基础”，“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城市土地和大工业收归国有”;并“举行党团员财产登记，每人不得超过十万元，超额者捐献，拒绝者一律开除党团籍”，等等。这反映了张治中等人改造国民党的强烈愿望。

抗日战争期间，张治中积极实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路线。主政湖南时，他向蒋介石建言加强两党团结，减少无谓摩擦;并聘请叶剑英任省政府高级顾问，以备指导游击战。在重庆，他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人士时相过从，友好往还。皖南事变发生后，张于1941年3月向蒋介石上万言书，批评蒋对中国共产党问题处理失策，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5]。此后，张治中被蒋介石派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先后于1941年与周恩来等、1942年与林彪等、1944年5月与林祖涵等、11月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进行会谈。

抗战胜利后，张治中还参加了重庆谈判(1945年8月至10月)和停战谈判(1945年12月)、整军谈判(1946年2月)、东北停战谈判(1946年3月)。为了促成重庆谈判，张治中和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一起专程往返延安接送毛泽东，并把自己的住宅腾出来供其使用。在一系列国共会谈中，张治中更多地了解了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共是中国政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力求有所协议^[6]，但终以蒋介石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和谈彻底失败。

1946年4月，张治中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后改称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兼任改组后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后，在施政纲领中强调加强民族团结，实行民主政治。他竭力缓和民族矛盾，任用少数民族人士，释放全部政治犯，严惩贪污，免除部分税收，改善人民生活。他十分注意与紧邻的苏联的关系，以维护安定的局面。他还受周恩来之托，争取到蒋介石的同意，释放了被盛世才关押多年的中共干部一百三十一人，并派员护送回到延安。

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节节败退，到1948年底已临崩溃之势。11月，蒋介石电召在兰州的张治中回南京商讨对策。张治中一本反对内战、恢复国共和谈的初衷对蒋说：“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建议放弃“戡乱”，恢复和谈。但蒋介石不肯认输，还想要张治中出任行政院院长或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协同指挥内战，张辞拒。

三大战略决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主力消耗殆尽，内外交困，张治中同张群、吴忠信一道，几次力劝蒋介石下野。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但蒋介石离开南京回到家乡后，仍在幕后指挥一切。张治中于3月初到溪口住了八天，与蒋详谈一切，劝导蒋应出国，放手让李宗仁去促进和平。蒋岂肯出走。其时代总统李宗仁表示愿意与中共谈判，但他知道蒋介石不肯放手，难以找出合适人选，乃请张治中出面担任和谈首席代表，认为“和谈能否成功，唯张是赖”^[7]。张治中深知此任之艰，于3月29日特地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看了南京拟订和谈“腹案”后，表示“没有什么意见”，还说愿意终老故乡。

4月1日，张治中率领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半个月的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但是李宗仁等认为协定不符“划江而治”的方案而拒绝接受，蒋介石更是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8]。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李宗仁等电令张治中返回南京，周恩来则劝他们留下，不要重蹈张学良的覆辙;毛泽东也亲往张的住处慰问，多方劝导。张治中从极度苦闷与矛盾的心情中逐渐解脱出来“渐次宽解”。6月26日，他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攻击和诽谤，发表对时局声明，为中国的解放感到欣喜、安慰，号召国民党军政官员“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9]。9月8日，张致电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促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9月21日，张治中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12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后，他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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