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让，号季龙，江苏武进县人。生于1893年12月28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张赞宸，曾任萍乡煤矿总办。张志让十二岁起，随同兄姊在家中就读，在聘请的教师教授下奠定了国学基础。十七岁时参加“南社”在苏州的成立大会，成为南社早期社员之一^[1]。十九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初级部，两年后改入北京大学预科理科。不久因学潮停课，到上海入大同学院，于1914年毕业。次年夏又在上海复旦公学就读一学期，即赴美国留学，先进加利福尼亚大学文科，1917年秋改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系^[2]。1920年夏毕业后，转赴德国入柏林大学，仍攻读法律，一年后回国。

张志让回国后在北京任职，先在司法部任参事，两年后任大理院推事，接办民事诉讼案件，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北京法政学校兼课。1926年秋离京回乡省亲。其时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湘、鄂、赣、闽取得节节胜利，国民革命运动进入高潮，1927年初汉口和九江人民收回了英租界。张志让深受感动，毅然去函北京辞职，于3月间乘船到达武汉，热烈的革命气氛使他振奋不已。他去看望远房堂弟、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张太雷，经过长谈了解了革命形势;后经介绍参加了国民政府工作，任最高法院审判员。此时他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又召开“分共会议”，武汉最高法院随之结束。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筹组最高法院，曾有人函邀张参加。张认为蒋介石在宁、沪等地建立的统治是反革命性质的，必将失败，因而断然拒绝。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是革命事业必将成功，决心投身此项革命事业;后来又听到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更坚定了他的信念。

1927年冬，张志让在上海开始执行律师事务，直到1937年离沪。头几年曾在东吴法学院兼课;1932年春起受聘复旦大学任法学教授，先后兼任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并兼任上海大中中学校长。他到上海不久即与中共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表达了加入中共的愿望，地下党员对他说：党认为像他这样在社会上已有一定职位的人，在党外做工作比之入党作用将更大，所以决定暂时不让他入党^[3]。此后他利用合法身份主持正义，为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并让中共组织的会议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和住所召开。他执行律师事务与常人不同，专为进步人士、革命者和一般平民百姓辩护，从不计较报酬，有时反给资助;而不愿接办银行家、大资本家们的诉讼案件，因此业务收入很少^[4]。遇到中小企业劳资纠纷法律咨询时，多劝资方向劳方让步息事。英国人牛兰(Hilaire Noulens)因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拘押而绝食时，他曾随宋庆龄赴南京营救。日本水兵中山秀雄遭狙击而死，租界当局诬陷叶某等两人为凶犯，张在为叶等辩护时，将定罪的破绽一一列出，沪上各大报两次以两版篇幅刊出张的辩护书全文，虽上海法院仍判处被告等死刑，但最高法院对被告不服的上诉只能悬而不判，在抗战胜利后终于改判为无罪释放。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在上海无理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七人，当晚张志让即接受委托为沈钧儒辩护，名列二十多名辩护律师之首。张执笔撰写长篇辩护书，与其他律师共同到庭辩护。其间他又随宋庆龄等前往苏州向法院抗议，并同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为救国甘愿入狱的“救国入狱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邀请各界人士出席庐山谈话会，张志让也在被邀之列。他在会上发言力主团结一致，对日抗战。淞沪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各界抗日后援组织，担任宣传工作。上海沦陷后，他离沪经香港转赴武汉，和救国会友人汇合，继续进行抗战宣传工作。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张担任该部第三厅宣传处的科长，曾起草全面抗战的宣传纲领，在《新华日报》等报刊全文刊登。武汉失守后，张志让经长沙去桂林，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政治部任宣传组组长。虽然科长、组长这种职务和他的资历、身份很不相称，但他为了抗战从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名利。其时他曾在广西大学兼课，并被聘为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有人劝他加入国民党，他拒绝了^[5]。1940年冬，他到重庆复任复旦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还兼任校刊《文摘》的总编辑。他经常与进步学生保持联系，并暗中给予保护;同时注意团结进步教职员工，尽力聘用进步教职员，抵制反动分子。他讲授的共同必修课“哲学概论”，实际上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受到学生的欢迎。他同救国会友人经常聚谈，共同参加民主爱国活动。他曾多次受到周恩来的约见，聆听周对时局的精辟分析，获益良多。

1943年秋，蒋介石提出“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的口号。是年冬成立以蒋为会长的“宪政实施协进会”，除国民党要员外，又邀聘了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黄炎培和张志让等三十八人为委员。为了把宪政宣传的旗帜夺过来，成为启发人民觉悟向国民党当局要民主自由的有力武器，1944年元旦由黄炎培为发行人、张志让为主编的大型政论性月刊《宪政》创刊号在重庆出版，受到各界重视，三天内销售一空，十天后再版。创刊号的社论即是张志让执笔的《中国宪政运动与世界民主潮流》，它阐明了要求民主、促进宪政、还政于民已是不可抗拒的民主运动洪流;号召“中国人民应该团结一体，为抗战、为民主、为宪政而奋斗”。《宪政》陆续出刊了二十六期，几乎每期都有他大声疾呼鼓吹民主宪政的文章，且多针砭时弊之论。由于他对孙中山著作有较深的研究，在文章中常加引证，以致国民党报刊检察机关对之难以删砍。《宪政》创刊后还每月举行一次“宪政座谈会”，张在每次会前都做了精心安排，印发“研讨要点”。与会者纷纷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民主讲坛。重庆不少报刊都用很大篇幅，《新华日报》甚至用整版版面发表座谈记录，受到广大读者欢迎。通过两年多的座谈会“以文会友”，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张与出版界进步人士还发起组织“重庆杂志界联谊会”的活动，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登记制度。

抗战胜利后，张志让于1946年夏随同复旦大学回到上海。此时，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加强其独裁统治，迫害民主进步力量。张志让着手联络上海各高校的进步教授沈体兰等，于1946年9月举行了第一次教授聚餐座谈会，商定以后每月聚会一次，后来即称为“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从十几人逐渐增至八十多人。“大教联”推选沈体兰为主席，中共党员李正文为组织干事，以及张志让等七人组成核心干事会，实际上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张虽非中共党员，但他按照中共的意图做了不少工作，被大家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6]。“大教联”曾领导上海民主教授发表过十多次爱国民主宣言，如呼吁停止内战、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抗议沈崇事件、反对中美通商航海条约、声援学生反饥饿游行等。这些宣言文稿多由张草拟定稿，在座谈会上动员会员签名后，亲自和沈体兰送到《文汇报》、《大公报》上发表，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1947年5月他组织复旦大学教授抗议国民党军警制造“五二○”惨案而举行集体罢教，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教育界民主运动的高涨。是年夏，各大学进步教授被解聘三十多人，他与曹未风等商请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研究社”名义，对被解聘的教授按月发给生活补助。对于复旦大学奉令解聘三十名教授之举，张与校长反复交涉，最后以撤掉他的法学院院长职务而换来停止执行解聘教授之令，在“大教联”中传为美谈。他常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不顾自身的安危，积极营救遭国民党当局迫害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师生;同时对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等人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他们拒绝跟蒋去台湾。

1949年初，张志让接到中共中央的邀请，化装离沪，经香港、烟台于3月间到达北平，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在北京大学讲授新哲学和比较宪法。上海解放后，复旦大学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会制，张志让被任命为首任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起张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并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届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等职，对我国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

张志让学识渊博，精通英、德、俄文。他自奉节俭，生活简朴，但对友人的困难则慷慨相助。他待人宽厚，平易近人，在原则问题上则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他平时不苟言笑，举止严肃庄重，却擅长唱京戏旦角，在三四知己相聚时常清唱一出《打渔杀家》。

1978年4月26日张志让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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